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年一月二日，结束在法国的任期后，我的父亲裕庚大人以及我的母亲带着家人、随从、随从家属、仆人等共五十五人乘船回到上海。我们抵达上海的时候，天下起了倾盆大雨，这可是件麻烦事。安置众多的随从对我们来说尚成问题，更不用说照看大堆的行李了。根据我们以往的旅行经历，在眼下这种时刻，这些随从、仆人中没有一个能指望得上的。因此，我们只好将全部希望寄托在母亲身上。毫无疑问，母亲在处理这些麻烦事情上是个天才。
船抵达法租界的港口时，我们见到了上海道台（上海最高行政长官）以及众多上海的地方官员，他们都身穿朝服。上海道台告诉我父亲，他们已经准备好天后宫供我们在上海逗留期间居住。但是，我的父亲拒绝了道台的好意，他告诉道台，在香港的时候我们已经给法租界的侨民饭店打去电话，想必那里已经为我们打点好了一切。一八九五年，父亲作为驻日公使前往日本就任的途中，我们曾在“天后宫”短暂居住。鉴于以往不愉快的经历，我们也不想再住一次。
天后宫是一座古老的建筑，刚刚建成的时候非常漂亮，但如今年久失修，已经破烂不堪。按照朝廷规定，高官经过地方时，地方官员必须为高官提供食宿。而高官们在这种情况一般也会客随主便。但是，我的父亲总会婉言谢绝这些帮助。
最后，我们终于安全到达侨民饭店。到那里才得知朝廷已经两次打来电话要求父亲即刻进京。但那时通往天津的航道还处在冰封期，加上父亲年迈多病，离不开医生的看护，因此没有办法成行。如果绕道秦皇岛，父亲的身体也是禁受不起一路颠簸劳累的。于是，父亲打电话说，待贝普河一开冻，我们会立即离开上海，赶往天津。
二月二十二号我们离开上海，二十六号抵达天津。如先前在上海的经历一样，天津的道台及当地的一干随从接待了我们。
这里有一种奇怪的风俗，所有从国外归来的高官一踏上中国的土地，就要立刻去请圣安，以祈求皇帝安康。像道台这样的低级官员是没有资格享有这种殊荣的。我们到达天津的时候，直隶总督袁世凯也在那里。他派了一位很精干的官员，负责安排我父亲请圣安的时间和地点。一切妥当后，我父亲和袁世凯就向万寿宫进发了。他们都身穿蟒袍，外披马褂，颈挂朝珠（琥珀色），顶戴孔雀花翎及红珊瑚珠。
万寿宫主要用于举行接见仪式。他们到达的时候，已经有一群官衔较低的人在那里等候了。在这座庙坛的后殿中央，摆放着一张狭长的桌子，桌子上面供奉的是皇上和太后的圣位，圣位上写着“万岁万岁万万岁”。总督，也就是袁世凯以及其他官员已经先行到达。袁世凯站在长桌左边，其他官员自动分立在长桌两厢。然后我父亲径直走到长桌前面跪下，嘴里说道：臣裕庚恭请圣安，万岁万岁万万岁。请过圣安后，我父亲立即站起来，问候圣体安康。袁世凯回答说他们一切安好。就这样，整个仪式就算结束了。
我们在天津停留了三天，二十九号到达北京。父亲的健康状况每日愈下，于是提出四个月的假期去休养身体，得到慈禧太后恩准。
在我们去巴黎之前，原已修建了一座漂亮的大宅院。但一九○○年，这座宅院在义和拳运动中不幸遭到毁坏，我们损失至少一万两白银。最后我们租了一处中国宅院，暂时安定下来。
其实我们的老房子也不完全是新建的。在我们买那座宅院的时候，院中已经有一座精美的老房子。那原是一位王爷的府邸，经过一番巧妙的重装改造后，这座府邸就变成一座漂亮的西式住宅了。在这里用“西式”，只是说它表面看起来偏西式，比如门、窗、走廊、室内陈设等等，从根本上说它还是一座中式住宅。房子的整体布局以及庭院与北京的大多数房子无异，都是同一种闲适的风格。此外，院中还有一个大约十英亩的花园。
在我们去巴黎的时候，这座房子才刚刚装修完。在建造和装修这座房子上，我们花费了大量金钱、时间，所以仅仅住了四天就离开这个美丽的地方让我们全家都感到非常遗憾。然而，对于中国的高官来说，不知道他们一生中还要承受多少这种磨难，这只不过是无数磨难中的一个罢了。
北京的房子大多风格闲适，并且占地面积很广。我们的老房子也不例外。院中有十六座平房，大大小小的房间大约一百七十五间。所有的房门都面向庭院，围成一个四方形。房子门前有走廊相通。这样的布局，你无须跨出大门一步，就能通过走廊从一个房间进出其他房间，走廊用玻璃密封。
读者或许会奇怪，这么多房间，我们要如何安排。其实，像我们这样一个大家庭，加上众多秘书、文员、信使、仆人、马夫和轿夫，可以说要让这些房子物尽其用没有一点问题。
