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匮之盟后世学者多有存疑，譬如宋史学家邓广铭、张荫麟等论证金匮之盟为虚构的产物，即便有，也存在诸多漏洞。按照金匮之盟的说法，不要传位给幼主，赵匡胤驾崩时，燕王赵德昭春秋正盛，年富力强，二十多岁了，完全有能力继承帝位。金匮之盟的真伪不是重点，重点是赵光义通过这场政治秀达到了平衡舆论的目的，解释了继承帝位的合法性。赵普因此立一等功一次，不久后再次拜相。这则小故事说明赵光义从最开始就深谙演戏的强大作用，当然他最擅长的演技是假装糊涂。宋太宗赵光义在提拔吕端为相时，同僚说吕端糊涂不可胜任，赵光义说吕端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足见“糊涂”
是官场重要处事准则，也是领导高官必须具备的演技之一，这方面宋太宗做得技高一筹。
宋太宗初嗣位，就想该通过什么让朝野内外震服，这种服气不单纯是利益关系，而是那种打心眼里明白新上来的领导不好糊弄。正巧开封街头有一恶丐，非常讨人厌的那种，要钱不给就站人家门前破口大骂，啥难听骂啥。某天恶丐出来工作，站在一店前开展要钱业务。店老板态度非常好，笑脸相迎，也服软了，说店小利薄，今天还没开张呢，没有先往外送钱的道理，不吉利。恶丐不依不饶，不给老子钱就骂，摆出一副臭无赖的嘴脸，不拿钱了事甭想开张。恶丐这一闹腾，引得众多不明真相的群众前来围观，正当这时人群中闪出一条大汉，说时迟那时快，只见寒光一闪，恶丐人头落地。就在大家惊诧间，大汉扔下刀，转瞬消失。发生了命案，开封府开始抓捕，由于行动缓慢，没抓到。赵光义询问抓捕犯罪嫌疑人之事，开封府尹只得说正在追查。由于皇帝给的压力，案件很快破获，开封府上报称“案犯已擒，实为店主怒杀恶丐”。赵光义就问真的审完了吗？府尹非常肯定地说案件已然破获。赵光义把刀鞘往地上一扔，当着府尹的面把凶器往刀鞘里一插，严丝合缝。开封府尹顿时慌了，敢情这是皇帝自导自演的一场戏。赵光义沉声说，就你们这么办案，岂非要枉杀无辜（《铁围山丛谈》）。
皇帝导演的杀恶丐，旨在警告群臣不要欺上瞒下。这场戏有着很深的政治目的，一来让群臣认识到了新帝的洞察秋毫，二来传递给文武百官一个信号，新上来的皇帝不糊涂，以后做事别玩手段。这幕街头剧与赵光义金匮之盟的政治秀相比，无论在难度、技术、参演人员等诸多方面相去甚远，但是达到了敲山震虎的政治目的。作为领导者必须懂得如何去导演一场戏，明白演技的重要性。有时候需要亲力亲为，有时候甚至要扮演客串，哪怕演个冤大头，只要能够达到目的，演什么无所谓。
《丁晋公谈录》记载，宋太宗执政时后宫管理较为混乱，宫女经常私自翻墙外出，一直得不到有效的解决。有个倒霉的宫女翻墙外出时被逮住了，宋太宗犹豫不决，到底杀还是不杀？皇宫门卫一个叫刘承规的说此人不可留，官家若放了她，便是纵容宫女，所以必杀之，容臣取其心肝来。赵光义深以为然。不一会儿，刘承规取来了一副心肝，众宫女见状吓得大哭，自此宫内纪律肃然。刘承规因此升为皇城司，宫廷保安队大队长。刘承规在太祖朝为黄门小底，一名普通的皇宫门卫，宫里人都管他叫刘七，地位低下，身份卑微，他们经常有杂活，比如数珍珠，由侍帝的高级宫女看着，别的黄门小底趁宫女如厕的工夫顺一颗藏于衣带间，但是刘承规没干过。他心眼比较好使，太宗时宫廷纪律出现了问题，恰好有这么个机会，于是他演了一把。刘承规取的是一副猪的心肝，把那名犯错宫女安排在尼姑庵，事后送出，远嫁他乡。
