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认祖归宗的喜好，爱把自己和历史上的名人、伟人联系到一起也不管这中间是否曾出现过乱臣贼子、忤逆不孝之徒。这与这个国度太过悠久的历史有关，上下五千年，何其壮哉。可有人还不过瘾，还要对史前史也来个断代工程，这就是史家的偏好：上溯。
回族文化既然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就往往不止一点，回族的史学家们也学来了这个偏好。一提到民族史就念念不忘一个年份———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年），而且遣使通商、大食援唐、课资抗金一溜说下来，似乎只有这样民族的历史才显得悠久。不管人们怎么看，我总觉得有些牵强。
我们且看一首诗：
旗队浑如锦锈堆，银装背嵬打回回。
先教净扫安西路，待向河源饮马来。
这是那个写出《梦溪笔谈》的北宋沈括为当时士卒所作的抗敌凯歌，歌词里的“回回”一词却不是指回族，而是指葱岭附近，处于喀喇汗王朝统治下的回鹘人，这部分人后来分化开来，只有一部分信仰伊斯兰教的加入到回回民族中来，有一部分成了维吾尔人，还有一部分变成了后来的裕固族。
我不是史学家，自然也品不出什么史家之堂奥，有点个人小小的想法而已。我认为如果非要在回族史上找出个主流来源的话，还是应该推被蒙古掳掠来又被编为探马赤军回回部的那些军士工匠。也就是我小说中的札兰丁们。
十三世纪初，成吉思汗的铁骑横扫了中西亚和东欧，然后往东剑指中原，其间从花剌子模裹挟了大批的中亚穆斯林，被编为探马赤军灭西夏、征大金、打大宋，最后驻屯于中原。在蒙古人眼里，这些高鼻深目的中亚人才是真正的回回人，从“回回 ”的命名我们也可以得到佐证，元史上称回回人阿老瓦丁（现译应为“阿剌乌丁”，喀布尔人）献制 技术，用于攻克襄阳，大发神威，故此 也叫“襄阳 ”。如果历史不是这个走向，如果那个见钱眼开的讹答剌守将不杀害那支蒙古商队———尽管那个商队里很可能就真的有奸细密探，他们的动机或许就真的不纯，那样成吉思汗就没了西顾的借口，直接出草原统一中原，在接过金、宋两家的户口册子后，也许就不会有一个回回人的分类了。当然，历史词典里是没有“如果”这两个字的。基于这样的看法，我还是认为这批被掳掠的中、西亚穆斯林才是后来形成中国回族的主流。
有了这么一个民族分类，那些早在前五百多年里就来到了这里的穆斯林番客和土生番客就可以堂而皇之地簇居在这个旗帜下，共同组成中国回回人这么一个民族共同体，他们作为民族先民的历史也就此终结了。
斯大林给民族下的定义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方式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在当今的中国，几乎所有的县级行政区域都有回族居民，是中国少数民族中分布最广的民族，和汉族有很多地方是相通的。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地域、大致相同的经济生活方式，甚至表现在文化上，两个民族千百年来共同沐浴着中国传统文化———儒家学说的浸润，所不同的就是回族接受伊斯兰文化的影响，而在其心理上打下的深深烙印，注定了两个民族不同的心理素质。“民族心理素质的形成，就标志着民族的形成。”（吴团英语）。
三
1220年撒马尔罕陷落了，蒙古人屠城的同时，遴选了三万青壮兵丁和手工艺人，余者尽皆屠杀。这六万人被蒙古人驱使着又踏上了追杀自己同胞的战场，直到1224年第一次西征结束，于1225年春被掳掠到了高寒的蒙古草原，不及稍歇，就于是年冬被重新编为探马赤军开始了新的征伐当然这个数据仅指撒马尔罕一地，实际上被掳掠的中西亚青壮兵丁、工匠远不止几万人。
