一边采访，采访完了，“请问，你能不能帮忙订一下我们的报纸。”
“记者订报”这回事，是我在大学的教育里无论如何不会知道的事情。
打从刚进入《楚天金报》的第一年起，当“头儿”下达上级记者订报任务时，我就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记者去订报”，岂不是一件可能会损害报道中立性的事情？
拿人手软，吃人嘴软。一旦开口找人订报，有求于人，欠人人情，此后一定会对采访工作及报道写作带来影响，也会影响到作为一名记者的尊严。
然而，这一我觉得是“常识”的“常识”，却在我在《楚天金报》工作的三年里，变成了“非常识”。周遭的领导，同事，毫无异义地自觉贯彻“订报”的任务，反而让“大惊小怪”的我，变成了一个怪物。
当然，要求“订报”的并非《楚天金报》一家，《武汉晚报》，《武汉晨报》，《长江商报》等报纸也要求“记者订报”。到了我工作的第二年，湖北市民报业中的“大哥大”《楚天都市报》也开始要求记者订报。再到我工作的第三年，连《湖北日报》也开始要求扩大发行，当然因为《湖北日报》是党报，所以靠的不是“记者出动”，而是各行政力量。
当时，敝报之所以要记者订报，说法是“订报是报纸存活下去的生命。报纸如果没人看了，报纸的生存也就没有意义了。记者跑线，认识不少线上的通讯员或各方面人士，通过将报纸送到他们手中，能够巩固报纸和这部分读者的联系，是报纸的利益所在。”在纸媒广告吸收和发行每况愈下的当下，这种说法也确实是“另一个常识”。只是当时的我总觉得，“专业人做专业事”，“订报还需要专业的订报人员去做”。可现实是，各大报虽然有订报人员，但人数不多，力量甚微，所伸及的触角，也多往往局限于“小市民”，对政府公司企业的“攻克力”甚微。
第一年，我的订报任务是30份，第二年是100份，第三年翻了三倍，达到300份，年年递增。
由于我刚开始工作不久，人脉微博，所以订报签约率总是不高。每周一次的例会，部门主任总要公布各记者“订报”成绩。“A记者
300份，率先完成了任务，她过去一周非常努力，工作与订报两不误。B，200份，他也很不容易啊，家里有事儿，但他还是努力把工作放在第一位。杨，10份。新人要加油啊。”每当念到我的名字和“订报成绩”时，我都无地自容，把头深深地埋进桌子里。
在这种订报通气会的最后，部门领导的结束语，总是“同志们，我们离上级交待的部门订报任务6000份还有3000份的缺口，现在离春节还有2个月。今年上级说了，不完成任务，就会影响年终奖。同志们加油啊。”
拜订报所赐，一年当中，每当进入9月，就开始了繁忙的订报季。到了第三年，印象中，订报已经提前到了8月。原因是，武汉各大报业的订报竞争日趋激烈。不单只有各大报社的记者在抢订报，不少机关单位也“深负订报重任”。这其中印象中最深刻的当属工商部门，工商人员走街串巷，挨家挨户要求订报，完成各方面交待的任务。市场上也不只有这五张市民报在相互竞争，连《消防报》等各种“闻所未闻”的行业内报纸也在争夺市场。早启动订报，这叫“先发制人”。
一个单位，只要不是“土豪单位”，它的订报数量终究是有限的。有的单位是一整家单位，每份报纸只订一份，都不得罪。有的单位是一家单位，只订一两份报纸。
刚一开始，我的人脉不深，靠的都是这种一份两份式的订报。这样下去，当然永远完不成任务，不过为了缩小与订报目标的差距，这一两份也不能轻易放过。武汉三镇很大，我出去订报，又无报社专车接送，还得自己在公交，的士，轮渡，摩托轮番转换，一路摇摇晃晃，有时常常为了订一份报纸，大半天的时间都花在了路上，哪还有什么时间去写稿采访。而最要命的是，每月照样还得完成稿分任务，照样不能漏稿，否者分数低，月工资也会受到影响。
一份两份的订报，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后来，我不得不找各种订报大户。无奈不少订报大户，几乎都是“名山有主”，我也无过人关系，只好开发新市场。
在我工作的第二年，我找到了一家在武汉开有百家连锁店的快餐企业，包括吃闭门羹次数在内，一共上门九次，和店老板提出各种合作方案，后来估计店老板也被我“感动”，订了100份报纸。最后一次，当我拿到汇款单时，那是一个风雪飘撒的冬日午后，路上已有积雪被车轮压成污泥。为了从店家赶回报社开部门会议，打不到的士的我，索性跳上一辆摩托，迎着刺骨的风雪，怀里揣着发票，我心里想满了“很多事”。
然而，就算订成了100份，离300份的任务还远未过半。
时间一步一步地向春节移动。当各家各户都在忙着置办年货，农民工扛着大包小包回家过年时，没有完成任务的我，还在冬日的寒冷中东奔西跑。
部门的订报任务，总在“头儿”和各位前辈的共同努力下，“千钧一发”式的完成。部门的年终奖也终于能够如期发出。对此，我深表感谢，同时也不知所以然地撇嘴一笑。
现在回想起来，“订报”这件事刷新了我的“下线”，不过正因为报纸“时局维艰”，我才一步一步“体认时艰”，看尽报业最艰困的状况，同时把“自己也放在了越来越低的位置上”，磨练了自己永不“颐指气使”别人的气质与修养。
“又到了8月份了。2012年订报季节启动。”
对我来说，已经没有2012年了。
2012年8月，我跳槽来到了上海的《第一财经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