刘承规与宋太宗两人其实都在演戏，彼此心照不宣罢了，刘承规假戏真做明着演，赵光义真戏假作虚着演。刘承规通过“欺骗”皇帝和众宫女，以不伤人为原则，彻底整肃宫廷纪律问题。无论出发点和目的都是好的，这种方法达到了比较满意的效果。要知道赵光义行伍出身，上过战场杀过人的主儿，如果连人与猪的心肝脾肺都分不清楚，这些年的刀光剑影算是白混了。另外，在刘承规建议的时候，赵光义完全可以把那名犯错的宫女当着所有宫女的面当众尸解，那样效果将会更为震撼，则不需要刘承规多此一举了。之所以赵光义不点透，甘当冤大头，全因为他与刘承规君臣配合演了双簧，目的是解决宫廷纪律的实质性问题。由此可见，领导演什么不重要，配合演出能否解决问题才是问题的关键。
宋太宗在与大臣相处时，体现的领导艺术特征也是装糊涂。看来每位皇帝的领导方式皆有独门绝技，并且做得到位，演得逼真。宋太祖好吓唬人，宋太宗好装糊涂，宋真宗和宋仁宗好哭，动不动就哭一场。且说宋太宗有一次与孔守正、王荣两位大臣在御花园饮酒。孔、王两人陪着陪着喝多了，一喝高嘴巴没把门的，这是很多嗜酒如命的人的通病。喝多了的二人因为争谁的功劳大，专注这件事，忘了皇帝在身边，把老板冷落一旁。赵光义独自吃酒，看着两个醉鬼一争高低，直到两人喝醉了才把他们送回府邸。
当时有人看不惯，对赵光义建言，两人大不敬，太不像话了，当治其罪。赵光义笑而不答。孔、王两人醒酒后怕，也不知道喝多了说了什么话，酒后失态是肯定的了。哥俩一合计赶紧去请罪吧，甭等着领导发话，届时可就被动了。两位一喝高装大爷的主儿前来请罪，吓得脸色铁青，冷汗噼里啪啦往下淌。赵光义故作惊讶，你们两个莫名其妙地请什么罪？孔、王两人说昨天酒壮怂人胆，酒后失德，对不起皇上的招待。赵光义恍然大悟地说，昨晚我也喝多了，到底发生了啥事儿？
孔、王两人悬着的心一下子落了地，既惊又怕又欣慰，以他们两人的聪明程度能不明白赵光义在演戏吗？当然清楚。赵光义这么演的高明之处在于，喝酒人谁没有五马长枪的时候，那不算数，跟酒鬼掰扯根本掰扯不清楚。虽是君臣，酒桌上就是朋友，朋友之间喝点小酒，谁吼两嗓子骂两句无关痛痒，没必要深究。酒醒后他们才是君臣，这时候则需要体现出领导艺术。赵光义的处理恰到好处，这事就算过去了，咱们心照不宣，下次你们长点记性就行了，话没必要说得那么透彻，点到为止，君臣欢乐。有了这么一次经验教训，相信孔、王两位大臣在下次宴会上必然多长个心眼，换谁也不会冒冒失失的了。毕竟只有脑袋在，才会有酒喝。
3.“同喜同悲”、“喜怒有度”的神奇力量
两宋国祚319年，历18帝，平均年龄44.8岁，平均执政时间为18.5年。宋仁宗不是最长寿的，但他是两宋执政时间最长的，42年，当然这其中大概10年是垂帘听政。《宋史》对宋仁宗评价非常高，赞曰：“仁宗恭俭仁恕，出于天性，一遇水旱，或密祷禁庭，或跣立殿下。”宋仁宗是个勤劳仁德之君，他执政阶段被称为“仁宗盛治”，在宋人眼里它是两宋的黄金阶段，甚至远远超过了唐代的“贞观之治”。在经济、民生、文化、国力等诸多方面，国土面积仅仅拥有之前盛世王朝一部分的宋朝，的确远远超过拥有一千两百万平方公里的大唐王朝，唯独在军事上疲软。相对其他君主，宋仁宗是难得一见的好领导，他执政时期国际上事儿很多，但国内和谐无事，没有发生过宫廷政变及大规模民间起义等情况。
