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气
［英］克里斯廷·格尔曼/文友光/译
一个姑娘把一束鲜花放在火车站的书摊上，选好一本杂志，然后打开钱包。那束花开始向边上滑去，我伸出手去将花挡住。她当即对我嫣然一笑，接着拿起杂志和花转身走了。
我上了火车后，又在车厢里见到了那位姑娘，她旁边还有一个空座位。“这里有人坐吗？”我问她。她抬起头说：“没有，你请坐吧。”
于是我就坐了下来。我想与她交谈，但又找不到话题，真是着急。于是我就抬头看行李架。她的那束花放在上面，还有她的蓝色小提箱。我看见小提箱上印着她姓名的缩写字母Z，Y。这个名字不多见，我心里想。
火车开动了，驶出站台时，她站起身来推窗子。
“等等，让我来。”我说，连忙站起来把窗子打开。
“我本来是想把窗子关上的。”她微笑着说。自然，我表示了歉意，并把窗子关上了。从这以后就随便多了，我们开始交谈起来。
“你是去度假吗？”我问她。
“不。”她回答说，“只是去和父母亲住几天。”
“我也是，去一个星期。”
列车员推着食品车过来了，我提出请她喝咖啡。
“谢谢。”她说，“从早晨4点到现在，我还未喝一口水。”
后来我们又交谈了一会儿。当火车到达一个车站时，她站起身来，从行李架上拿下她的东西。我问她是否要下车，她说：“是的，要换车了。”“希望能再次见到你。”我对她说。
她说她也希望如此，然后下车走了。火车离开车站时我才突然意识到自己太笨了，竟连她的姓名也没有问。我不知道她住在哪里，也不知道她在哪里工作。我或许在这个城市里转上几年也不会再碰到她。
而我很想再见到她。但有什么办法呢？当然，我知道她姓名的首个字母是Z，Y，她叫“佐伊·耶顿”，还是“普诺比亚·亚罗”？
不得而知。
返回市里以后，我翻看电话簿，以Y开头的姓有好几页，但没有以Z开头的名字。看来是没有希望了。我努力回忆着，有关她的情况我还知道些什么。她有一只印着她姓名首个字母的小提箱，她还拿了一束花。
花！她不可能是早上买的花，因为花店要9点才开门，而我们乘坐的火车是8点50分开。对了，火车站的西边有一家已经开门营业的花店。要看得见这花店，她一定是从西边进站的。
在西边停的有哪些公共汽车呢？我查询着，一共有3路，都通向市郊。
我还能想起什么来呢？书摊，她在那里买了一本杂志。是什么杂志呢？我不知道，但我确实记得她挑选杂志的那个书架。我走到那个书架前看了看，上面摆放着各种杂志：《建筑业者专刊》《高保真画刊》《教师月刊》……她会不会是教师呢？这不可能——她乘车那天不是周末。还有《电子学评论》《护士杂志》……难道她是位护士？
我突然记起来，在火车上她说从早上4点起一口水也没有喝。早上4点，说明她刚下夜班。我又看了看公共汽车的路线表，其中有一路车经过一家医院——皇家医院。
我来到这家医院，站在门口的车道上，观察着该在哪里询问。我看到一个房间门上写着“问询处”，正想往那里走去，突然一辆救护车飞快地驶入。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没有及时让开，我只觉得被车的侧面撞了一下，以后便什么也不知道了。当我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床上，我问道：“我这是在哪里？”
“你在医院。”一位护士告诉我。
“你们这里有没有一位姓名的首个字母是Z，Y的护士？”我问她。
“我就是，”她说，“我叫泽娜·耶茨。有什么事吗？”
“你不可能是，”我说，“任何一家医院都不可能有两个姓名首个字母都是Z，Y的人。”
我在那里想了好几个小时，思考着如何才能找到我要找的人。后来我与这个名叫泽娜·耶茨的护士说起那件事，她解开了这个谜：“我把自己的小提箱借给了另外一位护士，她的名字叫瓦莱里娅·沃森。”
我想见的她终于出现了。她坐在我床边，嘴角带着一丝愉快的神情。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她问道。
“运气，”我微笑着说，“就是一点小运气。”
最容易的路最好走吗
陈彤/文
早些时候，看过一本书，《亨利八世和他的六个妻子》，当时不明白，在他杀了他的第一个妻子时，为什么还有女人肯赴汤蹈火地嫁给他？
现在我不会问这么愚蠢的问题了——他就是杀了十个老婆，后面还有赶不尽杀不绝的女人排着队自荐枕席，因为他是亨利八世，嫁给他，自己就是王后，自己生的孩子就可以继承王位。毕竟这是通往荣华富贵最近的一条路——虽然从结果看，也是通向死亡最短的路，但在最终结果降临之前，普天之下的女人都会认为这其实是通向幸福的最容易的路吧。
