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二十六号早朝的时候，庆亲王说美国驻北京公使康格夫人请求以私人身份拜见太后，日期等待太后定夺。太后叫他第二天再给予答复，她需要时间考虑一下。他们说话的时候，我正坐在大屏风后侧耳倾听，但一旁的女官们叽叽喳喳，吵闹不停。幸好太后及时阻止她们。我心里暗自高兴，因为这样我就能听清太后和大臣们之间有趣的谈话了。退朝后，太后吩咐将午膳安排在山顶的排云殿内。太后说她想走走，于是我们跟在她身后，慢慢地走向排云殿。要到达山顶的排云殿，我们要攀登二百七十二级台阶，然后还要走十分钟极其崎岖不平的山路。太后似乎不在意爬山的辛苦，不过扶着太后的两位太监就滑稽了，他们尽力与太后的步伐保持一致。我注意到太后似乎非常专注，一言不发。
到达山顶的时候，我们几乎都精疲力竭，太后自己很善于走路，看到我们的样子就笑话我们。当太后在技巧性游戏或者耐力比赛中获胜的时候会非常高兴。她说：“你们看，我都一把年纪了，比你们这群年轻人走的都快，你们真是太没用了，你们这是怎么了？”太后很喜欢听别人称赞她。我在宫里已经待了那么长时间，我已经清楚地知道哪些话能取悦太后。但是，太后也不喜欢不合时宜的奉承，所以，即使是说赞美的话大家也要格外小心。
排云殿周围到处是开满粉色和白色花朵的夹竹桃，大殿前面是一片开阔的空地，好像一个院子一样，非常漂亮。殿内有一张瓷桌和几把瓷凳。太后坐在她那黄色缎椅上，静静地喝茶。当天的天空明净，阳光和煦，但是有风。太后仅仅在外面坐了几分钟，就进殿内去了。我心里也正巴不得进去，便对皇后耳语说我的头饰都快要被风吹走了。
太监们端来午膳，一样一样地在桌子上摆好。太后示意我们跟她出去，我们照做了。我们来到后廊，在窗座上坐下。这里我要解释一下，宫里的窗户开得都很低，在走廊里，沿着窗户建有一排长凳似的东西，大约一英尺宽。在排云殿内，除了太后的御座，是看不到第二把椅子的。皇后问我，是否注意到太后似乎有心事。我告诉她，太后可能是在考虑早上庆亲王提到的私人接见的事情。皇后说我猜得没错，又问：“你知道这次接见的情况吗？定的什么日子接见？”我告诉她太后还没有给予答复。
这时候，太后已经吃完饭，在屋内走来走去，看着我们吃饭。她走到我母亲身旁，说：“我不明白康格夫人为什么要求私人接见？没准儿她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吧。我倒是非常想知道她要说什么，这样我就有时间思考该如何答复她。”我母亲说也许康格夫人有客人想让她引见给太后。“不是，不会是这事，”太后说，“如果是那样的话他们都会预先开一张名单给我。正式朝见我倒不介意，但我一点都不喜欢私人接见。你们都知道，我不喜欢被人问来问去。按照洋人的礼节，他们似乎非常和善、礼貌，但他们的礼节总比不上我们。我很尊崇我们祖上留下来的礼仪，只要我活着就不会改变这些礼仪，我这样说好像显得有些保守。但是回头看看我们祖上留下来的礼仪，再看看现在的这些新礼数，人们似乎还是比较推崇我们祖上留下的那些礼仪。我说的新礼数就是基督教徒们尊崇的东西，这些人主张把祖宗的排位推倒、焚毁。我知道，受传教士的影响，有些人家已经家破人亡，这些传教士总是引诱年轻人信仰他们的宗教。现在我要告诉你们，为什么我对这次会见感到担忧，就是因为我们对他们太客气了，不会当面拒绝他们的任何请求。可外国人对这些一无所知。我要告诉你们，我现在会怎么做。不论她们问什么事情，我都会简单明了地告诉他们：这些事情我不能做主，我需要和大臣们商量一下，尽管我是大清朝的皇太后，但我还是要依法办事。说心里话，我很喜欢内田夫人（日本驻华大使夫人），她总是那么温婉，从不会问一些不堪的问题。当然，日本人与我们很像，不那么冒失。去年，在你们来宫中之前，一位大使夫人随康格夫人一道前来，建议我在宫中开办一所女子学校。当时，我不想冒犯她，于是告诉她，我会考虑她的建议。现在你们想想，在宫里弄出一所学校来岂不是太荒唐。就算办成了，叫我去哪里找这么多女孩子来读书？现在这样就已经够好了。我可不想让那些皇亲国戚的子弟们都到我的宫里来读书。
