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需要律师，全美排名前十的律师事务所应该都很欢迎你。”我回答，不过在心里，他说话的语气和他的样子，足可以让我原谅他对我做过的所有事情。
“上车好吗，我想让你陪着我。”他低头对我说，有点烦躁又不知所措地把我塞进车里，自己也进来，坐在我身边。
“出了什么事？”我问他。
他一边示意司机开车，一边回答： “他在热水浴缸里摔了一跤，动脉破裂导致脑出血。”
我听到他对司机说“机场”，还以为是自己听错了，问他：“他现在在哪里？”
“原本在马利布海滩一间社区医院，三天前转到UCLA23的医疗中心。”
“你这几天一直在洛杉矶？”
“对，上周日傍晚出的事，我到医院的时候，他还很清醒，对我说他已经觉得好一些了。”
我有点怕他再说下去，我不想看到他伤心的样子，那个样子恐怕会让我丧失所有判断力，不过我可能早已经没有了理智。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已经伸出手抱着他了，轻声问他：“你什么时候到纽约的？”
“今天下午，飞机落地的时候是三点钟，我直接到这里来了。”
“为什么不上来？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
他笑了一下，摇摇头，回答：“我不知道你会有什么反应，你把戒指留在酒店前台，然后直接去找那个涂菲拉格慕香水24的家伙了。”
“你跟踪我了？”
“没错，我像个变态似的跟了你两天，或者三天，我不记得了。我发誓我从来没干过这样的事情。”他揉揉眼睛，告诉我，他连续三个晚上都没怎么睡。他看起来没有平常那么漂亮了，但是说实话，我更喜欢这种真实的样子。
我对他说：“你这么变态我很开心。”
而他皱了皱眉头，那是一个微妙的可爱的表情，像是在说：我感觉到了，你触到了我的心。
也正是在那个时刻，我开始认真地考虑那个可能性，我们之间建立温柔完整的亲密关系的可能性，不一定要结婚，可能只是住在一起。尽管只是这样，也会是很大的变化。完全不同于我们之前的关系，即不像修长老练的手指滑过年轻的肌肤那样简单，也没有在需要的时候缠绵一场那样干脆了。所有不为对方所知的习惯、嗜好、内心的隐秘都会逐渐揭示，不管你愿不愿意，喜不喜欢，生活在一起，就会那个样子。
半个多小时之后，我们到达机场，领完登机牌，离航班起飞只有不到十分钟了，他在我家楼下踟蹰浪费了不少时间。一个泛美的地勤陪着我们一路跑到登机口，Lyle牵着我的手，感觉上似乎比从前握得更紧一些。而与此同时，我体会着一种有点奇妙的感觉，第一次感觉到肚子一团实实在在的东西跟着我脚步的节奏上下左右地晃动。
飞机在洛杉矶降落的时候已经将近午夜。一路上我靠在Lyle肩上断断续续地睡了一会儿，不知道为什么，他的肩膀非常好看，但是靠起来就是不太舒服。夜色里并不觉得冷，但冬季的季风从海上吹来，在空旷的机场附近更加强烈。从机场到加州大学医疗中心的路上，司机很诡异地开错了路，在同一条路上来来回回转了许久，车子驶进医院大门的时候，我已经枕着Lyle的外套睡得很熟，他摸摸我的脸把我叫醒。我坐起来，车子刚好驶过一条减速带，那种奇妙的感觉又来了，Caresse和我身体里某个地方轻轻地撞了一下，让我忍不住扬起嘴角笑了一下。不知不觉地，我开始承认它有名字，Caresse。
不过，之后看到的情景就没有这样愉快了。Lyle把我带到五楼的一间重症监护病房，他的父亲躺在各种仪器和医院的蓝色床单当中，一张蜡像似的面孔，歪向一边，已经陷入深度昏迷，心跳始终在六十八到七十二左右，但呼吸很吃力，嘴巴在氧气面罩下面大张着，像一个快要窒息的人一样，大口大口地吐气吸气，每一次呼吸胸口都剧烈地起伏。除了呼吸机的活塞的声音，房间里只有各种监护设备发出的滴滴声。窗边一张沙发上躺着一个年近四十的女人，身上盖着条毯子，眼睛闭着，像是睡着了。
Lyle没有去叫醒那个女人，默默地站着看了一会儿。直到一个医生进来，把他叫出去。床上那个昏迷中的人呼吸的样子让我也觉得透不过气来，在靠门的扶手椅上坐下来。窗边的女人听到声音自己醒了，坐起来不太友好地问我：“你是谁？”我告诉她，我是Lyle的朋友。她变得温和了一点，对我笑笑，说：“Keith出事的时候，我跟他在一起。”
热水浴缸里的女人。看打扮倒不像是从事什么引人遐想的职业的女人，反而有点上流味道，雪白的马球衫，外面套了一件浅蓝色男式牛筋布衬衣，藏青色的裤子和罗发鞋。我看她，她也打量我，我觉得很尴尬，站起来推门出去找Lyle，看到他正在走廊转角的地方跟医生讲话。我犹豫着要不要过去，病房里那个女人却也跟出来了，靠在墙壁上看着我，像是想要跟我聊聊的样子。
“我是Laure，其实是Laurinda，不过他总是叫我Laure，”她对我说。我回了一个微笑，也告诉她我的名字。“他现在状态很稳定，不是吗？”Laure看了一眼病房里面继续说。
她眼睛里全是期待，我只能点头，回答说是啊。
