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我们回家。”我拉住她的手。看她犹疑着，不知是激动还是冷，她只穿了件无领的短袖上衣，3/4长的夏裤，身体颤抖，手冰冷。我把手里的外套给她披上，搂着她的肩膀说：“咱回家，回我家。”看她不愿意见罗伯特的样子，“我的车在你家，我们走过去。你等一等，我跟麦克讲一声。”
我向麦克跑去，麦克摇下窗玻璃，问：“怎么样？”
“我带碧姬回我家。我的车在罗伯特家，我们走着去就行，两分钟的路。你们回吧。”我再补上一句：“放心吧，让碧姬在我那儿过一夜。”
我开着车，碧姬坐在副驾上。“说说吧，怎么回事？大半夜的去了哪？”我问她。
“我今天差点被罗伯特杀了。他把水果刀架在我的脖子上。现在我还能感觉得到凉飕飕的刀口。”
“有这么严重？你没开玩笑吧？”我瞟她一眼，又迅速看前头路面。我不是个好司机但是个谨慎的司机，这时路上，没别的车，就我们。我不想因为大意闯个红灯什么的被拍下来。“究竟为了什么呀？罗伯特是个胆小的人，现如今竟敢动刀子？”
“我们吵架，我说了句‘你他妈的’，他说我骂他妈，上来就给我个大嘴巴子，还骂我婊子。我当时就抓起饭桌上的水果刀向他劈过去，刀被他抢过去架到我的脖子上，眼睛血红。我的生死就在瞬间。”
“都说不是冤家不聚头，我看你们真是一对冤家，两天一小吵，三天一大吵，还水果刀相向。动手就不对，动刀更是不行。说实话，我是真的不理解你们。大家都是成年人了，有什么不能好好讲的？实在是过不下去，就离了算了。你们又没孩子，关系简单。为什么非得互相折磨，互相伤害，你死我活？”
“我不离婚！”碧姬斩钉截铁地说，“我有现在的家不容易。房子，房子里的每一件家具都是我一分钱一分钱，很辛苦地挣来的，不能轻易失去它们。”
我无话。把钱看得比命重要，把房子看得比爱情重要，对于我来说是可悲的，是不可思议的。一个可怕的念头跳进我的脑海里：我如果跟律师大伯结婚的话，会不会落个罗伯特碧姬的下场？不能想，不敢想，不该想。不是有一句很时髦的话：不试过怎么知道？
“我刚才去了夜总会，在那儿坐了两、三个小时，喝啤酒。也没什么，就是不想看见罗伯特。夜总会打烊了，我才回家的。”碧姬没事似的说。
“你比我想象的坚强。你把我们都吓着了。我们开车在街上一圈一圈地转，就是不让心往可怕的事上想。”
“你们以为我会自杀？我没那么脆弱，也不会为罗伯特死。如果有一天我死了，那就是被罗伯特杀了。”
“以后千万别再动刀子了。”我殷切地说，“如果罗伯特再拿刀子对着你，就报警。你一个人大半夜到处乱跑，多危险。”讲这话，我觉得对不起罗伯特，补充一句：“罗伯特刚跟你结婚那会儿，特别的高兴。从国内回来，拿你的相片给我们看，说你是个首席翻译。看得出来，他很自豪。”
碧姬脸上挂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讥笑，那么的不屑于他的自豪：“在国内，我想都没想到他在外面混成这个样子。他把我从机场接回家。进门我才知道他还跟别人分租着房子。他住的那一间转都转不过身。那床垫估计是捡来，他说是买的。就算是买的，至少也是个三手货。地上堆满报纸，衣服，连个床头柜都没有。原先我还以为这里会有个像模像样的家等着我。早知道澳洲是这个样子，我是不会来的。”
