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我们在这里必须指出的是，由于曾国藩毕竟是一个视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程朱理学为身家性命的封建士大夫，所以他的避害意识在内涵上又是相当单纯和狭窄的。既然这种避害意识相当单纯和狭窄，那么它对曾国藩传统观念体系的冲击范围也就仅仅限于与自卫--“自立”、“自强”相关的那些方面。因此，曾氏对西方文化的兴趣只侧重于“技艺”、“技巧”和“术数”方面，而对于社会政治制度则基本上是完全加以拒斥。与此同时，他在避害动机下提倡西学，主要是针对外部强敌的威胁作出的被动反应，而不是由于受到社会内部新因素发展的刺激而作出的主动反应。所以，他对西学的兴趣并不包含追求更高远的社会目标与伦理思想的内在精神要求和丰富的社会内涵。在曾国藩看来，“师夷长技”的目的仅仅在于“制夷”。如果“夷”已被制，或者已无“夷”可制，目的则已达到，“师夷”也就自然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从而，他以避害反应为主体而对西学产生的兴趣，本身就缺乏向西方近代文化各个方面纵深伸展的内在趋势。这种单纯和狭隘使得曾国藩不可能也不愿意把西方文化当做人类文明发展的智慧成果去予以积极的肯定和全面的认识。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曾国藩所提倡的“师夷智”不可能不具有划地为狱的封闭性质。再则，由于曾国藩考虑到，一方面国内农民起义不断发生，尚需靠外人之力加以镇压；另一方面，洋人势力强大，论势不论理，一旦决裂，后果不堪设想；再一方面，清政府内政百孔千疮，中国积弱已久，一时不能与洋人抗衡。这就使他形成了一种对西方列强欲拒还迎的矛盾心态，陷入了一种心力倶绌的抵牾和彷徨之境。他曾在奏摺中说；“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远，得纾一时之忧。”然而在权宜“借洋助剿”的同时，他又对洋人表现出了根深蒂固的疑虑。他说：“彼甘言密语，以师船助我打长毛，中国则峻拒之；彼若明目张胆，以师船助长毛打我中国，再哀求之，岂不更丑？”外在的抵牾反映了内在的彷徨。这明显地体现了曾国藩在中西文化相碰撞的时代旋涡中的一种极度复杂的心理过程。
曾国藩这种对西方文化欲拒还迎的矛盾心态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一方面，他当时所处的文化背景及所受的传统教育使得他与一般守旧士大夫样，把纲常礼教、圣人大经大法视为心身性命不可须臾分离的东西；另一方面，对现实的警觉又驱使他本能地去吸收异源的西学和办理洋务。于是，那些圣人之学中的基本信条、伦理规范、价值观念，与那些因避害反应而产生的有关西方文化的新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也就同时并存于他那极度复杂而又极度矛盾的头脑之中。这样，便很自然地出现了互为异源的双重价值尺度并存的现象。然而，通过什么方式、什么途径来实现这种双重价值尺度和观念之间的平衡和协调呢？如前所述，由于曾国藩对西方文化的兴趣主要只是局限于避害--“自立”、“自强”这一功能方面，不可能向其他方面渗透和扩展，也就不会构成对圣人之道、对中国传统价值体系的全面威胁。所以，曾国藩找到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个中西文化的取舍模式，将其作为一种自以为可行的局部调整的途径。他在兴办洋务的过程中，把西学明确地局限于“用”（功能）的范围之内，并且没能把“中学为体”与“西学为用”有机地结合起来。这种把“体”与“用”割裂开来的做法带来了一个无法解决的现实问题：由于是把“西学”这一异源于圣学之道的异质文化，勉强地一厢情愿地安放在“用”的位置上，所以在中学之“体”与西学之“用”之间，实质上就存在着一种无法相互渗透、融合和协调的紧张状态。因而，“中体西用”这个历史命题具有了双重文化性格：一方面，它作为近代文化的过渡环节而存在，起到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它在中国近代社会环境和条件下产生了不利影响，对于中国近代化的进程起了制约作用。同时，这也是导致曾氏的洋务自强新政缺乏长久生命力的原因所在。
“师夷智以造炮制船”--曾国藩的“自强御夷”理论与实践渊一从避害反应--“自立”、“自强”这个基本指导思想出发，“师夷智以造炮制船”成为了曾国藩洋务观中一个重要内容。
早在1853年，为组建有别于清朝绿营兵的湘军，曾国藩就在衡阳设厂“造船制炮”。该厂以守备成日标为监督，集当地工匠，仿照广东长龙快蟹、船，依式制造。而后他又在湘潭设一分厂，在长沙设一炮局。但是，这些工厂所生产的自然是旧式船炮，生产方法和技术设备都是比较陈旧和落后的，因此收效并不显着。次年，曾国藩在两广总督叶名琛协助下购买洋炮，“先后解到六百尊来楚，皆系真正洋装、选验合用之炮”。从此他有机会直接接触到西方的“技艺”、“机巧”，并在湘潭、岳州与太平军的两次作战中“赖洋炮之力”而获胜。这便刺激了他继续购买洋枪洋炮的欲念，使他产生了对西方“技艺”的崇拜心理--无论从价值观念，还是从实用角度都有了前所未有的新的认识。
