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子百家之学，浩瀚广大，鲁迅终生涉猎其间，不稍改易。直到逝世的那一个月，他还在购藏、翻阅农学、园艺类等子部书籍。
《韩非子》是鲁迅经常阅读的一部子书。《华盖集续编·古书与白话》中有一个意见，可以考见鲁迅对国学的看法。他说：
“菲薄古书者，惟读过古书者最有力，这是的确的。因为他洞知弊病，能‘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正如要说明吸雅片的弊害，大概惟吸过雅片者最为深知，最为痛切一般。但即使‘束发小生’，也何至于说，要做戒绝雅片的文章，也得先吸尽几百两雅片才好呢。”
这里的引语“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就出自《韩非子·难势》。鲁迅的这个意见与为人所熟知的“少读或不读”国学书的意见构成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矛盾。鲁迅在给许寿裳儿子许世瑛开书目时，也与“少读或不读”国学书的意见大相径庭——开出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书单。书目如下：
宋计有功《唐诗纪事》，元辛文房《唐才子传》，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六朝文》，近人丁福保《全上古三国魏晋南北朝诗》，近人吴荣光《历代名人年谱》（鲁迅注：可知名人一生中之社会大事，因其书为表格之式也。可惜的是作者所认为历史上的大事者，未必真是“大事”，最好是参考日本三省堂出版之《模范最新世界年表》），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鲁迅注：是现有的较好的书籍之批评，但须注意其批评是“钦定”的），晋《世说新语》，五代王定保《雅雨堂丛书》，晋葛洪《抱朴子外篇》，东汉王充《论衡》，清王《今世说》等。
许世瑛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化学系，旋改入中国文学系读书，鲁迅的书单当开于此时。而回答《京报副刊》的那一篇《青年必读书》，则发表于1925年2月21日。这两个日期相差五年，因此我们有理由说，开给许世瑛的书目对于理解鲁迅的国学阅读姿态，更贴近鲁迅真实。
整体来看，“菲薄古书”并不是鲁迅的最终目的，鲁迅的目的在于——文化批判。而批判，则是希望发见中国传统道德与传统文化在民族性与现代化大格局中可能的出路。这是鲁迅倾其一生在做的工作。但鲁迅深知“眼学”胜于“耳食”，在中国，作文化批判，“惟读过古书者最有力”。而这个“读”，又不是寻常的浅薄阅读；更重要的，要培养一种思想的穿透力和历史与现实的大感觉。当然，鲁迅也同时表示：要做戒绝鸦片的文章，不一定非要吸尽几百两鸦片。也就是说：作文化批判，也不一定要读尽万千部传统典籍。此中有阅读方法和致思方向的问题。但无论怎样说，鲁迅并不戒绝阅读传统文献，包括各自立说的百家诸子。
从鲁迅《日记》中可以得知，自壬子（1912年）年始，鲁迅即开始购藏、阅读国学著作。当然，鲁迅事实上阅读国学著作的年代还要更早，从三味书屋时代就已经开始了。到有了笔名“戛剑生”的时代，鲁迅已经可以写得一手典雅的文言文章和近体诗了。鲁迅的国学素养不在言简意赅的《汉文学史纲要》，不在钩沉稽索、校订整理的善本《嵇康集》，甚至不在影响学界深远的《中国小说史略》，而在于他那数百篇古色斑斓却又透逸了现代性的杂文。中国学术界之“鲁学”，更重要的文本对象是鲁迅的杂文。鲁迅之国学地位，赖杂文而奠定。他创造了一种新颖的杂文文体。他的杂文文体，承载了他的本质。鲁迅的“立说”在杂文。“立说”是《四库全书》给予“子部”的质的规定性之一（详见下文）。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鲁迅是现代文化史上为数不多的“诸子”之一。