碧姬讲这话刺激了我。跟别人分租有那么丢人吗？在澳洲，谁没跟别人分租过。我还跟罗伯特他们五人分租两居室的公寓呢。再说了，本地的那些孩子们不也一样，十八岁就离开家，出来跟别的孩子们分租吗？就是家财万贯的也一样，跟我在Redfern分租的保罗就是个富家子，在他二十一岁成人礼上，他爸就送他MR2跑车。我们客厅里的沙发也是二手的。再说，也是你碧姬自己看上罗伯特的。据说罗伯特回去相亲时，就像这里老板对来面试的员工一样：“下一个，下一个”的排着队来相看的。我转念一想，我现在的身份是帮他们调解，不是来跟她辩论或者忆苦思甜。她这样想只不过说明她没见识。于是，我委婉地说：“罗伯特一直认为，他要找的女人应该是个愿意跟着他有饭吃饭，有粥喝粥的人。”
“我有能力吃饭，为什么要跟着他喝粥？真是脑子‘瓦得咧’（脑子坏了）。”碧姬反应强烈，讲起上海话来。
她讲得有道理。如果连这点上进心都没有，她就不会是首席翻译了。
三
麦克很殷勤地邀请我去他家晚餐。想是为了感谢我那天晚上帮了罗伯特的忙吧？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我很爽快地就答应了。我带一瓶红酒和一盒巧克力登门造访。麦克太太弄了一桌子的菜。我跟麦克总像隔代一样有距离，跟麦克太太更是不熟，平时做人有点放纵的我，这时候也得把尾巴夹起来。不过看着那一桌子的菜，还是被馋得满口都是水，视线一直在桌子上打转。
席间，麦克问我工作的问题，我说还没开始找。
“我想定好方向再找。定好作为终生职业的领域，在一个公司工作五到十年，这是我下一步的计划。”我补充说。
“为什么是五到十年？为什么不是一年、两年？在一个公司工作的时间长短有什么不同？”麦克太太问。想来她是无话找话讲。包括她在内只有三人，他们的孩子坐到电视机前吃饭，不愿意跟我们同桌，嫌闷，总不能不开口。
麦克太太的问题于我是愚蠢的问题。与生活在不同世界的人对话，非常考验我的慈悲心。我有些不耐烦，还是尽力克制，不让语气中流露出：“对于我，是有不同的。我进入这个行业晚，不能像那些小青年一样，按部就班，慢慢晋升，年头到了，经验就有了。我得尽快地，短时间内积累尽量多的工作经验，只有文凭没有工作经验，我还什么都不是。积累经验的捷径就是在不同类型的公司工作，所以我一年换一个公司。在一个公司工作一年，基本上该学的都学到了。工作经验越丰富，换工作越容易。我现在应该向专业的深度发展。况且我现在的心态也承受不了老跳槽的不稳定状态了。”
其实跳槽另一好处就是升职快，加薪快。这一点，我没说。我在三种人面前不提钱：一是比我收入低的，避免显摆的嫌疑，也不想刺激比我更不如意的人；二是比我有钱的，无意找刺激；三是家庭主妇，不想惹她妒忌，不是所有家庭主妇都这样，麦克太太绝对是，第六感告诉我。
经验是从罗丽莎、亚力山大007那儿学来的。007大学读的管理。在前苏联时代从部队转业后到国际远轮上当大副。苏联解体时他正好在南美，于是辗转来到了澳洲。这时正是全世界个人电脑普及的黄金时代，他到塔斯马尼亚大学读了个计算机硕士，重新回到悉尼的就业市场，从最低的程序员做起，每半年换一份工作，两年内，年薪从五万升到十八万；职位从程序员到资深顾问。我活学活用，也学他们青蛙跳似的跳槽。其实跳槽需要承受巨大心理压力：我能否适应新公司的文化？新老板比现在的还苛刻？我的能力和经验能否应付得了新职位？跳槽失败就意味着失业。年轻有年轻的好处，初生牛犊不怕虎。我学007，行动在脑子前面，做了再说。现在是有点累了，心累，跳不动了，想稳定下来。最好有个肩膀可以靠一靠。
“有没有想过回国工作？目前中国市场很活跃，很多留学生回流。”麦克说。
“想啊！以前忙，没时间想，这段时间待在家里，突然特别的想家，想回去看看。有时想想，我来澳洲都十来年了，该做的我都做了，已经尽力了，是时候回去了。在国内找个合适的城市居住，工作，然后在那儿养老。”