因此，当奕诉奏请购买船炮之时，曾国藩赞其“购买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并且，当时“内忧”仍在，
“外患”亦接踵而来，严重的民族危机使他忧心如焚，一刻也不能稍安。他认为，因签订不平等条约以结束第二次鸦片战争而出现的所谓中外暂时和好的局面是靠不住的，必须尽早地谋求御侮之方。他在与丁日昌谈论江苏水师事宜时指出，尽管目下暂无中外交涉大事，但西方列强贪得无厌，
时有窥伺中华利权之意，从而必须实力准
备，先从海防入手以自立自强。“鄙意欲令三江两湖之人狎于水性，可江可海，多立船厂，自轮舟至各式船只，中国工匠省省皆能成造，庶几渐有可用之器，渐有可用之兵。”又说：“洋人目下虽幸无事，一旦兵端或开，则办船办炮必责成吾辈海疆大吏。不如趁此闲暇之时，稍成三年之艾，免致临渴掘井，购买楛物，又为外人所挟制。”并在奏摺中反复陈说购买外国船炮的好处：除近可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之外，远可借购买之后仿造为我所用以御强敌。他说“今日和议既成，中外贸易，有无交通，购买外洋器物，尤属名正言顺。购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工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他把话说得很明白，购买船炮不仅仅在于“剿发逆”，更重要的还在于陆续购买自行仿造，“盖不重在剿办发逆，而重在陆续购买，据为己有”，以为“自立”、“自强”之本，即达到“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恃”的目的。
从购买洋人船炮着手寻求自强，曾国藩这种思想既反映了他对西方文化的认识程度，又反映了他功利主义的选择标准。然而，他在经历“阿思本舰队”一事之后，感到购买外洋的轮船容易受人控制，难以达到“据为己有”的目的，遂改变了先买再仿造的计划，决定抓紧时间自行制造，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谋求防洋之具。阿思本舰队一解散，他就“锐意另求造船之方”。从购买船炮、据为己有到自制新式船炮，这标志着曾国藩的认识的一个新的飞跃。
制造新式船炮，这在中国是前所未有的创举，当事者需有胆有识。因为，在当时技术力量和生产设备极为落后的情况下，仅仅靠国人自行仿造，在一般人的心目中确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曾国藩雄心勃勃，信念十分坚定，他深信“内地军民”，“无不能制之器”。所以，他在陆续购买外洋轮船的同时，于1861年攻占安庆之后，立即设立安庆内军械所，着手试造船炮。关于设立安庆内军械所的动机，曾国藩明确指出：“初次复奏购买轮船一摺，即欲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演习试造，厥后所购七船撤退，锐意另求造船之方，曾在安庆试办，派员出洋购买造器之器……似可渐图自强之计。”朱孔彰也评论说：“曾公阴有争雄海上之志，设内军械所于安庆，仿造火轮船。”于是，从自强的信念出发，为使英、法“渐失其所恃”，曾国藩坚持安庆内军械所不雇洋匠，全用汉人，由国内“智巧之匠”，如着名科学家华蘅芳、徐寿等人“绘图测算”，试造洋器、轮船。1862年秋，华蘅芳、徐寿等人密切合作，终于试制出火轮船蒸汽机。蒸汽机是西方国家于18世纪60年代开始的第一次技术革命的标志，给资本主义世界带来了划时代的影响。然而，向以“天朝上国”自居的大清王朝并未在第一、二次鸦片战争失败的教训中觉醒，许多人视西方科学技术为“寒不可衣，饥不可食”。已经为近代资本主义科学所证实了的“地动日心说”，即地球围绕着太阳转的基本常识，一部分中国人仍表示怀疑或持反对态度。在这样一种文化氛围之下，当时的中国人对蒸汽机为何物毫无概念。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魏源曾言：“英夷船炮在中国视为绝技，在西洋各国视为寻常。”但并未引起人们的普遍注意。曾国藩命华蘅芳等人制造轮船，为解决动力问题，在既无实际经验，又缺乏详细资料的艰难情况下，中国的工程技术人员“潜心研究，制器制机，一切事宜皆由手造，不假于外”。因此，火轮船蒸汽机的诞生体现了曾国藩等人独立自主的求实精神。考其结构，与当时居于世界先进水平的“往复式蒸汽机”相差无几，故曾国藩在观看演习之后，喜悦之情无法抑制。他在日记中说：
中饭后，华蘅芳、徐寿所作火轮船之机来此试演。其法以火蒸水，气贯入筒，筒中三窍，闭前二窍，则气入前窍，其机自退，而轮行上弦；闭后二窍，则气入后窍，其机自进，而轮行下弦。火愈大，则气愈盛，机之进退如飞，轮行亦如飞。约试演一时。窃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亦能为之，彼不能傲我以其所不知矣。