说这些的时候，太后大笑起来。我们也跟着笑起来。她接着说：“我知道你们一定会觉得好笑。康格夫人是个很和善的人，美国对中国也一向友好，对于光绪二十六年他们在宫中的行为，我也是心存感激的，但我总不能说我也喜欢他们的传教士吧。李莲英告诉我，说这些传教士会给中国人吃一种药，服药后的中国人会心甘情愿地成为基督教徒。这些传教士还会假心假意地让服药的人考虑清楚，他们从不强迫别人信仰基督教。传教士还拐骗中国穷人的孩子，把他们的眼睛挖出来做药。”我告诉太后，这些都是传言，我曾接触过很多传教士，他们都很善良，并且愿意竭尽所能帮助那些可怜的孤儿。我还告诉太后这些传教士做过的事情，比如为孤儿们提供住所、食物、衣服，有时候他们还到内地去，看到被父母遗弃的盲童，他们就将他们领回家，抚养他们。这种事情，我就知道好几件。那些乡下人会把他们不健全的孩子送给传教士，因为他们自己实在太穷，没办法照顾孩子。我还把这些传教士建学校的情况以及他们是如何帮助穷人的事情告诉太后。太后于是笑了，说：“我当然相信你说的这些话，但是她们为什么不待在自己的国家帮助他们自己的同胞呢？”我心想，这种话要是说得太多，显然对自己无益，但同时，我又想让太后多了解一些传教士们的悲惨事件。就在不久前，一八九二年六月，两名传教士在汉口附近的武穴被杀，教堂也被暴徒焚毁。受总督张之洞的委派，我父亲负责调查这件事。经过种种困难，终于抓到三名罪犯。依照大清律例，他们被放进木笼中绞死，官府还给了受害者家属一笔赔偿金，此事才算了结。之后不久，一八九三年，扬子江边靠近宜昌的麻城天主教堂被焚毁。暴徒们说，他们看到许多被挖去眼睛的盲童被关在教堂里做苦工。宜昌地方官员也说确有此事，这些传教士的确将这些中国孩子的眼睛挖去做药。于是我父亲建议将这些盲童带进衙门审问。宜昌的地方长官是个非常邪恶的人，他非常仇视外国人，于是他给这些穷孩子很多吃的，然后教他们说的确是传教士挖了他们的眼睛。但是，第二天这些孩子被带上公堂审问的时候，他们说传教士对他们非常好，给他们提供舒适的住所、美味的食物和漂亮衣服。他们还说，早在成为天主教徒之前，他们的眼睛就看不到东西了，还说地方长官如何教他们撒谎说传教士的坏话，那些都是假的。那些盲童恳请送他们回教堂的学校，他说他们在那里非常高兴。
太后说：“他们帮助穷人，解除他们的困苦，这也许很好。比如我们的救世主如来，用自己的血肉喂饥饿的鸟儿。如果这帮传教士能离我的子民远点儿，或许我会更喜欢他们一些。让我们继续坚持自己的信仰。你知道义和拳叛乱是怎么起来的吗？为什么义和拳叛乱？中国的洋教徒们罪责难逃。洋教徒对这些叛乱的人非常残暴，导致他们想寻求解脱。麻烦的是，这帮草民无知，他们闹得太过火了。他们想借此机会发点财，就在北京城到处放火。也不管是谁的房子，只要能抢到钱，就一把火烧了。这些中国的洋教徒是最坏的人，他们抢夺穷人的土地和财产。这些传教士，为了分点赃，当然是尽力保护他们。这些人打着教徒的幌子，每次被带进衙门的时候，连跪都不跪，也不遵从中国的法律，根本不把政府官员们放在眼里。这些传教士更是竭尽全力保护这些教徒，也不管他们对不对，相信他们说的一切，总之，政府不放人就不罢休。你还记得你父亲在光绪二十四年定下的规矩吗？告诉地方官员们在教案发生时该如何处理。我知道，老百姓中有人信了洋教，他们大多是一些受苦受难的人，我不相信有哪些上等官员会成为洋教徒。”太后说到这里环视了一周，低声说：“康有为曾经劝说光绪帝加入洋教。只要我在一天，就休想有人加入洋教。在某些方面，外国人的确值得钦佩，像他们的海军、陆军、机械都值得我们学习。但是说到文明，我看，不论哪个方面，中国都当属第一。有很多人认为政府和义和团叛军串通一气，但事情不是那样的。我们在发现叛乱的开始就颁布谕令，派兵镇压。但是，这帮叛党的势力已经一发不可收拾。我打定注意绝不出宫。我一个老太太，是死是活已经不重要。但是端王和澜公劝我即刻离开，他们还建议我伪装出城，这让我非常气愤，于是我拒绝了。回銮以后，有人告诉我，外面传说我伪装之后逃出京城，还说我穿着老妈子的衣服，坐着一辆破骡车，而老妈子穿着我的衣服假扮成我的样子，坐在我的轿子里。我奇怪是谁编造了这些故事？这些故事人人皆知，并且很快，这些故事就传到了京城里外国人的耳朵里。