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你可以认为他不说明任何问题，但我想人生有的时候就是这么极端——我们每个人都想找到一条通往山顶的快捷方式，就像每个人到股市买进卖出都是为了赚到钱而不是为了血本无归。如果有人事先告诉你，某只股票是垃圾股，我相信你一定不会轻易买进。同样道理，假如一只正在大涨的股票即使已经涨得很高，高到千钧一发，你还是会奋不顾身地买下，你以为它还会涨。如果你知道它马上就要一泻千里，白给你，你都要考虑考虑。人生就是充满这么多的不确定性。
一个女友失恋了，我们说天下男人又没有死绝，你那个男朋友也很一般，赶紧再找一个更好的弥补回来——于是我们把我们所认识的钻贵都往她那里推，因为这是一条快捷方式，每个女人都知道，这是最短的幸福之路——在千百万成功富有的男人中，只需要一个对她说“Yes”，她这辈子的幸福就到手了。
这事儿难吗？从理论上说，不难，她美丽、年轻、单纯，而且还很温柔，多才多艺，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儿吧？但偏偏就等了很久很久——不是没有人追求她，但总是在谈婚论嫁的那一瞬，那些她中意的男人们，全身而退。也不是没有男人肯娶她，但那些肯娶她要她的，她又不肯——因为那些男人显然是一条太远的路，她说要跟那些男人吃多少苦，才能享受到丰收的喜悦？
于是，她的人生像在沙滩上找珍珠——难道她没有发现，沙滩上挤满了像她这样的女孩子，每个人都光着一双脚，即使有珍珠，她凭什么能找到？即便是她有这个运气，但她有这个实力攥住这颗珍珠吗？
很多时候，人生最容易的路，看上去是那么短，但走起来，却是那么长——在沙滩上，最多捡到几枚花纹漂亮的贝壳，但珍珠，哪里轮得到你捡呢？
我很喜欢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故事——她生于1890年，那个时代女人大部分是没有工作的，尤其是贵族妇女。可惜阿加莎没有那么好的命，她爱上了一个没有多少钱的穷男人，嫁给了他，为他生了一个可爱的女儿，他们同甘共苦，曾经有过相当拮据的日子，后来男人发迹了，他们买了大房子，以及只有富人才拥有的轿车——大鼻子的莫里斯·柯雷。然后，男人爱上另一个女人——阿加莎的小女儿对自己的母亲说：“父亲喜欢我，他只是不喜欢你。”阿加莎伤透了心，但是她承认女儿说得对。
她等了一年，期待丈夫回心转意，当然她的期待落空了，于是她同意离婚。她说：“再没有什么可以忧虑的了，剩下就是自己打算了。”她为自己打算得很好，她不仅以写神秘谋杀案闻名于世，而且还嫁给了比自己小14岁的年轻考古学家——她在39岁那年遇到25岁的他，人们劝她不要接受这个年轻人的爱情，她回答：为什么不呢？他热爱考古，所以我不用害怕变老——我年纪越大，他就会越爱我。
事实确实如此，她活到很老，受到女王接见，被封了爵位，再不必为金钱、名望、荣誉、地位、爱情而发愁，她看上去走了一条漫长的路——写侦探小说，在她之前，还没有女人通过写侦探小说而成功呢。
人，如果不是被逼到悬崖边上，谁肯跳下去呢？即使跳下去可能是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人，尤其是女人，总是喜欢安逸，喜欢不劳而获，喜欢不必费什么力气但已经全部得到。很多时候，我们并不羡慕那些奥运冠军，我们认为他们太苦了，我们吃不起那些苦，我们总说：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其实，这是一个最经典的误解——尤其在商业社会，你以为嫁得好比干得好更容易吗？难道那些钻贵们脑子进了水？你没有一点过人之处，你想嫁得好？去看那些能嫁得好的女子，有几个是花瓶？
这是一个讲“双赢”的世界——你没有实力，没有硬碰硬的素质，单凭一颗恨嫁的心，最多是嫁到二流三流的男人，而且等到他们厌倦你的时候，如果你没有及时成长起来，你能得到什么？虽然你不至于丢掉青春，但你丢掉了激情。
就像在一个单位，一个你不喜欢的老板，一份没有前途的工作，你日复一日地干，内心并不快乐，但你想，还是这样简单，只需要每天来上班，到时候拿薪水。你觉得这样很值，因为你很安逸，但是到某一天，你可能会发现你为之所忍受的，不过是一个摇摇欲坠的职位，你会不会有一丝丝后悔？你会不会认为，如果早一点出去放手一搏，你可能得到一个新世界呢？即便输了，不过也是换一个公司，换一个职位，换一台计算机，能差到哪里去呢？但你已经没有时间了。
