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地利］卡夫卡
在同学中我是笨的，但不是最笨的。有些老师仍不时向我父母和我断言我最笨，但他们这么说仅仅是出自许多人的狂想，这些人认为要是敢于作出如此极端的判断，他们便占有了半个世界。
但人们普遍地真的认为我是笨的，他们拿得出有力的证据。假如有一个陌生人一开始对我印象不坏，并把这种印象告诉别人的话，那么他就会从人家向他提供的这种证据中得到教训。
为此我经常生气，有时也哭泣。这是我在当时的窘境中感到不安和对未来的窘境感到失望的唯一时刻。当然不安和失望那时只是理论上的，只要投入一项工作，我的心就安稳了，失望就消失了，简直像一个从幕后奔上舞台的演员，在离舞台中心很远的地方停顿了片刻，双手（比如说）放在额前，而这时激情（这马上就会成为必要的）在他心中不断高涨起来，尽管他眯着眼睛咬破嘴唇，也掩饰不住自己的激情。半消半留的不安感推起了正在上升的激情，激情又增强着不安感。一种新的不安不可遏制地形成了，包围了二者，也包围了我们。因此，结识陌生人，这是一件令我感到厌烦的事。有些人就像从一所小屋里用望远镜看湖面或看山脉和单纯的空气那样顺着我的鼻梁看我，这时，我就会烦躁不安。有人提出可笑的论断，统计学上的谎言，地理学上的谬误，异端邪说——既遭禁止又荒唐，抑或卓越的政治观点，评述当前事件的值得重视的意见，值得称道的主意，令讲话者及其同伴们几乎同样感到惊讶，而一切又通过眼神、握一握桌子边缘或通过人们从椅子上跳起来的动作而得到证实。一旦他们开始这样做。他们便立刻停止持续不断地、严峻地看一个人，因为他们的上身便会自动改变其通常的姿势前倾或后仰。几个人简直会忘记自己的衣服（屈膝折腿，只撑住脚尖，或者使劲把皱巴巴的上衣紧贴在胸口），许多人用手指头紧紧握住一副夹鼻眼镜，一把扇子，一支铅笔，一副长柄眼镜，一根香烟，而大多数人，不管身体多结实，都热得脸上直冒汗。他们的目光从我们身上移开，犹如一只举起的胳臂放落下来。
我被准许进入我的自然状态，我可以随意等候，然后在一旁倾听，或是离去，上床睡觉，这正是我一直期盼着的事，因为我常常打瞌睡，因为我腼腆。这就像舞会上的一次大休息，只有少数人决定休息时离去，大多数人都在某个地方站着或坐着，这时，被人们忘却的乐师们不知在什么地方进饮食以便振作精神，好继续演奏。只是，四周不怎么安静，多半并不是每一个人都知道现在休息，而是大厅里同时正在举行许多场舞会。我能离去吗？如果有一个人因我、因一个回忆、因许多别的事以及基本上因我的种种一切感到情绪激动，哪怕只是轻微感到情绪激动——也许听了一个人的讲述或受到一个爱国思想的激励，一开始便试图看清这种激动情绪，他的眼睛，甚至他的整个身体连同身上穿的衣服都变得昏暗起来，话语中断了……
通过这一切，我还感觉到了我的恐惧。我怕一个人，我曾毫无感情地把手伸给他，倘若不是他的一个朋友大声叫喊过他的名字的话，我都不知道这个人姓甚名谁，并且说到底，我曾在这个人的对面坐了好几个小时，完全心平气和，只是有点儿感到疲乏。一如年轻人惯常的那样，这个成年人甚至很少只把目光投向我。
有几次，我们姑且这样假设，我让我的目光和他的目光相遇，试图更久地注视他的蓝眼睛，我这么个闲散人，没有人指望我，无论是……或者是人们正式离开这伙人。如果这一点不成功，那么，这无非也就是证明了曾进行过尝试这一事实罢了。好，我没成功，我一开始便显示出这种无能，以后一刻也不能将其掩盖，然而即便是笨拙的滑冰者的双脚也都愿意滑向另一个方向，两只脚一起从冰面上滑出去。假如……有一个聪明人，他既不在这百人队伍的前面，也不在其旁边或后面，以便让人家一眼就能发现他，而是在这百人队伍的中间，人家只有站在一处很高的地方才能看见他，而且即便那样也只看见他怎样消失不见。我的父亲就曾经这样评价过我。