宋仁宗刚上位时，给朝臣们烙下了一位仁德之君的形象，主要表现在孝道上。《孙公谈圃》记载，宋仁宗每次到了先皇真宗祭日时，总要痛哭流涕，愈到晚年愈发严重。群臣一劝说，宋仁宗更来劲了，当着大伙的面毫无忌讳地恸哭，到了“其声甚哀”能够感染到他人的境界。自从汉代确立儒家思想为主流地位以来，中国诸多道德观源自儒家，排在第一位的是“孝”，正所谓“百善孝为先”，孝道在汉代特别受官方及民间的重视，是考察官员道德水平的重要一条。汉代皇帝的庙号最能说明问题，每位皇帝庙号前面都有个“孝”字，如世宗刘彻，庙号孝武皇帝，习惯上叫汉武帝。到了晋代也如此，李密在《陈情表》中有“伏惟圣朝以孝治天下”，晋武帝准许李密辞免太子洗马一职。孝道是我们的传统美德，直到现在也是，这条专属于中国人的道德价值观将会一直延续下去。它也是考察公务员最基本的道德标准，何况作为帝国最高领导的皇帝，必须以身作则。
宋仁宗睹物思人也好，或者真情所致也罢，这里面不能够排除演戏的成分，盖因他是一位政治家。进行一场道德秀，谁也挑不出毛病，即便在演戏也没有人敢揭穿，除非你跟阎王爷耍大刀，嫌命长。一年如此尚且可以理解，年年如此，就难免引人怀疑，因为时间是把杀猪刀，可以抹平一切的伤痛。更何况皇帝虽是最高领导，但毕竟孤家寡人，他们的亲情关系极其淡薄。三姑六婆四舅二大爷众多亲戚里掺杂着很深的政治关系，很难像普通家庭那样逢年过节亲戚朋友好好聚一聚。正因为他缺少，才会极力渲染，或者正因为宋仁宗执政多年，感受到了亲情的重要，才每逢先皇祭日必痛哭流涕吧！
同喜同悲、喜怒有度等，属于领导必备演技之一。尤其是喜怒这方面，皇帝再伟大他也是人不是机器，人都有七情六欲喜怒哀思，这是无法避免的。然而，身为领导应控制自己的情绪，喜怒有度，而非无常，否则不是一个合格的领导。通常情况下，喜怒的夸张表现可以让皇帝达到某种目的。宋仁宗在这方面最为明显，研究史料发现宋仁宗很少发怒，通常表现“同悲”的一面，一怒起来事半功倍。最著名的故事莫过于张贵妃求他给伯父张尧佐升官。
《曲洧旧闻》载，当时宋仁宗说：“得得。”翻译过来意思是说，你放心吧，保准给你办了。于是降旨，遭到了包拯的强烈反对，喷仁宗一脸唾沫星子。宋仁宗只得作罢，问题来了，群臣这面交代了，张贵妃那面怎么交代？这事办不成虽不影响夫妻感情，可面子上说不过去。毕竟你答应人家了，现在搞成这个结果，进退两难。宋仁宗演了一把，见到张贵妃后，以袖擦脸，就算洗把脸，从办公室走到后宫，脸上的水也该干了。宋仁宗这么做，旨在酝酿情绪。如果他去好言安慰张贵妃，一是丢份儿，二是太丢份儿，堂堂大宋天子这么点儿事都办不了！所以只能采取“震怒”的方法挽回颜面，还能够让张贵妃消停点儿，以更大的风力兼并她的“枕边风”。张贵妃来了，问了伯父升官的事儿，宋仁宗正好擦完脸，顺势怒道：“殿丞向前说话，直唾我面。
汝只管要宣徽使、宣徽使，岂不知包拯为御史乎？”张贵妃见状无话可说了，不是领导不行，是那个包拯太狠毒，要怨只能怨包拯。宋仁宗这么演，既震慑了张贵妃，同时也转移了张贵妃的怨恨对象，此事遂摆平。
