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静顶破第一层壳花了1年的时间。她说，那一年她很羡慕戴军。因为戴军敢在节目中讲笑话。可她不行，她怕嘉宾不笑。7年国家电视台的主持经历让她无法找到一种属于《超级访问》的语感。对于每个人而言，改变并不容易。你一直想要跳脱出的那种人生情境，也正是在不知不觉中被你所适应，这就是所谓的安全感。7天足够养成一个习惯了，何况7年。所以，每当李静将一大堆华丽的台词念完后，她总是第一个陷入困扰。台本上的每一个问题，每一个环节，她都好好地完成了，却始终觉得自己没有在与嘉宾对话，只是问答。而彼时的戴军却全然是另一种状态，放肆调侃，插科打诨，两个字，就是松弛。
戴军将这种“松弛”解释为“异于常人的经历，练就异于常人的能力”。从漂泊深圳的打工者，到看尽三教九流的夜场歌手，再到一夜成名的流行歌星，戴军的生活阅历丰富至近乎驳杂，也是在这个过程中，他拥有了最“接地气”的表达方式。如果说1993年以前的戴军还是沉默的，那1993年在全国夜场“走穴”的经历就是他语言活化的开端。当时作为“表演嘉宾”，他不仅需要唱歌，还要与台下的观众热切互动，只有如此才能镇得住场子，拢得住人气。站在台上的40分钟，他最多唱四五首歌，其余的时间缝隙都要用即兴的聊天与讲笑话来填满。这样的舞台也让他学会了察言观色，在灯影明晦间捕捉台下人的真实需求。最终，当阅历变为才华，戴军的语态也得以形成。
李静和戴军的语境，一个源于多年供事国家媒体的习惯，一个来自长期混迹娱乐江湖的洗染，不同的过往导致了不同的出场。于是在《超级访问》的文本中，他们一个端着一个散着，一个抿嘴一个坏笑，各说各话，各表各意，依旧是两个语境。这着实让编导和后期剪辑很为难，为难到他们不得不把李静、戴军找到机房，义正词严地说：“静姐，戴军哥，你们看看被剪掉的部分吧。”看完了，整个机房一片安静。如果不是自己那么巧出现在画面当中，李静真不想承认这个节目是《超级访问》。很多本以为精彩的提问，却像直直抛出的板砖，生生砸断了嘉宾的话头，砸碎了现场的气氛。尽管最终剪出来的节目是流畅的，但真实的现场毫不夸张地存在着一种“跳帧”的感觉。“很多东西都没法用。”编导说。李静皱眉，她清楚，这不是自己想要的东西，绝对不是。
看着一屋子紧锁的眉头，戴军却一脸淡定。倒不是事不关己，只是他相信李静。那段时间，在节目上一看到李静拿出新闻主播的范儿，他就会想，这个人怎么这么说话呢？然后等下了节目和李静一起聊天、吃饭，他就接着想，这个人怎么这么会说话呢？于是戴军做出了一个判断：私底下的李静要比台上好玩一百倍。戴军承认自己是个“话痨”，但有时他和李静出去玩2个小时，李静可以一个人说1小时50分钟，最要命的是，她的一言一语总能把身边的人吸引住，很深很深地吸引住。所以，每当李静在节目上与自己“牛头不对马嘴”的时候，他只觉好笑，却并不担心。他也不给李静什么建议，只是坐在李静身边，在她试图发动“攻击”的时候，帮着补上几枪。他不着急。他相信李静只是被催眠了，她能把自己叫醒，只是需要点时间。