环绕房子的花园是依照中国风格建造。园中池塘里，金鱼游来游去，夏天时，塘里开满荷花，小桥横架，垂柳扶岸，各种各样的花儿布满小径两旁，花带在池塘岸边迂回曲折。一八九九年，我们去巴黎的时候，花园里整个看去一片花和绿色的海洋，见者无不赞叹。
在北京我们没有自己的房子，不知道安顿在哪里。因此，在天津的时候父亲就打电话给他的一位老朋友请求帮忙代找房子。颇费一番周折之后，我们总算有了一处安身之所。后来我们才知道这处居所颇有来头。
义和拳运动之后，李鸿章曾在这里和外国列强签订了《辛丑条约》，并最终在这里寿终正寝。李鸿章去世后，我们是第一家住进这座房子的人。
中国人非常迷信，他们认为如果住进死过人的房子，很多恐怖的事情会不请自来。然而我们安排妥当之后，周围的一切风平浪静，我们在这里住得也非常舒适。很多朋友在我们住进这座房子之前说，如果我们胆敢住进这座房子，会招致很多麻烦，现在看来未必如此。但是，如果将我们老房子被烧的时间与之联系起来的话，我倒觉得他们的担心情有可原了。
房子烧毁造成的损失，我们怕是永远也挽救不回来了。如果竭尽全力弥补自己经济上的损失，对于身为朝廷官员的父亲来说着实不妥，可能会使他声名狼藉。那时，人们普遍认为朝廷命官不应当考虑自己和家庭的私利，在任命期间的所有经济损失他们都必须默默承担，毫无怨言。
一九○三年三月一日，庆亲王和他的儿子载振贝勒来看望我们，并告诉我们，慈禧太后想见见我的母亲和我们姐妹二人，希望我们次日清晨六点前往颐和园的万寿山。我的母亲告诉庆亲王，我们一直都穿洋装，回国后也没有置办合适的满服。庆亲王回答说，他已经告诉过太后我们的情况，太后已经得知我们一直都穿洋装，并且她交代过，我们进宫可以不必穿满服，太后她老人家很乐意看看我们穿的洋装，她可以借机研究一下洋人的着装方式。
我和我的妹妹都为准备这次接见要穿的服装绞尽脑汁，她想穿一件淡蓝色丝绒长袍，她觉得那个颜色最适合她。我们还是小女孩的时候，母亲就为我们选择几乎一样的衣服。我说我想穿我的红色丝绒长袍，因为我觉得慈禧太后应该更喜欢红色。经过一番讨论，我确定了自己的想法。我们都头戴可爱的红色带羽毛的帽子和相同颜色的鞋袜，这样整体搭配，看起来更协调。我母亲则穿上她那件优雅的海绿色雪纺长袍，长袍上刺着淡紫色莺尾花，镶着淡紫色天鹅绒花边，头戴一顶大大的黑色天鹅绒帽子，帽子上还插着一根长长的白色羽毛。
因为我们住在北京城中心地带，距离颐和园大约三十六里地，我们的出行工具只有轿子，所以，为了早晨六点能准时到达颐和园，我们必须凌晨三点动身。进宫，一直以来都是我梦寐以求的，可想而知当庆亲王带给我们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是多么激动。当时的我很紧张自己穿着是否得体，能否准时到达颐和园。在我的生命中，我一直梦想着进皇宫，去看看那里到底长什么样子。但由于我一直在京外生活，更确切地说是在国外生活，所以，今天我才有机会第一次实现梦想。此外，我父亲从来没有在满洲孩子出生登记册上登记过我和妹妹的出生，因此，在我们回国之前，慈禧太后一直不知道原来裕庚还有女儿，这也是直到今天我们才有机会进入皇宫的原因之一。我父亲告诉我，他之所以没有把我们的出生登记入册，是因为他想尽他所能让我们接受最好的教育，因此不得不对慈禧太后隐瞒此事。此外，根据满洲习俗，凡是二品以上满洲官员的女儿，年满十四岁后，就应该进宫，以备皇帝选妃之用。慈禧太后就是这样被咸丰皇帝选为嫔妃的。但我的父亲还有其他计划，他对我们还有更大的期望。
凌晨三点，我们坐上轿子，天还是一片漆黑。轿子四周各有一名轿夫，因此每顶轿子共有四名轿夫。因为路途遥远，我们需要两班轿夫轮换。也就是说三顶轿子共需要二十四名轿夫，这还不包括每顶轿子前边的领班。每顶轿子旁边还有三名骑马的军官，后边都跟随两名仆人。另外还有三辆大车跟在队伍后面，大车是轿夫们轮换休息的地方。这样算下来，这支浩浩荡荡的队伍总共有四十五人，九匹马，三辆车。
四周黑漆漆的一片，坐在轿中能听到轿夫们前后吆喝“小心坑坑洼洼的路”“小心路面的石头和坑”的声音和旁边啪嗒啪嗒的马蹄声，除此之外，万籁俱寂。我在轿中，心里有种极度的不安。我想告诉我那些从来没有坐轿远行过的读者，轿子是最不舒服的一种交通工具，因为你必须笔直的坐在轿中一动不动，否则轿子就有翻倒的危险。
这次行程真是漫长难耐，到达大殿门口的时候，我已经全身僵硬，疲惫不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