“你还没老，不要轻易言老。来这里这么久就没学着点老外？老外从不言老，不提‘老’。现代人，八、九十岁还开车满世界跑，以这个年龄为基数的话，你连中年都还没到。”麦克被我一个“老”字引出一串话，既是讲给我听也是讲给他自己听。
从麦克家出来，带回一份中文报纸。我坐家里地毯上认真看报纸上面登的一则启事：第三届中国留学人员广州高科技交流会将于2000年12月28日召开，为期三天，于30日结束。有意者，报名从速。报名程序及有关资料，请电话联系《新新快报》杨先生。
我拿着电话，犹豫着是否打给杨先生？“说明是科技交流会，会计是哪门科技？我真的想回去？我回去能干什么？”
手中的电话突然响起来，吓我一跳，“哈啰！”我把话筒放耳朵上。
“喂，安平？你跟大伯约会进行到哪一步了？”是颜然。她现在除了管三个孩子的吃喝拉撒，就是管我嫁人的事儿了。几乎隔天来电话。平时不会这么晚打来，今天我去了麦克家，估计之前来过电话，我不在家。
“昨天我们看电影了。《沉默的羔羊2》，就是吃人脑的那个。不知你看过没？听说在香港，电影院里有女人被吓晕死过去。”
“咋那么脆弱？”
“大伯告诉我的。他还特意关照我看到吃脑子的时候闭上眼睛。”
“你有没有闭眼？看来大伯还真怜香惜玉。”
“没有。从开始看到结束，我一直睁着眼睛。”
“哎，你不会闭眼吗？你这么剽悍，谁敢娶你？”
“我想闭眼，就是不知该在什么地方闭眼。闭得不是时候，会更惨。”我也沮丧，“颜然，咋办呐？我已经不会做女人了。”
“傻帽。告诉你，要惜福啊！现在的男人恨不得把女人白天当驴子，晚上当母狗使唤。”
“是吗？猛男有这么狠？找机会，我说说他。”
“你说不着他了。”颜然的语气没刚才轻松。
“怎么啦？你不会跟我说你们闹离婚吧？”
“是离婚就好了。离了，我起码有一半财产。他要回国！他把这里的房子，除了我们住的，都卖了。准备回北京跟朋友合伙在三里屯开酒吧，地点都选好了。”
“你呢？跟他回去？”我问，吃惊不小。
“你说我能吗？带着三个小孩？他们都上着学前班，Troy明年就要上小学了。在这里，政府还会补贴补贴。回去？我们又没有中国户籍，小孩上学的开销有多大呀？负担不起哇。”
“所以你就留守带着孩子？”
“对。”
“你有没有死劲哭？”我想起当年她教我留下张涛的招。
“你终于报仇雪恨了。你知道这叫啥？叫毒女子报仇十年不晚。”颜然还是颜然，从不在嘴上吃亏。“说你的事儿，怎么说到我头上了？说说，大伯合适吗？你们到底去到哪一步了？不会只是在看电影的阶段吧？”
“您老人家说对了，我们就是看看电影，吃吃饭的阶段。”
“你是装淑女呢？还是更年期提前，荷尔蒙不够？”
“我还真怀疑是更年期提前了。我很抵触他。我能感觉得到他的欲望，他好几次想拉我的手，或者搂我的腰，他伸出的手又缩回去。他一试图靠近，我就闻到一股腐朽的味儿，可能就是所谓的老人味吧。”
“你别太夸张了，五十多岁的人怎么会有老人味？人家都说这个年纪的男人最有魅力。这时候他们有事业，有经济实力，也积累了足够的照顾女人的经验，床上的事儿也还行。最重要的是，他们的心已经定下来，不会在拉着你的手时眼睛还偷偷看别的女人。你说你要是找了大伯，既是妻子又是女儿，多幸福啊！聪明的女人，要的不是爱情，是男人的爱。你看人家米娜就比你聪明多了。”
“她比我聪明二十年。”我由衷地说。有些东西是学不来的。知识可以学，聪明就学不来。“她是她，我是我。学了她，我就不是我了。”
“你有什么好。”
“你不需要刺激我。我会尽力跟大伯拍拖的。”
大伯请我看电影《性书狂人》。开映前，大伯带我看橱窗上的影评。这是我和大伯看电影的程序之一。通常，我们提前半小时到，去喝杯咖啡，闲聊，再到橱窗看影评。这天也不例外。有点不一样的是，大伯比往常活泼，他读出声：“该片曾于第73届奥斯卡金像奖获三项提名。男主角是澳洲著名的演员Geoffrey Rush，曾经主演电影《闪亮的风采》，并获得奥斯卡的最佳男主角奖。”