这个过程并没有让戴军等太久。李静很快就打破了那层壳，她渐渐在节目中讲起了笑话，不再为嘉宾和观众的反应而胆战心惊。“没有人能够帮你，只有你自己才能释放出那种幽默。”李静说。原来这种“幽默”是发自内心的，是她未曾丢失的，也是戴军所坚信的。而至此，两个人的默契才算是真正开始。他们不再做“发问者”，你问完一个问题，我再问一个问题，表面上看各有分工，实际上却是彼此的替补。“我俩总是不配合，不分工。”李静渐渐明白，最好的互动是无法刻意制造的。尽管原则上，李静需要负责走流程走框架，戴军在里面添油加醋，但往往他们会在现场随意地互换角色。比如戴军若是和嘉宾就一个话题聊开了，他就会把李静的问题也顺着都问了，而李静则会守候在一边，见机就“砸它一卦”，引爆情绪点。这样一来二往，他们似乎找到了一种“第三方的玩法”，也就是不用问题来引出嘉宾的故事，而是用两个主持人的互动把嘉宾的话拎出来。有时他们会先把嘉宾摆在一旁，对彼此来上一段采访；有时是一起讲段“相声”，在一捧一逗间抛出话题；有时甚至会成为“被访者”，接受嘉宾的反问。总之“第三方玩法”，让“互动”成为了访谈的内核。而李静和戴军也终于意识到，真正的默契，不是在意对方的眼色，而是在意自己的本色，这才是搭档的玩法。
戴军曾说，他与李静就好像失散多年的老友，突然又找到了，感觉很奇妙。就像周末站在王府井最繁华的大街上，在茫茫人海之中，李静毫不费力地一眼认出了他。“你怎么又穿身橙色的衣服啊？”李静问。“我倒要看看王府井谁能晃得过我！”戴军说。就这样，在李静心里乱七八糟的时候，戴军也把自己拾掇得乱七八糟，于是李静心里便有了一份莫名的踏实。她其实是感谢戴军的，这个搭档不会告诉她如何破壳而出，只是陪着她一步，一步。哪怕看不到未来，也至少有那么一团鲜亮的颜色让自己望向天空的眼睛不至于失神。
《超级访问》火了，似乎要验证一下两人的“人气”，李静和戴军拔腿就去了西单，故意坐在人如潮水的西单地铁口对面台阶上。“你不怕被人认出来啊？”李静问。“怕什么？”戴军反问。是啊，究竟怕什么？是怕被人认出来尴尬，还是怕没人认出来失落呢？李静也一屁股坐在了戴军的身边。眼前的地铁口不断涌出人来，一茬又一茬。只是大家都低头赶路，没几个人注意到他们。黄昏时分，终于有一个人走近他们，原来这人他俩都认识，是个同行。“你俩坐这干吗呢？”那人问。“听说今晚有流星雨，我们在看流星。”戴军说。那哥们儿一时语塞，望了望天，走了。身后，李静的脸上扯出了一个大大的笑容，随着周围的人潮消融在暮色之中。
2002年初，一项对民营电视公司非常重要的新政开始实施--《关于实行广播电视节目制作、发行准入制度的实施细则（试行）》。很多人说，这是个好消息，那只掐着民营电视公司喉咙的手终于要放开了。然而坏消息是，这个好消息只是亮了一下相，就很快被淹没在中国电视那一整年的大风大浪之中。这一年，华娱电视成为了首个落地的境外电视台，而星空卫视、凤凰卫视资讯台被允许在内地有限落地播出；这一年，国内的广电集团达到了13个，中国电视广告收入正式进入250亿俱乐部；这一年，央视建成了全国第一家高清晰度电视制作演播室；这一年，被嚼滥了的“脱口秀”成为了电视台同质竞争的炮灰；同样是这一年，新节目的突起并不亚于老节目的衰落。《新周刊》评论说，2002年中国电视酷似一场大秀。
李静对着镜子，最后整理了一下头发，准备上场。她为这场“秀”准备太久了，那就是《超级访问》开播一周年特别节目。直到上台前她也还是说不清，那时候的他们究竟适不适合停下来稍作总结。她只是看了戴军的新书，一本叫作《戴头戴脑》的杂文集，便决定为自己的搭档和这个节目留下点什么，又或许她只是想为自己留下点什么。几周前，她终于也坐过了嘉宾的椅子，才发现坐到那个位置上真的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这一次，要坐过去的是戴军。而她要给他一个礼物。