“探马赤（Tamaci）”一词，元史研究界尚有争论。有人认为“Tama”蒙古语有“收集”“印章”之意，探马赤是被烙上印记的奴隶兵；也有人认为来源于突厥语，意为“前锋”“扈从官”；有人考证，探马赤是北方民族狩猎用语“tama”，指狩猎中负责包抄、围堵的猎人，军事上引申为负责打前锋、包抄、围堵的部队。还有的认为此即汉语“探马”，指先锋，此说不确。因为探马赤军的军籍早在蒙古人西征前就有了，此时的蒙古人怕是还说不好这连汉族人也并不常用的词汇。
国初，木华黎奉太祖命，收扎剌儿、兀鲁、忙兀、纳海四投下，以按察儿、孛罗、笑乃、不里海拔都儿、阔阔不花五人领探马赤军。既平金，随处镇守。中统三年，世祖以五投下探马赤立蒙古探马赤总管府。至元十六年，罢其军，各于本投下应役。十九年，仍令充军。二十一年，枢密院奏，以五投下探马赤军俱属之东宫，复置官属如旧。二十二年，改蒙古侍卫亲军指挥使司。三十一年，改隆福宫右都威卫使司。
———《元史·兵志》
木华黎殁于1223年，诏封孔温窟哇推忠效节保大佐运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鲁国王，谥“忠宣”。既然奉太祖命组建探马赤军，说明他在世时就有这个军种。建军之初从各千户、百户和部落中拣选士兵组成精锐部队，在野战和攻打城堡时充当先锋的说法是成立的。到后期蒙古兵源发生了变化，这一军种的结构也随之变化了，成了独立于蒙古亲军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不然，深谙“宿卫者，天子之禁兵也。元制，宿卫诸军在内，而镇戍诸军在外，内外相维，以制轻重之势，亦一代之良法哉。”的蒙古人也不会让他们驻屯于中原等所谓“腹里”，而拱卫首脑的任务就只能交给天子之禁兵的宿卫诸军———蒙古军了。
若夫军士，则初有蒙古军、探马赤军。蒙古军皆国人，探马赤军则诸部族也。其法，家有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无众寡尽签为兵。十人为一牌，设牌头，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孩幼稍长，又籍之，曰渐丁军。
签发渐丁军士，遵旧制，家止一丁者不作数，凡二丁至五丁，六丁之家，止存二人，余皆充军。
至元四年正月……签蒙古军，每户二丁、三丁者一人，四丁、五丁者二人，六丁、七丁者三人。
———《元史·兵志》
十年春正月庚午，签陕西探马赤军。
———《元史·世祖本纪》
至元十年，令探马赤随处入社，与编民等。——
—《元史·食货志·农桑篇》
元朝军民分治，探马赤是元朝的一种军籍。这是战争频繁时比例较高的签军。从各个部族中选出精壮之士，成为了“探马赤”。由“探马赤组成的军队称为“探马赤军”，他们归中央直属。在成吉思汗时代，探马赤军的军事任务主要负责打前锋，后来蒙古进入中原后，逐渐增加了驻屯的任务。
古者寓兵于农，汉、魏而下，始置屯田为守边之计。有国者善用其法，则亦养兵息民之要道也。国初，用兵征讨，遇坚城大敌，则必屯田以守之。海内既一，于是内而各卫，外而行省，皆立屯田，以资军饷。或因古之制，或以地之宜，其为虑盖甚详密矣。大抵芍陂、洪泽、甘、肃、瓜、沙，因昔人之制，其地利盖不减于旧；和林、陕西、四川等地，则因地之宜而肇为之，亦未尝遗其利焉。至于云南八番，海南、海北，虽非屯田之所，而以为蛮夷腹心之地，则又因制兵屯旅以控扼之。由是而天下无不可屯之兵，无不可耕之地矣。今故著其建置增损之概，而内外所辖军民屯田，各以次列焉。
———《元史·兵志》