再来说说义和拳叛乱的事。那时候，老妈子们是怎么对待我的？他们没有人愿意和我一起走，在我们还未决定离开京城时，就已经有很多奴才从宫中逃离。留下来的人也是无所事事，站在一旁等着看热闹。我决意问一下，想看到底有多少人愿意和我一起离开，于是我对他们说：你们有愿意走的可以和我一起走，不愿和我一起走的，现在就可以离开。但结果让我吃惊，留下来听我说话的人寥寥无几，只有十七个公公，两个老妈子和一个叫寿珠的宫女，这些人说，不管发生什么，他们都愿意和我一起离开。我有三千个太监，但我还没来得及清点人数，他们就几乎跑光了。有些人更粗暴，他们对我蛮横无理，还把我贵重的花瓶扔在石板地上，摔得粉碎。他们心里都清楚，在那种非常时刻，我不会惩罚他们，因为我们很快就要离开了。我大哭，祈求祖上显灵保佑我们。众人都陪我跪下祷告。我的家人，只有皇后和我在一起。我的一位亲戚，我非常喜欢的一个亲戚，平日里我对她有求必应，在这种关键时刻却拒绝和我一起离开。我知道她不离开的原因，她认为早晚有一天，这些洋人会把我们抓回来，一个个杀掉。
我们离开北京七天后，我派了一位太监回来，看还有谁留在北京。她还问这位太监，是否有洋人追我们，还问我是否已经被杀死。不久，日本兵占领了她的房子，把她赶了出来。她想无论如何这回只有死路一条了，但她想到我还没有死，没准儿她能赶上我们，和我们一起走。我不知道她怎么走得那么快，一天晚上，我们在一个小民房里留宿时，她和她丈夫（一位好好先生）一起走进来。她告诉我她是多么想念我，在我们离开的每一天她都为我们的安危担忧，并且在我面前放声大哭。我不想听她说的每句话，并且坦白地告诉她，我不相信她说的话。打那以后，她就在我的视线里消失了。那段日子对于我来讲非常艰难，每天天不亮，我就坐上轿子上路，一路颠簸直到天黑。晚上，我们会随便找个地方落脚。我相信，你们一定会觉得我非常可怜，一把年纪，还要遭这样的罪。
皇上一路都坐在骡子车上，皇后也是。我一路都在祈祷，请求大清的祖先显灵保佑我们。但是皇帝一路都闭口不言，非常沉默。有一天，出了意外。那天下起了瓢泼大雨，几个轿夫逃跑了，几头骡子也莫名死掉。天气非常热，大雨劈头盖脸地浇下来。食物非常匮乏，我们落脚地的地方官员竭力把我们安排的舒适一些。我听到五个小太监嚷嚷着向地方官员要这要那，那位尽职尽责的官员跪在地上请求小太监安静下来，并答应他们的一切要求。见此情景我非常气愤。眼下这样的处境，对于地方官员提供的一切，我们本应知足。于是下令惩罚他们，没想到他们竟跑掉了。
用了整整一个月时间我们才到达西安。当时的困顿劳乏难以言表，加之忧虑过度，我一病就病了三个月。直到今天，我也没办法忘记那段日子。
光绪二十八年，我们返回北京。再次看到皇宫的时候，我痛心不已。天啊！皇宫完全不成样子：大量值钱的古物器要么被偷，要么被毁坏。西苑的贵重物品被洗劫一空，我每天都要敬拜的白玉菩萨也被弄断了手指。一些外国人坐在我的宝座上拍照。我在西安的日子就好像被流放一样，尽管巡抚衙门为我们准备好了一切，但是我们的房间非常破旧、潮湿，不利于身体健康。皇帝也病了。那段日子一言难尽，要想讲清楚每一件事情，怕是要花上很长时间。我原以为这回的苦头算是吃尽了，但是还有一桩更糟糕的，等我有时间的时候，一定要跟你们讲清楚，我希望你们能够了解全部真相。
现在，我们还是说说康格夫人请求接见的事情。我认为她一定有什么特殊的事情，但我还是希望她不会提出什么要求，我不愿意当面拒绝她。你能猜出来会有什么事情吗？”我告诉她，不会有什么特殊的事情。况且，康格夫人熟知中国礼节，我认为她不会提出什么要求。太后说：“我最不能接受的是，每次康格夫人都带一位传教士作她的翻译，现在我有了你们母女三人，我觉得够了。况且，我认为她带翻译不合适，况且他们翻译的我也听不懂。有时候，我倒是愿意接见外国使团的女士们，但不是教会里的人，有机会我就会阻止她们进宫。”
第二天早上，庆亲王告诉太后美国海军上将伊万夫妇及随从请求接见。美国使馆请求过两次接见。庆亲王还说，前天说的康格夫人要求接见是他自己搞错了。
例行的早朝结束之后，太后笑着说：“我昨天没有和你们讲过要请求一次接见总是要有理由的吗？我倒是愿意见见美国海军上将夫妇。”接着，她转向我们说：“一定要把一切打理妥当，把我的房间换个样子，免得让他们看到我日常生活的样子。”我们都说“喳”，但心里很清楚，要把宫里整个换副样子，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