鲁迅的阅读经验，以及他的深刻矛盾，是值得愿意担当邦国道德、邦国文化现代进路的现代士大夫、现代知识分子们认真研究、分析的。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自六经以外立说者，皆子书”。这里表述了两个意见：一为“六经以外”，一为“立说”。非“立说”不得列入子部，述“六经”亦不得列入子部。但《总目》将“儒学”列入子部之首，今不从；释道两家，以及神怪传奇，《总目》尽列子部，本书径入“宗教”、“小说”门类；是皆与《总目》不同者。鲁迅读过的诸子部图书，现在可以统计到244种。本卷内分为“前诸子”、“后诸子”、“杂纂”三个部类。“前诸子”类，收入魏晋前“立说”者以及相关著述。“后诸子”类，则为魏晋之后“立说”者以及相关著述。“杂纂”则多属于医技、园艺诸“立说”，约略相当于今天的“自然科学”。
前诸子类（52种）
■《抱朴子》
[晋]葛洪撰。有《内篇》、《外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到此书分类：“《隋志》载内篇二十一卷，音一卷，入道家；外篇三十卷，入杂家。……其书内篇论神仙吐纳、符箓、克治之术，纯为道家之言；外篇则论时政得失，人事臧否，词旨辨博，饶有名理。而究其大旨，亦以黄、老为宗。故今并入之道家，不复区分焉。”鲁迅多次征引此书。
该书曾称引汉陈著《异闻记》，“且引其文，略云郡人张广定以避乱置其四岁女于古冢中，三年复归，而女以效龟息得不死。”但鲁迅认为葛洪转引的陈这个记载“史志既所不载，其事又甚类方士常谈，疑亦假托。葛洪虽去汉未远，而溺于神仙，故其言亦不足据”。该书《外篇》也见于鲁迅开给许寿裳长子许世瑛的书单中。见《集外集拾遗补编·开给许世瑛的书单》。
■《晁错》
[汉]晁错（前200-前154）著。书已佚。有后人辑本。
《汉文学史纲要》第7篇题曰“贾谊与错”，评论二人成就得失颇详，鲁迅说：“贾性行，其初盖颇同，一从伏生传《尚书》，一从张苍受《左氏》。错请削诸侯地，且更定法令；谊亦欲改正朔，易服色；又同被功臣贵幸所谮毁。为文皆疏直激切，尽所欲言；司马迁亦云：‘贾生错明申商（作者按：指法家人物申不害、商鞅）。’惟谊尤有文采，而沉实则稍逊，如其《治安策》《，过秦论》，与错之《贤良对策》《，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然以二人之论匈奴者相较，则可见贾生之言，乃颇疏阔，不能与错之深识为伦比矣。//惟其后之所以绝异者，盖以文帝守静，故贾生所议，皆不见用，为梁王傅，抑郁而终。错则适遭景帝，稍能改革，于是大获宠幸，得行其言，卒召变乱，斩于东市；又夙以刑名著称，遂复来‘为人直刻深’之谤。使易地而处，所遇之主不同，则其晚节末路，盖未可知也。但贾谊能文章，平生又坎，司马迁哀其不遇，以与屈原同传，遂尤为后世所知闻。”此论可谓评点精详。
但文中所引司马迁云：“贾生错明申商”一语，还可以分析为：
（晁）错、贾谊均有儒学背景（《尚书》、《左传》），所建言事多与儒学经义相关；所以“明申商”者，也可能是儒家背景人物“明申商”，二人未必即为法家人物申不害与商鞅。于此也可以考见汉以来儒法互摄之特点。
■《道论》
[三国魏]任嘏著。又称《道德论》。鲁迅《古籍序跋集·〈任子〉序》等提及此书。参《少氏山房笔丛》条说。
任嘏，字昭先，曾历魏东郡、赵郡、河东太守。
■《邓析子》
[周]邓析（？-前501）撰。法家书籍。有《四部丛刊》本。见《日记·1924/5/14》等。
邓析，春秋末年郑国思想家和法学家。子产执政时，任郑国大夫。
“不法先王，不是（纲即不赞同）礼义”。他不满子产所铸刑书，自编一部《竹刑》，提出“事断于法”的主张。该主张有现代“法治”的精神；但其未经授权自编刑书的行为又与“事断于法”的主张构成了悖论。《邓析子》当为后人伪托，但其中有些观点当源于邓析之《竹刑》。
■《东方朔》
[汉]东方朔撰。《汉书·艺文志》著录20篇，今存5篇。
《汉文学史纲要》第9篇，介绍作者其人说：“尝至太中大夫，与枚皋郭舍人俱在左右，但诙啁（作者按：即诙谐嘲笑）而已，不得大官，因以刑名家言求试用，辞数万言，指意放荡，颇复诙谐，终不见用，乃作《答客难》（见《汉书》本传）以自慰谕。又有《七谏》（见《楚辞》），则言君子失志，自古而然。临终诫子云：‘明者处世，莫尚于中，优哉游哉，与道相从。首阳为拙，柳下为工。饱食安步，以仕代农。依隐玩世，诡时不逢。……圣人之道，一龙一蛇，形见神藏，与物变化，随时之宜，无有常家。’又黄老意也。朔盖多所通晓，然先以自进身，终以滑稽名世，后之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语，附著之朔；方士又附会以为神仙，作《神异经》《十洲记》，托为朔造，其实皆非也。”