早期蒙古军队有“上马则兵，下马则牧”的传统，后来到蒙古帝国时期把这一传统应用到元朝军队中从事屯田。元代的军队有蒙古军、探马赤军、汉军、新附军四种，他们都分别置籍，接受朝廷的调动，在全国各地镇戍、屯田。早期蒙古军皆国人，以蒙古人为主体，是元朝最精锐的军队而探马赤军中的民族成分则较复杂，后期主要是由色目人组成，其地位仅次于蒙古军。早期探马赤军中，曾有蒙古人和汉人，后来大多是来自西域的民族，有回回、畏兀儿、钦察、康里、阿速、哈剌鲁、唐兀等。蒙古统治者将掳掠来的色目人纳入“军籍”。一部分人按民族编成独立军队，如回回军、唐兀军、畏兀儿军、哈剌鲁军、阿儿浑军等。
色目人意为各色名目之人，大多是蒙古国时期征服的各部族，是元时中国西部各民族的统称，也是元朝人民的四种位阶之一，一切非蒙古、汉人、高丽、南人的皆算色目人。当时色目人有多少种说法不一。常见于元人记载的色目人，有唐兀、乃蛮、汪古、回回、畏兀儿、康里、钦察、阿速、哈剌鲁、吐蕃，等等。色目人在元朝建立和统一全国的过程中大量进入汉族居住地区，他们受到元朝的重视，在元代的社会阶层之中，待遇仅次于蒙古人。色目人的上层人物，有的是军队将领，有的是政府官员，也有通官的商人。色目官员在元朝各级政府机构中占有一定地位，他们可以担任汉族官员不能担任的职务，如地方政府的达鲁花赤；在科举和入仕方面，色目人享有几乎与蒙古人相同的优遇。色目人犯重刑与蒙古人一样由大宗正府处置。但是，元朝给予色目人的优遇只能使他们的上层人物受益，下层色目人则像普通的汉人那样，处于无权地位，有不少贫苦的色目人沦为奴婢。色目人进出汉族居住区，对促进汉族与西北各族之间以及中国与西方各国之间的经济和文化交流起了很大作用。
四
如果以1235年的“乙未籍户”作为回民族产生的起点，那当时这个族群当不包括伊斯玛仪的家人，因为蒙古帝国的南部边界还没到长江边上，此时长江以南地区还是南宋的天下，他们还是没有国籍的番客或土生番客，宋廷是通过结好使并类似于现代总领事馆及侨领的番坊司及番长管理他们，他们还得给南宋完纳岁赋，提供南宋朝廷抗击蒙古的军饷。
这样一来，伊斯玛仪就成了蒙古籍的回回人，回到泉州他还得继续做他的番客，接受泉州番长的指派。
据《旧唐书·西域传》和《唐书·大食传》载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年）大食使臣到达长安，这一唐朝于大食国之间政治关系的建立被伊斯兰教史学家公认为是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开始。
从永徽二年（651年）至贞元十四年（798年）的一百四十年，大食国遣使来唐者达37次之多，他们向唐廷贡献方物、各色珠宝、名贵马匹等，并介绍西域、阿拉伯国家和伊斯兰教情况，唐朝廷对这些使臣优礼相待有的使臣留华被封为将军、中郎将等职，这一时期有不少中西亚穆斯林东来并留居中土，这些人被唐称为“番客”，其聚居地则被称为“番坊”。当时长安西市就有许多被称为“波斯邸”“胡店”的，这是因为长安不仅是唐朝的首都，也是著名的“丝绸之路”的开端，有许多中亚穆斯林经过天山南北到达长安，这条据称是汉张骞开创的陆路商道也叫做“香料之路”自开辟之初起，恐怕来往最多的还是中亚穆斯林，因为在伊斯兰文化里经商并从中获取利益是应该的，伊斯兰文明的基石“圣训”，记录了穆罕默德的重要语录，他曾说：“让人们自由买卖吧！真主将使人们彼此获得生活给养。”在南方还有被称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一条水道，也把中国同西域大食连在了一起，以伊朗和波斯人为主体的穆斯林海客扬帆万里、历尽艰险，来到了广州、泉州、杭州、扬州等重要的通商口岸并留居下来。这些人有的是携妻带子，有的是在中土娶妻成家、繁衍后代，历经数代后他们的子孙被唐朝廷称为“土生番客”。这些频繁往来和相宅定居的番客来华的主要目的就是经商，并不是传教士。此间，大唐的番客大多是穆斯林，他们严守着自己的宗教信仰，在长安、广州、泉州等地建起了最初的清真寺，人们围寺而居接受唐政府的管理、缴纳课税，同时也得到了唐廷的厚待。