这段话不仅表明他对汽机各部件构造观察入微，而且可以看出他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跃然于纸上。随后，中国自行制造的第一艘木壳轮船“黄鹄号”终于诞生。可是，这艘轮船还不甚得法，故行驶迟钝。这个结果使曾国藩看到旧式技术同新式产品之间的矛盾，于是他又“另求造船之方”，一面派遣容闳赴美国购买机器，一面在安庆“开设铁厂”，打算进一步扩充军械所的规模，使轮船的制造有一个新的发展。
1863年冬，容闳受曾国藩之托前往美国购办“制器之器”。1865年，李鸿章、丁日昌买下上海美商旗记铁工厂，委派冯焕光、沈保靖开铁厂于虹口，正好容闳从国外购买的机器运到上海，于是并为一局，正式创建了中国第一个规模最大的近代军工企业--江南制造局。该局先后建立了船坞和码头以及机器、木工、铸铁、轮船、熟铁、锅炉、枪炮、火药、子弹、水雷、炼钢等厂工场）。1867年有工人五百名左右，1869年达到一千三百余名。该局经费的筹措、机器设备的购置、管理人员的委派、洋匠的雇用、机构的设立等问题，曾国藩都亲自过问，费尽心机。此时，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虽已被镇压下去，但捻军、回民起义军仍很活跃，故江南制造局最初生产的产品多是枪炮。然而，曾国藩考虑到，江南制造局的生产宗旨从长远来说仍应当是以制造轮船为主，制造轮船实在是救时治世的重要之策。即要对付西方列强这个更难对付的敌人，就必须多造兵船，以防御各海口。但由于经费短缺，制造轮船的计划不得不暂时搁置下来。为此，曾国藩感到十分焦虑不安：“南中切务以训练水师为第一义，必使长江上下无兵不惯住船，滨海各口无船不能自造，方可徐图自强。”为了解决经费问题，曾国藩乃奏请另拨江海关二成洋税，以一成留做江南制造局专制轮船之费。该局从1867年起开始造船。轮船的部件，或购自外国，或自己制造。在曾国藩的大力经营下，终于在1868年造出了近代中国第一艘大型的新式兵轮。曾国藩“亲自登舟，试行到采石矶”，并将其命名为“恬吉”，即“取四海波恬，厂务安吉”的意思。该船“汽炉、船壳两项，均系厂中自造。机器则购买旧者，修整参用。船身长十八丈五尺，阔二丈七尺五寸”，较之安庆内军械所制造的“黄鹄”号有明显进步。随后该局又相继制造出多艘兵轮，“行驶便利”，“工料坚致过于‘恬吉，轮船”，“机局造船”，“愈讲愈精”。曾国藩在亲自校阅新造兵轮的操演之后欣喜地说：“中国自强之道，或基于此。”并且预言，如“各处仿而行之，渐推渐广”，那么就可以作为中国自强之基础了。
总之，从曾国藩利用中国土法制造旧式船炮到采用新法试造近代化兵轮枪炮，从规模狭小的安庆内军械所到大规模的江南制造局的建立，先进的制器之器正是沿着这条由小到大、由窄到宽的道路第一次为中国社会所自觉接纳。
船”，“机局造船”，“愈洋务派仿制的美式步枪自购买船炮到仿而制造，其性质究竟是对避害反应--“自立”、“自强”这个长远目标的具体实践，并为推动中国近代化军民两用企业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还是如有些人所说的仅仅是为了镇压农民起义，其主要作用是反动的？我们认为，主要不是后者，而是前者，即主要不是为了镇压农民起义，而是为了“自强御夷”。其基本理由如下。
一是当曾国藩于19世纪60年代初创办安庆内军械所制造船炮的时候，太平天国虽未完全失败，北方捻军和回民起义军仍很活跃，但是敌对双方的政治、军事形势已很明朗。湘军因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中外和局”已开始形成，外国侵略者主动配合，枪口一致对准农民革命军，决胜之势已成定局；太平天国因1856年“天京内讧”之后，元气大伤，开始由鼎盛转为衰落，虽然李秀成、陈玉成等后起之秀英勇善战，但革命高潮的局势已从此不复存在了。如果说制造枪炮在对付农民起义方面还有用的话，那么制造兵轮显然已没有多大的必要。曾国藩在当时不止一次地谈到过，用轮船镇压太平军作用不大。他说：“皖、吴官军之单薄在陆而不在水，金陵发迹之横行亦在陆而不在水。”又说：“目下贼氛虽炽，然江面实鲜炮船，不能与我水师争衡。”他在这里明确指出，太平军在水面上对湘军并不能构成什么致命的威胁，“已不足虑”。真正使他感到忧虑的不是别的，恰恰是西方列强的侵入。况且，江南制造局成立于1865年，如果说该局制造船炮，尤其是新式兵轮，是为了对付农民起义的话，然太平天国运动已于1864年宣告失败，捻军和回民起义虽未被完全镇压下去，但全国农民起义已接近尾声，民族矛盾逐步上升为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因此，外国侵略者才是对中华民族构成威胁的最主要敌人。曾国藩主持制造船炮的目的，则主要是为了“自强御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