节目组把戴军在深圳打工的经历拍成了一个MV。画面中闪过深圳东门的长途汽车站，电子工厂的流水线，潮湿难耐的宿舍，以及他的第一个舞台，海豚乐园。在那里他遇到了两只小海豚，叮叮和当当，他不仅要负责海豚的训练与表演，还要负责给它们换水。当时一个水池差不多要投6吨盐，而一包盐是100公斤，都是戴军和工友们一包一包地往里扛。舅舅到深圳去看他，指着他问：“你们这儿有叫戴军的吗？”仅仅两个月不见，他就变得又黑又瘦，连舅舅也没认出来。1989年，他们带上两只海豚去北京表演，没想到第一天，一条海豚受了凉得了肺炎，在午夜死了。另一条也被感染，死在了第二天晚上。戴军在自己的书中写道：“那天是六月二十四日，这是我终身难忘的日子。那天，我扑在床上，大哭了一个晚上，为海豚也为我自己。”
后来，两只海豚被送给了北京自然博物馆做标本，戴军每年都会抽时间去那里看看它们。有一天，当他再次来到博物馆，却发现角落里的海豚不见了。他找到馆里的服务人员询问，却被告知那两个海豚标本当初做得不是很好，已经烂了，就撤展了。“好像一切事情都没有发生过，在你的生命中消失了。”戴军说。李静在节目中脱口而出：“就是那句话嘛，生命本不值钱。”这话就出自《戴头戴脑》，原句是“我是个’野孩子‘，生命本不值钱。”李静第一次读到这句话便是心中一颤，她多少有些明白了戴军脸上那灿烂的傻笑，是经历了多少无助之后的豁达。不知是谁说过，“我承认身后的阴影，是因为我正面对阳光。”
李静要帮戴军找到海豚。她告诉自己无论如何也要办成这件事，而且一定不能提前让戴军知道。于是，当节目现场开始播放李静和编导在自然博物馆上蹿下跳寻找海豚踪迹的镜头时，戴军彻底傻眼了。他没想到，有人会为了他那微不足道的个人情结去忙活，而这个人正是自己的搭档。终于，通过当年制作标本的人，李静在博物馆的一个仓库中找到了其中的一只海豚，当当。她站在小小的海豚旁边，对着镜头说：“戴军我找到了，你的好朋友当当。”她摸了摸当当的脊背，一如在抚摸一只有温度的小生命。“拍张照给你带回去搁在床头好不好？”李静用哄小孩的语气说着，“还有你看这是什么？一张全年的免票，是馆长亲自给你的，他说你什么时候想到这里来看当当都可以。”李静从头到尾都是笑着的，她想，这是一个开心的过程呀，但最后她还是没忍住在现场流下了眼泪。“喜欢吗？”“喜欢。”戴军点点头，“不但有海豚还有野猪和野牛。”
“虽然生命本不值钱，但生命只要生活在世上，准会留下痕迹。”李静说。这就是她一直以来想要回赠给戴军的礼物。2002年，尽管她还有很多事没有做到，至少她为戴军找到了心爱的当当，至少她已为自己打破了第一层壳。
就只剩下那最后一层壳了。尽管她还是不愿别人叫她“李总”，但她很明白，“超访”需要钱，它是一桩生意。比起主持人的壳，经营者的壳是更难打破的，如果说前者是一种回归的表达，那后者便需要一套全新的语言，以将“超访”的潜力翻译成市场理解的价值。而当时民营电视的盈利模式依旧非常单一：把节目免费给到电视台，然后换取几分钟的广告。这种模式总是让民营电视陷入疲于奔命的状态，它们既要负责制作内容，又要负责出售广告。这层壳，其实困住了大多数的人。但李静依然慢慢胜出，努力打破着这层与她共生多年的硬壳。一天，她把发行总监叫到面前说：“我要卖节目”。发行总监说：“中国从来没有卖节目的，只有卖电视剧的。”李静不服气，她背上自己的大包，一如一年前那样，坐着飞机、火车开始到各个地方电视台去“卖节目”。而事实证明，她的选择是正确的。当李静拿到第50个电视台的合同时，她知道“超访”开始赚钱了。这是一个意义非凡的转折。李静、戴军，还有“超访家族”的每一个人，都前所未有地畅快与振奋。但李静还是莫名觉得少了点什么，比如一个正式的奇迹，一个仪式。