她自己反倒摇摇头，告诉我：“医生说出血面积很大，手术没什么希望。不过我看过书，只要能挺过头三天，还是有希望慢慢恢复的，血块可以被吸收不是吗？”
我很想上去给她一个拥抱，但是我从来就不是那种善于表达的人，于是我在心里拥抱了她，现实里面只是笑了笑，对她说我要去找Lyle，转身走掉了。
他已经不在走廊转角的地方了，我转了一圈最后在护士站旁边的一间办公室里找到他。他跟两个医生在一起，身旁的灯箱上夹着几张核磁共振影像。他回头看到我，向我伸出手来，我走到他身边。他抓住我的手，握得很紧，然后俯身在一份文件上签字。
“他失去意识之前表达过这样的意愿，”年长一些的医生说，“事实上文件是那个时候就准备好的，他没有来得及签署。”
我看了一眼，桌子上只是薄薄一张A4大小的纸，纸上是格式合同一样简单的几句话：停止维持生命的医疗措施，如撤除呼吸器、静脉营养输液或喂食管等维生系统，不予施行心肺复苏术等积极延长生命的措施……
大约五分钟之后，我们回到病房，一起来的还有一男一女两个护士，开始撤除维生设备。我不认识病床上躺着的那个人，但还是觉得这个决定作的太快了一些，不是对病人，而是对活着人来说。Laure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冲出来，不让护士摘掉Keith脸上的氧气面罩，回头冲着Lyle喊道：“你在干什么？他会好的，他会好的！”
女护士按铃叫了保安，两个穿蓝制服的男人进来请Laure离开，她拉住病床边上的护栏不肯松开，直到被拖倒在地上。她拼命地哭喊，说的语无伦次：“你是冷酷的人，他是你爸爸，你不愿意付五千元一天的费用，他还不到六十五岁……”
整个过程当中，Lyle握着我的手，始终没有讲话。所有设备撤除之后，Keith的面孔暴露出来，每一次吃力地呼吸，张开的嘴巴，没有了氧气面罩和那些说不清名堂的管子，眼前所有东西都变得更加赤裸和冷酷。Laure终于静下来，任由保安带她离开，走过我身边的时候，她对我说：“他很酷是不是？”我看看她，她不会知道那个时刻Lyle的感受，但我知道，因为我在他身边，我会一直在他身边，只要他还需要我。
直到凌晨两点钟，病床上那种挣扎似的呼吸仍然持续着。Lyle叫司机把我送去酒店休息。我说我愿意留下来陪他，他摇摇头，在我嘴上留下一个潦草的吻。
我真的很累了，而且，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不再仅仅是我自己了，多了一点什么，一份不重也不太轻的责任。而正是这一点点，让我能够在那个夜晚，顾不上其他，在酒店房间里喝下一杯热牛奶，淋浴，然后没有梦魇地入睡。
天微微亮起来的时候，我睁开眼睛，发现Lyle正站在床边看着我。卧室里没有开灯，只有外面客厅里的一盏落地灯亮着，幽暗温暖的橙色灯光勉勉强强照亮他身后的一小块地方。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现在几点了？”我坐起来问他。
“不到五点钟，”他回答，沉默了一下，然后告诉我，“都结束了。”
我眼睛湿了，可能是荷尔蒙的关系让我变得爱哭了。我朝他伸出手臂，他坐到床沿上来，抱住我，就这么静静地抱了很长时间，直到他在我身边和衣躺下，在黑暗里轻轻地说：“那个时候，我五岁，Cheryl-Ann刚满三岁，我们一家人在嘎那。他在所有人眼里都是自信、魅力、品位和幸运的象征。我喜欢学他走路，学他说话的样子，像他那样笑，像他那样穿衣服。吃饭的时候，我们总是打打闹闹争着要坐他身边的位子，时不时地崇拜的看着他。”
我侧过身贴着他的身体，右手放在他的胸口上。
“我们之前谈过这样的问题，这就是他想要的方式，快而且干净。”他继续说，“我应该这样做，不是吗？”
“你做的没错。”
“将来，有一天我在这样的境况下面，我希望你能为我作这个决定。不是作为律师。”他慢慢地一个字一个字地说。
我的眼泪落下来，洇湿了枕套，突然觉得害怕，害怕有一天，躺在重症病房里的是他，而我就像Laure，看着他挣扎，却没有任何办法。我想说话，但是喉咙哽住了，张开嘴巴，发不出任何声音，过了很久，才恢复过来。我答应他，那一天我会在他身边，为他签那份该死的同意书。他转过头来吻我，尝到我眼泪的味道。
“我不想惹你哭的。”他说，这句话反而让我流了更多的眼泪。
他继续说：“我之前对你做的事情是不对的，我会尽力弥补。我只是希望你能留下来，和我在一起，但是如果你一定要离开美国，让我跟你一起走，不管你要去哪里，我想跟你在一起。”
我轻轻地问他：“那么说，我们之间是真的？”
“是真的。”他回答。
我沉默了很久，才又开口说话：“我希望，你能再坚持一下。”
“什么？”他轻声地问。
“如果哪一天你快死了，我希望你能再坚持一下，会有点辛苦，会没有那么快而且干净，但是我希望你能再坚持一下，”我贴着他的耳朵回答，“为了我，还有Cares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