我不是鼓励你去走一条很长的路，一条布满荆棘蜿蜒崎岖的路，我是想说，许多路，许多看上去很容易的路，实际上是最艰难最没有可能性的路，他们不过是看上去很短，仿佛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但跨越那一步，你需要的不只是运气。
所以，还不如索性咬紧牙关，把你的人生当做一次长途旅行，也许当你终于到达光辉顶点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周嗣到处都是美丽人生，你不需要去巴结谁，讨好谁，迎合谁，你就已经得到了你想要的一切。
就像伊莎多拉·邓肯在成名以后说的那样：“我得感谢上苍，因为我们小的时候母亲很穷，既养不起仆人，又请不起家教。正因为如此，我才得以自然健康成长。”而所谓自然健康，在我理解就是无论生活怎么样对她，而她一直在向自己的希望努力。即使希望落空，遭受巨大打击，依然充满信心。这使她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人，并且即使在今天依然光芒四射——我想她应该也是想过要走快捷方式的吧，在她的自传中，她自己说过：“数年来被拒之门外……不过，这最后的打击对于我的感情本质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从此以后，我把感情的所有力量投入到我的艺术之中，爱情没有给予我的快乐，我从自己的艺术追求中得到了补偿。”而事实上，她得到了更多更丰富的爱，并且也拥有了更丰富更传奇的人生。
所以，我想说，假如你不幸没有生在豪门，没有像帕丽斯·希尔顿那样幸运——既拥有美貌又拥有财富，而且还只有25岁，那么你并不是真的不幸，这个世界上幸福的女人很多，但她们都不是帕丽斯·希尔顿。一个女人真的不幸并不是她们没有找到通往幸福的快捷方式，而是她们以为自己找到了，却走了一辈子，最后发现原来这条路是条最远的路，且不通往任何地方。
地老天荒的爱情
范春歌/文
我知道有过这么一段故事，不知算不算地老天荒型的爱情。
就在不久前，山西老家传来消息，说86岁的姨姥姥去世了。姨姥姥一辈子住在距汾河边的县城尚有几十公里的山洼里，我也仅见过一面，还是小时候坐在舅舅的自行车后行了大半天坑坑洼洼的山路到她家的，那天是去参加她的独生子小钟的乡村婚礼。
那天婚礼怎么个热闹法，如今已没有丁点儿记忆，倒清楚记得姨姥姥的模样，慈眉善眼，话不多且轻声细语，大襟褂黑布裤浆洗得平平整整，一头乌发盘作髻，纹丝不乱，和村里那些看热闹的敞胸露怀的妇女形成鲜明对比。
吃饱了喜宴，我径自在院里的几个镂有奇特的圆坑的大石礅上玩耍，只记得舅舅告诉我，这几个大石礅是古代插旗帜用的，姨姥姥家的院子亦称旗杆大院，远近有名的大户人家。我好奇地问，为什么没见姨姥爷，舅舅看看四周低声说，姨姥爷早就过世了。
过了很多年，我才从母亲那里知道些姨姥姥的情况。
姨姥姥和姨姥爷从小订的娃娃亲。后来姨姥爷考上了山西医学院，入学前两人成了亲。姨姥爷上大学不久就参加了共产党，因叛徒告密，被关进了洪洞县的一座监狱。坐牢不久，便传出噩讯，这位大学生闹革命犯了杀头之罪。闻此噩耗，家里仿佛塌了天，姨姥姥的姐姐也就是我的姥姥带着尚年少的我的母亲，匆匆赶往监狱。结婚尚不足一年的姨姥姥瘦弱的臂弯里挽着一个小包袱，干净的白布包裹着一套浆洗好的新衣，那是她为即将赴死的丈夫准备的。
母亲回忆说，她紧紧揪着大人们的衣角来到阴森森的监狱后，在一扇木窗前见到了亲人，这也是母亲头一次见到姨父，让她意外的是，这位被判死罪的共产党人，竟然是位身着长衫戴着眼镜的白面书生。显然他受过酷刑，从他血迹斑斑的袖口能够看出，为了不让妻子心痛，他用衣袖尽力将脸庞揩得洁洁净净，更让她想不到的是，他那么的平静，仿佛将要面对的不是枪口而是一场平常的秋割。一层木窗，生死一方，姨姥姥和我的姥姥隔着木栅栏哭得话不成句，第二天就将阴阳相隔，姥姥让姨姥姥和他的丈夫单独相对，以说上最后几句。这对年轻的夫妻在最后的时刻说了些什么，旁人不得知。只知道从监狱回来的路上，姨姥姥告知说已有几个月的身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