伊斯玛仪被蒙古人俘获之前就是一位中土泉州的番客或土生番客，当然也包括那位在汴梁开店接待过他和札兰丁的小老板。
来华居留的穆斯林番客通过婚姻关系等，必然影响到了当时的土著居民，这在客观上起到了传播和发展伊斯兰教的作用。
有唐一代，通过丝绸之路到达长安的并定居下来的番客达四千户之多至唐中期，阿拉伯、波斯商人已遍及晋冀鲁豫，有史可考的最著名的有唐代大将军李元谅、安附国，进士李彦昇、五代时的石处温等。唐天宝十四载安禄山、史思明兵叛，连陷两京，唐肃宗至德元年（756年）阿拉伯阿巴斯王朝哈里发曼苏尔应肃宗李亨之请，派遣一支数千人的穆斯林军队帮助平定叛乱，收复了西京长安和东京洛阳。“安史之乱”后，这支部队被留在了中国，唐政府给予了生活安排并准予与中国妇女通婚、世居华夏。五代至宋，以至辽金，尽管连绵不断的战争和变幻不定的政权更迭，陆路交通受阻，但阿拉伯、波斯商人仍源源不断通过海路涌入华南各地。明末思想家顾炎武称“自唐设结好使于广州，自是商人立户，迄宋不绝。诡服殊音，多留于海滨湾泊之地，筑石连城，以长子孙。”讲述了穆斯林来华定居的真实情况。穆斯林商人带来了大量的珠宝、象牙、犀角、药材、香料，再从中国带回丝绸、瓷器、茶叶等货物。自宋太祖开宝元年（968年）至南宋孝宗乾道四年（1168年）的二百年，大食人前来朝贡和进奉可查据者就有49次之多，宋代番客来华者，较唐代不但数量多，社会地位也大有提高。比如李彦昇的弟弟、妹妹李 、李舜絃，都为前蜀著名诗人。李舜絃的《鸳鸯瓦上》一诗写道：“鸳鸯瓦上瞥然声，画寝宫娥梦里惊。元是我王金弹子，海棠花下打流莺。”已是古代妇女界的名篇佳作之一。宋代书法家米芾是中亚穆斯林之后，在中国文化界地位卓著，为宋代四大书法家之一，他尝“自谓来自众香国”。不仅如此，穆斯林番客的商业活动对活跃当地的经济交流也起到了重要贡献，同时又为朝廷交纳了大量的赋税，宋高宗赵构绍兴年间，宋廷每年的岁入不过一千万两白银，而仅穆斯林商人交的税费就高达二百万两，是其年财政收入的五分之一，这些有力地保证了岳武穆大将军在前线抗金的军事行动。
番客是怎么分散到中国各地的，其实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大诗人杜甫早就在一首诗里给我们做出了答案：“商胡离别下扬州，忆上西陵故驿楼。为问淮南米贵贱，老夫乘兴欲东游。”
大概伊斯玛仪或是他的祖上就是随着那扬帆远航的商船来到泉州的。这部小说的最后，他回泉州去了，他说过他还会回来。
十四年三月乙未，福建漳、泉二郡蒲寿庚、印德傅、李珏、李公度皆以城降。……癸丑，命汪惟正自东川移镇巩昌。行中书省承制，以闽浙温、处、台、福、泉、汀、漳、剑、建宁、邵武、兴化等郡降官，各治其郡。
———《元史·世祖本纪》
根据这份史料，泉州降元应是元世祖至元十四年，也就是公元一千二百七十七年春天的事了，此后这里的穆斯林也可以和中原一样放弃番客称号，入籍做一个中国回回人了，泉州的番长衙门番坊司也该撤销了。如果伊斯玛仪此时还健在，或许因其有功于蒙古弄个一官半职也未可知，不过此时的他已年高八秩，入仕抑或从商恐都难以胜任。自和札兰丁分别至此他已和家人团聚了四十余年，贫穷富裕暂且不说，这份骨肉团聚、安享天伦的乐趣，也定让他陶陶然了。因为他喜欢那些撒下金星子就能长出元宝来的土地，这里最好没有战争，没有杀戮，如果再能让他安安稳稳地跑上几年商道就最好不过了。
2008年8月18日于济南听月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