■《范子计然》
传[春秋]范蠡问，计然答。鲁迅认为当为“后魏以前”之书。《唐书·艺文志》著录15卷，书已佚，鲁迅辑本2卷，共121则，未印行。见《古籍序跋集·〈范子计然〉序》。
范蠡，春秋后期越国名臣。传说越灭吴后，他激流勇退，浮海到达齐国，定居于陶（今山东定陶县），改称鸱夷子皮，又改名陶朱公，以经商致富。曾师事计然。计然名研，一说姓辛，字文子。《越绝书》作计倪，《史记》作计然。曾为越国大夫。《汉书·货殖列传》谓“计然之策十，越用其五而得意”。后范蠡用“计然之策”三致钜富。所谓“计然之策”，主要是经济政策和经济理论。计然是勾践石室议事中的主要谋士，参与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重要决策。范蠡离隐，《吴越春秋·句践伐吴外传》说：“自是之后，计倪佯狂。”
■《公孙龙子》
[周]公孙龙（约前320-前250）著。[清]严可均（1762-1843）校道藏本。名家学派典籍。鲁迅于直隶书局购得，见《日记·1926/1/12》。公孙龙，相传字子秉，赵国人（今邯郸），可能做过平原君的门客。
公孙龙善于辩论。“白马非马”说最为著名。但后为齐使邹衍所绌，后不知所终。
严可均，著名文字学家。字景文，号铁桥。嘉庆间举人。另著有《说文声类》、《说文校议》等，并辑有《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公孙龙子注》
[清]陈澧（1810-1882）注。名家学派典籍。见《日记1926/5/17》。陈澧，清代经学家、音韵学家。以博学见称，所著《切韵考》在中国传统语言学界久负盛名。
■《古今注》
[晋]崔豹撰。总3卷。又有《中华古今注》3卷，旧本题后唐太学博士马缟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豹书无序跋。缟书前有自序，称昔崔豹《古今注》博识虽广，殆有阙文，洎乎黄初，莫之闻见。今添其注，以释其义。”见《日记·1920/3/6》，参《白氏讽谏》条说。
此书是一部对古来各类事物进行解说诠释的著作。其中有八个分类：舆服、都邑、音乐、鸟兽、鱼虫、草木、杂注、问答释义。
崔豹，字正熊，一作正能，晋惠帝时官至太傅。
■《管子》
传[春秋]管仲（约前723-前645）著。但该书明显有后人附会的痕迹，应为战国秦汉间的作品。
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借狂人之口说“易牙蒸了他儿子，给桀纣吃”云云。这个典故，就出自《管子》；但狂人却张冠李戴，将齐桓公的事安在桀纣身上。这也是鲁迅故意表现狂人“语颇错杂无伦次”的细节，并非鲁迅讹误。该书购得于1923年9月，见《日记·1923/9/14》。
■《广林》
[晋]虞喜（281-356）撰。书已佚。鲁迅据《通典》、《后汉书》、《路史余论》等校录十一则，未印行。见《古籍序跋集》。
虞喜，字仲，会稽余姚（今浙江余姚）人，东晋天文学家，宣夜说的继承和发展者。
■《鬼谷子》
传[战国]鬼谷子著。很可能为后人伪托。
鲁迅在《华盖集·补白》中介绍此书，认为作者决不是“小人”，“倒是一个老实人”。人们常用一些机谋，“不以为奇，作者知道了一点，便笔之于书，当作秘诀，可见禀性纯厚，不但手段，便是心里的机诈也并不多。……鬼谷子所以究竟不是阴谋家……”
关于鬼谷子的身世，说法不一。一种说法认为他生活在公元前2世纪，姓王名栩，自号鬼谷子，苏秦、张仪、孙膑、庞涓等人为其著名弟子。史称鬼谷子为纵横家之鼻祖。
■《郭子》
[晋]郭澄之撰。书已佚。鲁迅《古小说钩沉》有辑录。
郭澄之，约403年前后在世，字仲静。少有才思，机敏过人。曾调补尚书郎，出为南康相。东晋战乱起，流离还都。后刘裕引为相国参军，裕北伐，克长安，更欲西进。问郭澄之。郭主西向，佐刘裕成霸业。史称《郭子》3卷，为小说家言，贾泉曾为之注，其书唐时犹存。