特别是在我的祖国的政界，他是个很有声望的卓有成效的人。也许是在十七岁那年，我开着房门在房间里读一本印第安人的书，我偶然听到了这个评语。这几句话当时引起了我的注意，我把它们记住了，但是它们并没有给我留下丝毫印象。通常都是如此，对年轻人的一般性评价对他们本人不会产生什么影响的。因为要么内心还完全平静，要么不断地受到外部刺激，他们感觉到自己的本性是影响和强健的，就像一支团队乐曲。但是这个一般性的评价对于他们来说却有着未知的先决条件，未知的意图，所以，各方面便对它充耳不闻；它就像池塘里小岛上的散步者，水面上既没有船也没有桥，散步者听见音乐，自己却没有被人听见。
我说这话并不是要攻击年轻人的逻辑……
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并有义务发挥其独特性，但是他必须喜欢他的独特性。就我所知，人们不管在学校还是在家里都在努力消除人的独特性。这样会减轻教育工作的负担，但也会减轻孩子们生活的分量。当然在这之前，孩子们还得被迫经历痛苦，比如说，当一个孩子晚上正在读一篇扣人心弦的小说时，一种单单针对他的训诫不可能使他明白他必须中断读书去睡觉的道理。假如人们在这种情况下对我说：时间太晚了，眼睛会看坏的，明天早晨会睡过头，很晚也起不来的，这个蠢故事是不值得这么读的。这样我虽然不会明确表示反对，但我之所以不表示反对，也仅仅是因为这一切训诫连值得考虑的边儿都没有达到。因为一切都是无限的，或者是不确定的，所以也等于是无限的。时间是无限的，因此不存在太晚的问题；我的视力是无限的，因此不会看坏；甚至夜也是无限的，因此不必担心早上起床的问题。而我对书不是根据愚蠢或者聪明来区撇只是根据它是不是吸引我，而这一本是吸引我的。当然我那时不会这么说，结果是：我讨厌去请求允许我继续读下去，而决定在不允许的情况下我行我素。这是我的独特性。人们用关掉煤气灯而让我呆在黑暗中的举动压制了我的独特性。人们解释说：大家都睡了，所以你也必须睡觉去。看到这情况，我不得不相信他们，尽管这对于我来说是不可理解的。准都不像孩子们有那么多改革的愿望。尽管这种压制从某些方面看并不算错，但这事像其他任何类似的情况一样，化成了激励的力量。强调这种情况的普遍性并不能磨钝这力量。从而我相信，正是在那个晚上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比我更爱读书了。当时，对我来说用所谓普遍现象的说法并不能驳倒这一点。当我看到人们不相信我对读书具有不可克服的欲望时，我这种感觉就更加强烈了。只是渐渐地，在很久以后，也许在这欲望已减弱了的时候，我才认为，许多人也曾有过同样的读书欲，但都被自己克服了。不过当时我只感到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我悲伤地去睡觉，憎恨开始滋长起来。这憎恨决定了我在家庭中的生活，从某一方面讲，它从此成了我一生的基调。这禁止读书虽然只是一个例子，但它是一个颇具代表性的例子，因为其影响是很深的。人们不承认我的独特性，但由于我感觉到它的存在，所以我在这方面总是十分敏感和警惕，于是在他们对我的这种态度中看到了一种最后的判决。既然人们对我这种外露的独特性都作了判决，那么我那些掩藏着的独特性的命运就更糟糕了，我掩藏它们，是因为我自己认识到其中有些微不合理之处。比如我有时没有准备第二天的功课，晚上就读起书来了。这作为对义务的耽误来看恐怕是很不好的，但不应就此对我作出绝对批评，而应作有分析的批评。作有分析的批评时应该看到，这种忽视义务并不比长时间的阅读糟糕，特别是由于我对学校和对权威的畏惧使这种忽视义务的行动本身大受限制。由于读书而没有准备的某些作业，第二天一早或者在学校里我会利用当时很好的记忆力很快补上的。