还有一次在庆历年间，中原地区大旱，旱灾从陕西起来，蔓延到了河南、河北等地。朝廷一方面进行赈济，另一方面宋仁宗也没闲着，经常求雨。宰相王旦的儿子王素时任谏官，见宋仁宗求雨不得，进言道，之所以不下雨是因为皇帝您老人家不够诚心，所以没有感天动地。宋仁宗说那就继续求雨，明天去醴泉观求雨。醴泉观在开封附近，行程大约一个小时左右。王素就说，那儿太近了吧！陛下是不是害怕天热不愿意远行？
宋仁宗怒了，他一发怒有个特点，“帝每意动，则耳赤”。每次发怒前夕耳朵发红，似乎每位领导人都有怒的征兆，须留心观察，作为参考。宋仁宗怒道，去太乙宫祈雨行了吧？太乙宫在今天的西安，距离开封的确很远。王素说请传旨吧！于是宋仁宗冒着苍穹流毒的天气去太乙宫祈雨。祈雨的过程中，宋仁宗表现得相当卖力气，大热天的磕了一百多个头，焚香十七斤，通体尽湿，染上了足疾。王素听说后安慰宋仁宗说，陛下事天当恭畏。然阴气足致疾，宜慎，注意点儿身体啊！宋仁宗正色道，如果能求来雨，牺牲我也无所谓，何慎也？这次卖力气的表演果然感动天地，遭受旱灾地区普降甘露。
在这则故事中，宋仁宗之怒主要表现了他的一个态度问题。先是谏官王素抓住了他的“把柄”，按照“天子无德上苍降怒于百姓”的古老经验来看，全国遭遇旱灾，身为皇帝的难逃责难，所以你必须出来做个表率。宋仁宗已经尽力了，大小求雨数场，天气持续干旱，还要朕怎么样？君臣二人在这一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宋仁宗索性一怒，老子给你来个以身作则，堵住你们这帮谏官的嘴，或者也为自己做得不到位找个托词。人的能力有限，面对自然灾害很多时候束手无策，它不在人的可控范围之内。无论人类科技如何发达，都必须遵守自然规律。中国幅员辽阔，灾难不断，地震、干旱、洪涝等年年发生。比如哺育了中华文明的母亲河，经常翻脸，动不动就发洪水。有文献记载以来，黄河决口1500余次，大的改道26次，每一次都会带走她大量的儿女。大宋建国以来，黄河澶州段屡次决口。澶州距离京城开封直线距离120公里，为朝廷防洪重点地段，不知什么原因总也治理不好，人力、物力投入较大，收效甚微。为此朝廷采取了行动，立斩澶州长官姚恕。当时宋太祖赵匡胤尤觉得不够过瘾，于是怒了一把，将姚恕的尸体扔进了黄河，以示震慑。
我们清楚地知道发怒其实是无能的表现，如果有能耐绝不会发怒骂人，就好像微博上有人骂得难听，当事人非常震怒，如果你有封杀他的能力，完全没必要发怒。领导者通常在事情超出了预计范围或者属下没有领会精神，为了挽回败局或者敲打下面的人，而采取适当的“发怒”。当然这是一种表演，它有“度”的限制，超过了“度”可能会变成真的，那样很可能不知不觉伤害了别人的感情，给自己埋下一颗官场定时炸弹。
4.懂得如何处理身边的“小事”
领导，顾名思义起到了一个导向作用。领导是在一定的社会组织和群体内，为实现组织预定目标，领导者运用其法定权力和自身影响力影响被领导者的行为，并将其导向组织目标的过程。整个过程中，作为领导者没必要身体力行，什么事你都亲自干，要下面的人干啥？领导的主要工作是传达精神、指出工作目标、检验工作进度等等，当然偶尔的亲力亲为是表现领导良好形象的机会，譬如挖坑种树、扫个大街什么的，无关紧要的工作，完全可以定位为“秀场”。官场中有些事情需要领导者去做一做，哪怕做个样子，透露的信息积极且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