■《韩非子》
[战国]韩非（约前280-前233）著。鲁迅多次征引。
《汉文学史纲要》第3篇，讨论百家争鸣时说：“然当时足称‘显学’者，实止三家，曰道，曰儒，曰墨。”这里的“显学”，就是《韩非子·显学》中的一个学术用语。但韩非所谓“显学”指儒墨两家，鲁迅这里又增加了道家。
《华盖集·补白》中说：“记得韩非子曾经教人以竞马的要妙，其一是‘不耻最后’。即使慢，驰而不息，纵令落后，纵令失败，但一定可以达到他所向的目标。”《华盖集·这个与那个》中，鲁迅又说：“《韩非子》说赛马的妙法，在于‘不为最先，不耻最后’。”这是鲁迅反对“五分钟热度”，也反对用“五分热”来责人的一个意见，很深刻，至今发人深省。但这个“不耻最后”，系鲁迅误记，《韩非子》中，并无这样的话。原典应该出自《淮南子·诠言训》。
■《淮南子》
[汉]刘安（前177-前122）撰。刘安是刘邦之孙，淮南厉王的长子。
该书是一部集孔孟老庄思想为一体的杂著，内容驳杂、丰富。鲁迅曾多处引用本书。
《坟·题记》中就旧作的编辑成集说：“这样生涩的东西，倘是别人的，我恐怕不免要劝他‘割爱’，但自己却总还想将这存留下来，而且也并不‘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愈老就愈进步。”“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就出自《淮南子·原道训》，原文为：“蘧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
《坟·春末闲谈》引述《淮南子·本经训》关于仓颉造字“天雨粟，鬼夜哭”的传说，批评当时言论不自由的政治现实，亦即当局愚民之法说：“其次要防说话。人能说话，已经是祸胎了，而况有时还要做文章。所以仓颉造字，夜有鬼哭。鬼且反对，而况于官？”但鲁迅文章多直面现实，批评当局，一生并未罹祸；又可见其时已有一定程度的言论自由。
鲁迅的历史小说《补天》（原名《不周山》）援引了女娲补天和共工怒触不周山的故事，铺衍而成。女娲的故事，原典在《淮南子·览冥训》
（另据应劭《风俗通》，参《太平御览》条说）；共工的故事，原典在《淮南子·天文训》。
鲁迅又作《奔月》，所说嫦娥的故事，也出自《淮南子·览冥训》；小说中又有后羿射日、射封豕长蛇的故事，则来源于《淮南子·本经训》。
《淮南子·修务训》关于墨子不惧辛苦、星夜赶路、赴楚救宋的描写，也被鲁迅用到小说《非攻》中。
《汉文学史纲要》第8篇，又评论《淮南子》所收《招隐士》之赋说：“其源虽出《离骚》《招魂》等，而不泥于迹象，为汉代楚辞之新声。”
■《家诫》
[三国魏]嵇康著。见于《嵇康集》中。《而已集·魏晋风度与药及酒之关系》提及此书。
■《贾子次诂》
[清]王耕心撰。该书为贾谊作品的诠定。1部2册。有光绪年间刻本。鲁迅以1元购得，见《日记·乙卯/8/23》。
王耕心，字道农，工诗古文辞，对佛学也有研究，光绪年间在世。《贾子次诂》，1904年出版，该书受到一些学者如陈兆琛的称赞。
■《谏逐客书》
[秦]李斯（？-前208）著。李斯为先秦法家著名代表人物之一，无文集传世（近见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有《李斯集辑注》将古籍中的李斯著述，包括只言片断，辑录一集），以《谏逐客书》为重要代表。
《汉文学史纲要》讨论秦文学，以此为典型。鲁迅论及文章、作者有言：“李斯，楚上蔡人，少与韩非俱从荀况学帝王之术，成而入秦，为吕不韦舍人，说始皇，拜为长史，渐进至左丞相，二世二年（前二○八）宦者赵高诬以谋反，杀之，具五刑，夷三族。斯虽出荀卿之门，而不师儒者之道，治尚严急，然于文字，则有殊勋，六国之时，文字异形，斯乃立意，罢其不与秦文合者，画一书体，作《仓颉》七章，与古文颇不同，后称秦篆；又始造隶书，盖起于官狱多事，苟趋简易，施之于徒隶也。法家大抵少文采，惟李斯奏议，尚有华辞，如上书《谏逐客》……
《汉书》《艺文志》著秦时杂赋九篇；《礼乐志》云周有《房中乐》，至秦名曰《寿人》，今亦俱佚。故由现存者而言，秦之文章，李斯一人而已。”
■《金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