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文
七十八年前的初夏，阴历五月初三，想不开的王国维，转了两圈，看看周遭无人，一头栽进颐和园昆明湖。
那时，颐和园门票巨贵，要大洋一元，因而游人甚少，待救起，已断气。毛泽东有诗云，“莫道昆明池水浅”，那里的水并不深，王跳进去，便一头扎到底。事实上并非溺毙，而是被湖底的淤泥朽草，塞满七窍，窒息而死。
呜呼，一代学人，草草一生，就这样于污泥浊水中逝去，时年五十一岁。从他身上，翻出一纸遗书，上有“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等字样。有人说，他这个“辱”，为死殉清廷，效忠逊帝；也有人说，他这个“辱”，与他亲家罗振玉有些什么纠葛。但不管什么缘由，当时及后来，咸认为不值得。
凡跳井投河，凡没顶目沉，用这种办法结束自己生命者，多为女性，多为弱者。屈原也好，李白也好，王国维也好，稍后一点的老舍也好，作为软弱的知识分子，在压力下，在羞辱下，在无路可走、无以为生的绝境之中，这是最无奈，也是最无能的选择了。
自王国维之后，自老舍之后，迄今为止，这里还不曾发生过别的什么作家诗人，什么教授学者，想法淹死自己的类似事情，这，当然很令人鼓舞。
我想，可能一，赶上了盛世；可能二，大家都不再那么想不开。知识分子天性的软弱，也许没法改变，但拿定主意不死，却是可以咬咬牙坚持住的。这一点，相当重要。
每次逛颐和园，走到排云殿的西边，石舫的东面，就会遗憾王国维之缺乏这点认识。既然是“再辱”，先前必有初“辱”，既然发生过初“辱”，领教过初“辱”，忍受过初“辱”，那么，这个“再辱”，还有什么想不开的呢？“辱”过和没“辱”过，有质的不同，“辱”过一次和“辱”过多次，则是量的不同。无论什么“世变”，无论怎样“再辱”，完全没有必要一死了之。
因为从历史的，传统的，薪火相传的文化角度来衡量，这样一位精通中学，深谙西学，擅长甲骨文，兼及诗词美学方面的高深造诣，为中国文人中的佼佼者，曾作出杰出贡献的王国维，并非凡夫走卒，引车卖浆者之流。他跳进昆明湖，这扑通一声，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文人真正称得上学富五车的时代，也就宣告结束。从此，有学问的文人凤毛麟角，而“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的半瓶醋的文人，“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的草包化的文人，形成中国文化的主流。
我一直认为，王国维选择这一天自杀，是受屈原的影响。他之定于初三死，而不是初五死，是这位学人的谦逊，他太崇拜这位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诗人了。距今二千二百八十三年，阴历的五月初五，屈原用的方法，与王国维的方法相同，也是扑通一声，跳进汨罗江，结束自己生命。
王国维在其《屈子文学之精神》一文中，试图解释这位古代诗人之死：“屈子自赞曰廉贞，余谓屈子之性格此二字尽之矣。盖屈子之于楚，亲则肺腑，尊则大夫，又尝管内政外交上之大事矣，其于国家既同累世之休戚，其于怀王又非一日之知遇，一疏再放，而终不能易其志。”看起来，屈原“不能易其志”的“志”，与王国维“义无再辱”的“辱”，是使他们两位走向绝路的原因。
其实，有什么想不开、过不去、解脱不了的心结呢？
不就是将他从左徒的高位，黜降到三闾大夫，地位大不如前吗？不就是将他流放汉北，流放江南，精神大受打击吗？不就是再也管不了内政外交的大事，手闲得发痒吗？不就是得不到帝王的知遇之情，心里感到空空荡荡的吗？唉，这就是诗人的弱点了，像一个玻璃杯，装着他极其充沛，极其丰足，也极其来得快的感情，可是，沸点极低而易激动，韧性极低而易沮丧，耐力极低而易泄气，稍一不慎，就会爆裂破碎。
近人有一幅《屈子行吟图》，我觉得那位画家，根本没领会司马迁在《史记》中的描写：“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只画前一句，昂首迎风，神色傲倔，衣衫飞扬，落拓不羁；未画后两句，其实诗人极其失落，极其郁闷，一个想不开的要自杀的人，是潇洒不起来，飘逸不起来的。
此时此刻的诗人，披头散发，衣冠不整，在湖边江畔，在水乡泽国，无所傍依，到处流浪。一位渔夫将他认了出来：“啊呀，您不是三闾大大吗？怎么狼狈成这个样子？”
“我被流放了！”
流放二字，对后来的中国文人而言，简直就是家常便饭，小菜一碟。可能战国时期的楚国，初次这样收拾文人，让屈原赶上了，他有点受不了。
渔夫当然要问：“这是为什么呢？先生！”
屈原说他被流放的原因：“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