问题是，我长时间读书的独特性所遭到的判决，现在通过我自己的手段延伸到那掩藏着的忽视义务的独特性上去了，结果使我的心情压抑不堪。那情形就好像某个人用一根鞭子打人，但不把人打痛，只是碰一碰以示警告，而他自己却把鞭子解开，把一个个尖头对准自己，按照自己的想法刺进其内心并挠动，而那只陌生的手还一直静静地握着鞭柄。如果说，即便在那时我还没有这么厉害地惩罚过自己，那么无论如何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我从我的独特性中从来没有引出那种真实的好处：最后能具备持续的自信心。显示独特性的后果反而是：要么我恨压制者，要么我把这独特性视为乌有；这两种后果从自欺欺人的角度看也联系得起来。但是我如果那时只掩藏着一种独特性，那么后果是：我恨我自己或者恨我的命运，把我自己看成坏种或者可诅咒的人。这两类独特性的关系多年来表面上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越走近为我敞开的生活之门，那些外露的独特性就越增加。但这并没有使我得到解脱，那些掩藏着的独特性并没有因此而减少，通过细致的观察可以发现：人们是永远不可能坦白一切的。甚至往昔那些看上去似乎彻底坦白出来的事情，后来也显示出还有根子留在内心深处。即使没有发生这样的情况，在我几乎不间断地进行着的松懈整个心灵结构的行动中，只要出现一种暗藏的独特性就足以深深地震撼我，使我到处都抓不住可以靠一靠的东西，使一切适应环境的努力付诸东流。即使我什么秘密也不保留，把一切都抛得远远的，从而得以干净清爽地立于世间，过去的混乱也马上会重新回到我的胸中，塞满我的心胸，因为照我的看法。那些秘密必然不能完全被认识清楚，被正确地评价，因而通过普遍化的方式又回到我的身上来，重新占据我的心灵。这不是错觉，而只是认识一种特殊形式，至少活着的人谁也摆脱不了它。比如说，有一个人向他的朋友承认说，他是吝啬的，那么他在此刻，在这个他寄托了评判权的朋友面前，似乎就从吝啬中解脱了出来。此刻这朋友将采取什么态度也是无所谓的，不管他否认这种吝啬的存在也好，或者建议怎么摆脱吝啬也好，或者甚至为吝啬辩护也好。甚至即使这朋友由于他这一坦白而宣布结束与他的友谊，也没有什么要紧。要紧的倒是，这人也许并不是作为悔过者，但作为诚实的罪人向公众说出了他的秘密，并希望通过此举能重新夺回那美好的和——这是最重要的——自由的童年时代。但他夺得的不过是一种短暂的愚蠢和以后长期的痛苦。因为在这悭吝人和朋友之间，在桌子上的某个地方放着钱，这悭吝人必须把钱搂过来，而且伸出手去的动作越来越快，在半道上那坦白的作用固然越来越弱，但还不失为一种解脱；在半道以后就不然了，情况就反过来了，那坦白就仅仅照亮着那只向前伸动着的手，坦白的作用只有在行动前或行动后才有可能是有效的。行动本身不允许任何东西与它并存，对于那只正在搂钱的手是没有言语或悔过可以解脱的。要么必须把这行动，即把那只手消灭掉，要么必须处在吝啬之中……
强调独特性——绝望。
【简评】弗朗兹·卡夫卡（1883—1924），奥地利著名作家，是德语文学中的现代主义大师。在作为他主要成就的小说创作中，他使用了大量的象征手法，娴熟地将细节描写的真实和整体情节的荒诞交织在一起，表现了现代人对自身生存状态的焦虑和在异化条件下人的扭曲和变形的生活。代表作有《审判》、《城堡》、《变形记》、《美国》、《饥饿艺术家》等。读这篇并不太连贯的作品同其他卡夫卡作品一样，会产生一种异常的感受，被他那些沉重的叙述和故事氛围压得透不过气来。在作者所处的世界里，一个人的独特性几乎成了绝望的同义词。（其实，这已是人类的一个长久性的悲剧。）这些随笔性文字对了解卡夫卡的性格、观点的形成极有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