从电影院出来，我明白大伯为什么大声读影评了。原来Geoffrey Rush在这部影片里有很多正面的一丝不挂的镜头。担心我怀疑他带我看色情电影？
他的热情并不能改变结局：我拒绝跟他去吃消夜。通常我们看完电影就去吃宵夜，沿袭香港人的生活习惯，大伯虽然年少时就来了悉尼。
我那晚跟大伯说再见后，他再没约我。也许我跟张涛分开时正年轻，心就留在了那个时候。目光总是落在年轻的穿白衬衫黑裤子的男生背影上。我也向现实投降，所以跟大伯约会，可是我的心，它对大伯没感觉。
现在，我是真正意义上的孤家寡人，没有爱情，没有家，也没有事业，无聊得很。无聊中我拿起麦克让我带回来的报纸仔细看，上面写着，欢迎硕士以上的专业人士，有意回国工作或者创业者，报名参加会议。“我真的要回去？离开中国十几年了，十年人事几番新，从青年到中年，过去的同学，连名字都记不起了。现在回国工作，不是又一个从头开始吗？跟十几年前从中国来到澳洲有什么两样？那时候刚从学校出来，正是开始事业的时候，在一个全新的生存环境里，原来所学完全没有用，从零开始，被迫重新走进学校，快赶慢赶，到了今天，好不容易走到他们主流社会的边沿，又回到原来的起点，从零开始。这是个明智的选择吗？我还有力量往前走吗？如果失败了，我还站得起来吗？我还有时间从头来吗？”我茫然，从来没有过的迷茫。突然理解了张涛当年的犹豫和无助感。自从跟张涛分手后就没想起过他，现在突然想起他来了，而且是这么清晰地想起他。
他怎样了呢？现在过得怎样？如果有他在身边，也许能给我意见。
也许，我真的应该问问他？？
要找张涛，首先要找到森。我相信他们会有联系。我翻出快磨掉皮的通讯录，找到森的电话，是五、六年前的电话。希望他没改电话。我拨过去，一个很熟悉的声音传来：“你好，森的电话，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你？”好像在家里办公。
“你好！我是安平，张涛的朋友，还记得我吗？”
“记得，记得。很久不见了。你好吗？”
“很好。是啊，很久不见了。想请你出来喝杯咖啡，有空吗？”
“现在吗？”
“嗯。”
“可以。”森沉吟一下就答应了。
半小时后，我来到咖啡厅，森已经到了。见到我，森热情地握住我的手：“哎呀，冤家路窄呀！终于又碰上你了。我们几年没见了？好多年了吧？”
森的幽默让我放松多了。原来还担心不知怎样向他开口问张涛的联系电话，现在看来，担心是多余的。“你是大文化人啊，大忙人啊，我有时候也想找你聊天来着，就是怕你忙，不敢打搅。”好听话不怕多讲，反正不用纳税。是跟老外学的。
“你现在干什么工作？还画画吗？”森还记得我画画？
最怕那些住家男人一开口就问我“几个孩子”之类的话，好像女人在我这年纪就剩下生孩子可做了。曾经遇到一个更弱智的，他自己都结婚多年了，竟然叫我“阿姨”，气得我打电话给颜然，骂了他半个月。
“做现代账房先生。很久没画画了。没时间，也没心情。”我声音响亮回答他。在澳洲，账房先生是体面工作。何华德还是账房先生出身呢。我找机会切入正题。“你呢？还是大编辑呀？”
“对，编辑还做着。还给《财富》杂志写专栏，写股票分析。”
“是吗？你会看股票呀？给点信息吧？让我也跟着发点横财。工字不出头。”我很夸张地说。他告诉我杂志的名字就是想我去买，我当然要表示出兴趣。
“你去看我的专栏吧，笔名是‘三少爷’。保证正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