渔夫劝说他：“夫圣人者，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举世混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啜其酶？何故怀瑾握瑜，而自今见放焉？”
据科学家研究，自杀的人是存在着某种厌世基因的，受刺激，很窝火，想不开，很别扭，那基因就驱使着必走这条绝路不可。屈原的性格本来就偏执，认死理，于是与这位好心的渔夫辩白。“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
渔夫的意思，你为什么就不能换一种生存方式，活下去呢！那个楚怀王，那个顷襄王，已经把你抛弃了，干吗还要自作多情，魂牵梦萦呢？同样的道理，王国维这样的有学问的文人，难道想不到这种最起码的常识？那个已经跑到天津租界里当寓公的末代皇帝，甚至不知道你是老几，值得你去效那份无济于事、屁也不顶的忠贞吗？
屈原投江以后的一百多年，汉代的太史公司马迁，埋头为这位自沉汨罗的诗人写传时，膺服他的志，“其志洁，故而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然泥而不滓者也。”但并不赞成他的这种自己设计的结局。
他之所以要这样高度评价屈原，这里面有太史公自惭形秽的内心隐痛，他活得苟且，活得委琐。然而，对于屈原这样的做法，值不值得死，有没有必要死，难道除死之外就再无生路了么？他虽然未置一浏，但通过渔夫的嘴，说明他不会赞同这种样子的断然处置。因为，他本人曾经像屈原一样，忠忱爱国过，忧患元元过，赤心耿耿过，谠言铮铮过，不但没得到好的结果，更没得到好的下场。
但他却没有下决心像屈原那样轻易地就给自己画句号。
要知道，天有多大，这世界就有多大；这世界有多大，我们的生存空间也应该有多大。这也是从屈原到王国维的两千三百年间，有人想不开，死了死了，想干什么也不行了。有人想开了，遂有可能在中国历史上留下重重的一笔，这就是坚决活下去的司马迁，理解同情屈原的同时，又并不以为然地描写他生命的最后一刻的揶揄。
正是太史公的这支笔，记叙下来屈原的死，从此，每年的这一天，成为全民的一个节日。他们用划龙舟的形式，用吃粽子的方法，来纪念这位诗人。在中国，一个文人的忌日，能成为举国上下的嘉年华。相反，中国差不多有三百多个帝王，他们活着的时候，唯辟作威，唯辟作福，什么事情办不成呀，然而他们却没有办法，能够在死后享受如此永远的殊荣，实在是使知识分子扬眉吐气，深感荣幸。
死了能被人记住，不容易，死了能被人怀念，更不容易。死了以后，每年至少有一次出现在活着的人的视野里。说实在的，这么死一回，好像也值得似的。然而，除了王国维，在中国文学史上，大多数中国文人宁可学司马迁，也不学屈原。因为，在端午节的这一天，那些划龙舟的人，那些吃粽子的人，那些点雄黄酒、挂艾蒿的人，到底有多少真正去纪念这位中国第一诗人者，也是非常有限的。
这个现实，能使中国文人清醒。
也许外国文人对于各色各样的“辱”，见识得少，经历得更少，忍受得尤其少的缘故，所以，读外国文学史，譬如俄国的第一诗人普希金，第二诗人莱蒙托夫，为了一个在我们中国人看来，绝对不值得死的理由，而送掉性命。深感此二位之大可不必，也觉得此二位有如屈原和王国维之想不开。
当然，对他们随便就豁出命去拼的精神，还是忍不住为之激动。
为什么激动，因为懦弱的我做不到。而且我还相信，大多数的中国人，都太把命当回事，也是做不到的。中国文人，从古至今，几乎找不出普希金和莱蒙托夫这种样子因怄一点闲气，而拉开架势决斗的案例。
中国只有忍辱负重的司马迁，这位无论怎样想不开，也要努力不死，绝对不想自杀，受天大的痛苦也要去著书立说的范本人物。
或许，这正是应该我们为之自豪的，由于惜生畏死的缘故，中国作家的自杀率，要低于西方，更低于日本。形成这样一个结果，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有皇帝的那些年代里，中国知识分子被整肃得太狠了，太苦了，消灭得也太轻易了，太随意了。因而，物理学的定律，有作用力，必有反作用力，反倒激发了古往今来的文人，特别强烈的求生谋存的能力，只要有一丝活下来的可能，轻易不肯自绝于人民。
对不起，恰恰是那些外国同行，由于活得优裕，从容，自在，不那么感到明显的压迫，威胁，镇压，因而稍有郁闷，不快，压抑，就受不了。于是，视生命为儿戏，说死就死。越是大师级的重磅作家，如海明威，如川瑞康成，如法捷耶夫，越是爱用这种方法解脱自己。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也是其中一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