2003年早春的一天，李静正在大街上走着，看到一个报亭，就停下买了一本《新周刊》。她喜欢这本杂志，有态度。虽然不是期期都看，但只要碰上就会买一本。翻开目录，李静看到这一期刊登了“2002中国电视节目榜”。她饶有兴致地翻到榜单那一页，低头顺着榜单往下看，却在看到“最佳谈话类节目主持人”那一栏时，愣住了。足足呆了30秒，李静深深吐出一口气，赶紧打电话给老搭档。“戴军，咱俩获奖了！《新周刊》的最佳谈话主持人！”“不是吧？！没人通知我？！”“真的！我买回去给你看！”李静跑回报亭，一口气买下十本《新周刊》，抱回了公司。
经查证，这个奖是真的。“2002年中国最佳谈话类节目主持人”不是别人，就是全然在状况之外的李静和戴军。当年入围的还有陈鲁豫、朱军等中国一线主持人。《新周刊》的颁奖词这样写道：“中国主持拍档的新典范代表，戴军幽默风趣，李静插科打诨，两人默契得天衣无缝，现场爆笑，绝无冷场，情牵之处，亦能以迂回情长的细节化处理控制节奏，诠释明星之技已具超级标准。”如此之认可，为何又不找他们去现场领奖呢？再经查证，才得知评委会之所以没有通知到他们，有一个非常客观的原因--没找到联系方式。无论如何，奖杯终是辗转到了二人手上。“没有灯光，没有掌声，没有碰杯，也没有谢谢MTV。”戴军只是举着这个重重的玩意儿，给了李静一个大大的拥抱。
曾经有一度，李静觉得“超访”是不会获得什么奖的，因为它不是主流。但后来她发现不对，在“超访”自己人的心里它一定是主流的，不然怎么能理直气壮地做下去呢？不做下去，又怎么能知道它会变成什么流呢？李静一直记得李玲玉2003年在“超访”中说过的一句话。当时他们聊到了李玲玉在十年前的转型之作《女人心绪》。她说，那是第一次，专辑里面所有的歌都是为她写的。然而，新尝试的都市曲风完全颠覆了她在《粉红色的回忆》中的甜姐形象，也使得这张专辑在唱片市场上备受冷落。但李玲玉不后悔，她说：“这是我最用心的一张专辑。你们觉得不成功，但我觉得是成功的，因为我敢做。”
很多年以后，有人问李静和戴军：“为什么每一期节目结束的时候，你们都要喊一嗓子’超级访问，成功‘？”李静说：“因为第一期失败了啊。”“那你们觉得这个节目在什么时候真正成功了？”戴军说：“一播出就成功了啊。”
成功，不过是嘴里说出的两个字。你可以把它很当回事，也可以把它看成是和“下次再见”一样平常的台词；你可以对它百般算计，也可以把它当作命运为你准备的不期而遇。2002年，在西单流星雨事件之后，戴军和李静又去了趟青岛。这一次，他们只是一起逛超市，他们没有坐在台阶上挡道，戴军也没穿橙色的裤子，却被三个来买菜的大姐生生认了出来，还边比画着边冲他们喊：“成功！”李静顿时眼泪差点掉下来。只见她扭过头瞪着戴军，以一种兴奋到嘶哑的声线狠狠地说了句：超级访问，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