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铁生
很久了，我就想说说尿毒症病人“透析”的事。三年前我双肾失灵，不得不以血液透析维持生命，但透析的费用之高是很少有人能自力承担的，幸而我得到了多方支援，否则不堪设想。否则会怎样？一是慢慢憋死（有点儿钱），二是快快憋死（没钱）。但憋死的过程是一样的残酷——身体渐渐地肿胀，呼吸渐渐地艰难，意识怪模怪样地仿佛在别处，四周的一切都仿佛浸泡在毒液里渐渐地僵冷。但这并不是最坏的感觉，最坏的感觉是：你的亲人在一旁眼睁睁地看着你，看着这样的过程，束手无策。但这仍不见得是最坏的感觉，最坏的感觉是：人类已经发明了一种有效的疗法，只要有钱，你就能健康如初，你就能是一个欢跳的儿子，一个漂亮的女儿，一个能干的丈夫或是一个温存的妻子，一个可靠的父亲或是一个慈祥的母亲，但现在你没饯，你就只好撕碎了亲人的心，在几个月的时间里一分一秒地撕，用你日趋衰弱的呼吸撕，用你忍不住的呻吟和盼望活下去的目光撕，最后，再用别人已经康复的事实给他们永久的折磨。谁经得住这样的折磨？是母亲还是父亲？是儿子还是女儿？是亲情还是那宏博的爱愿？
我有过这样的经历，幸而经历到一半时得到了救援。因而我知道剩下的一半是什么。我活过来了，但是有不得不去走那另一半的人呀。我闭上眼睛不去看他们，但你没法也闭上心哪。我见过一个借钱给儿子透析的母亲，她站在透析室门外，空望着对面的墙壁，大大跟她说什么她好像都已经听不懂了。我听说过一对曾经有点儿钱的父母，一天一天卖尽了家产，还是不能救活他们未满成年的孩子。看见和听见，这多么简单，但那后面，是怎样由希望和焦虑终于积累成的绝望啊！
我听有位护士说过：“看着那些没钱透析的人，觉得真还不如压根儿就没发明这透析呢，干脆要死都死，反正人早晚都得死。”这话不让我害怕，反让我感动。是呀，你走进透析室你才发现（我不是说其他时候就不能发现）最可怕的是什么：人类走到今天，怎么连生的平等权利都有了疑问呢？有钱和没钱，怎么竟成了生与死的界线？这是怎么了？人类出了什么事？
如果你再走进另一些病房，走到植物人床前，走到身患绝症者的床前，你就更觉荒诞：这些我们的亲人，这些曾经潇洒漂亮的人，这些曾经都是多么看重尊严的人，如今浑身插满了各种管子，吃喝拉撒全靠它们，呼吸和心跳也全靠它们，他们或终日痛苦地呻吟，或一无知觉地躺着，或心里祈盼着结束，或任凭病魔的摆布。首先，这能算是人道吗？其次，当社会为此而投入无数资财的同时，却有一些人得了并不难治的病，却因为付不起医疗费就耽误了。这又是怎么了？人类到底出了什么事？
出了什么事？比如说，高科技在飞速发展，随之，要想使一个身患绝症的人仅仅保持住呼吸和心跳，将越来越不是一件难事了，但它的代价是越来越多的资金投入。一方面，新的医疗手段和设备肯定是昂贵的，其发展的无止境意味着资金投入的无止境。另一方面，人最终都要面对死亡，如果人的生存权利平等，如果仅仅保持住心跳和呼吸也算生存，那么这种高科技、高资金的投入就更是无止境，两个无止境加起来，就会出现这样一种局面：有限的社会财富，将越来越多地用于延长身患绝症者的痛苦，而对其他患者的治疗投入就难免捉襟见肘了。
绝没有反对科学发展的意思，但是，随着高科技的发展，医学必然或者已经提出一些哲学问题了。医学已不再只是一门救死扶伤的技术，而是也要像义学和哲学那样问一下生命的意义了，问一下什么是生？什么是死？生的意义如何？以及“安乐死”是否正当？
在不久前的《实话实说》节目中，听到一位法律专家陈述他反对“安乐死”的理由，他说得零乱，总结下来大致是两点。其一：“安乐死”从实行（即立法和执法）的角度看，困难很多，因此他认为是不应该的。这可真叫逻辑混乱。一事之应不应该实行，并不取决于其实行是否有困难，而是要取决于其实行是否正当。倘不正当，实行已失前提，还谈什么困不困难？倘其正当，那正是要克服务困难的理由（以及正是表明法律专家并不白吃饭的时候），否则倒是默允或纵容了不正当。这样看，无论“安乐死”应不应该实行，都与困难无关，那专家说了半天等于什么都没说。当然，应不应该，并不等于能不能够。见报纸上有文章说，从中国目前的条件看，“安乐死”还不能够很快实行。这我同意。但这又不等于说，我们不应该从现在就开始探讨它的正当性和可行性。
我住过很多回医院，见过很多患绝症的人，见过他们对平安归去的祈盼，见过因这祈盼不得回应而给他们带来的折磨，生理的和精神的折磨，分分秒秒不得间歇。我真是想不通这到底是为了什么？似乎只是为了一种貌似人道的习欲。这样的时候，你既看不到人的尊严，也看不到人的意愿，当然也就看不出任何一点人道；好像只是一次刑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被病魔百般戏弄，失尽了尊严和自由，而另一些他的同类呢，要么冷漠地视而不见，要么爱莫能助，暗和睚祈祷着自己的归程万勿这般残忍。这简直是对所有人的一次侮辱，其辱不在死，人人都是要列的；其辱在于，历来自尊的人类在死亡面前竟是如此地慌张和无所作为。刑罚所以比死更可怕，就在于人眼睁睁地丧失了把握命运的能力。我想，创造刑罚的人一定是深谙这一点的。可我们为什么要让那必来的“归去”成为刑罚呢？为什么不能让它成为人生之旅的光明磊落的结束，坦然而且心怀敬意地送走我们所爱的人呢？
当有人（以及和线一个人都可能）受此酷刑的折磨与侮辱之时，法律和法律之上的意愿，只摆出几项改变它必然要遇到的困难，就可以溜之大吉并且心安理得了吗？
那位法律专家反对“安乐死”的另一个理由是，“人没有死的权利”。但是为什么呢？他未提有力的说明。他除了说得有些蛮横，还说得有些含糊：“死是自然而然的事。”但自然而然的事就一定正当吗？真若这样，要你法律专家干吗？不过，这一回的问题好像真的不太简单。
“安乐死”还是不应该吗？还是要“自然而然”地任那绝症对人折磨和侮辱吗？难道还有谁看不出“安乐死”并不是要取消人之生的权利，而是要解除那残酷的刑罚，是在那疑难的一刻仍要信奉神命、行其意愿吗？神命难违，神不单给了人生的权利，还给了人自由的权利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