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家论体
谈到诗体流变，首先要探讨何谓“体”。
“体”的本义是指人的身体。《说文》解释：“体，总十二属也。”意思是说“体”是身体的十二个部分的总称。把“体”运用于文学批评，恐怕与中国古人近取诸身、以类取譬的思维习惯有关。
关于中国古代“体”之内涵，学界看法并不一致。
罗根泽在其所著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中说：“中国所谓文体，有两种不同的意义：一是体派之体，指文学的作风(Style)而言，如元和体、西昆体、李长吉体、李义山体……皆是也。一是体类之体，指文学的类别(Literary kinds)而言，如诗体、赋体、论体、序体……皆是也。”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也就是说，在古人所说的“体”中，既有指风格的“体”，又有指体裁的“体”。而在讲风格的所谓的“体”中，也包含了以风格为核心而形成的文学流派。
徐复观认为，文体之“体”是指形体，中国古代的“文体”即是他所说的“艺术的形相性”。它包含三个方面的意义：一是“体裁”之体，或称为“体制”，是由语言文字的多少长短所排列而成的形相，是人们容易把握的。如诗的四言体、五言体、七言体、杂言体、今体、古体，乃至赋中有大赋、小赋，有散文，有骈文等是。二是“体要”之体。三是“体貌”之体。“若以体貌之体是以感情为主，则体要之体是以事义为主。若以体貌之体是来自文学的艺术性，则体要之体是出自文学的实用性。若以体貌之体是通过声采以形成其形相，则体要之体是通过法则以形成其形相。”徐复观《文心雕龙的文体论》。收入《中国文学精神》。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这就是说，“体要”之体规定的是文章所表达的思想内容，而“体貌”之体是文章所呈现出来的艺术风格，“体要”之体和“体貌”之体是高次元的形体。这三者的关系是，“体要”之体和“体貌”之体必须以“体裁”之体为底基，而“体裁”之体只有向“体要”之体和“体貌”之体升华才有文体的艺术性，否则只是一堆文字的排列。
童庆炳先生在《文体与文体的创造》一书的第一章中讨论中国古代文体概念的含义时，他认为，文体是作为系统呈现出来的，在中国古代文论中，“体”、“文体”的含义很丰富，起码可以把它分为三个层次：体裁的规范、语体的创造和风格的追求。童庆炳《文体与文体的创造》，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
从以上的观点看，这些学者都注意到中国古代文论所称“体”、“文体”的含义是丰富的，并不仅仅只是一个与内容相对的形式问题，但是，对中国古代“文体”的具体含义的认识却莫衷一是。
文体始辨
“体”在古代文论中时常出现。用“体”最早的恐怕是扬雄的《法言·问神》：“惟圣人得言之解，得书之体”，这里讲到书有“体”。由建安而魏晋，是中国文学自觉时代的开始。文学观念自觉之后，文人“体”的意识就更为鲜明。在理论上开始论说文体分类，首功应属于魏文帝。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曹丕将当时八种常用文体及其特征明确开列，把文体一分为八，归纳为四科，用“雅”、“理”、“实”、“丽”来概括各体的体貌特征。虽然用语十分简省，只取一字，却相当精确。曹丕用四个字概括了四种文体的体貌特征，第一次区分了文体，这在文章史上是首创。《典论·论文》区分文体，是以文体的体貌为依据，虽然不涉及各种文体具体的语体特征，但文体的体貌之显现毕竟是通过语言等因素形成的。例如奏议宜雅，雅就要求语言不能太浅俗，语气要庄重，体式要符合规范等。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曹丕《典论·论文》已接触到体与风格问题。考察陆厥《与沈约书》有云：“自魏文典论，深以清浊为言；刘祯奏书，大明体势之致。”刘祯奏书原文已不传，详情不可得而知。《文心雕龙·定势》提到：“刘祯云：文之体指实强弱，使其辞已尽而势有余。天下一人耳，不可得也。”这句话应当是刘祯奏书中语。“文之体指实强弱”一句，当有脱误。杨明照先生《文心雕龙校注拾遗》认为当作“文之体势，实有强弱”。无论如何，刘祯所谓的体势，当指文章体貌，犹如《文心雕龙》的《体性》《定势》两篇中所谓体势那样。可见曹魏时代已经出现了用“体”字指文章体貌、风格的现象。
陆机《文赋》云：“体有万殊，物无一量，纷纭挥霍，形难为状……故夫夸目者尚奢，惬心者贵当，言穷者无隘，论达者唯旷。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又说：“其为物也多姿，其为体也屡迁。”李善注释“体有万殊”句说：“文章之体，有订变之殊。”又释“其为体也屡迁”句说：“文非一则，故曰屡迁。”陆机说文体千变万化，它随着被描写事物的不同情状而经常变化。显然，这里的体不可能是指诗、赋、碑、诔等的体，而是指奢、当、隘、旷、绮靡、浏亮等等多种多样的体貌了。傅玄《连珠序》中论连珠体云：“其文体，辞丽而旨约，不指说事情，必假喻以达其旨……班固喻美辞壮，文章弘丽，最得其体。”见严可均辑《全晋文》卷四六，中华书局，1987年版。傅玄这里是说连珠这种文体的语言风格是“辞丽旨约”，表达的方式是“假喻以达旨”，可见傅玄所说的“文体”内涵包括了语言风格和表达方式。
南朝时代，文学创作方面的拟古风气颇为流行，有的还直接在题目中标明学某某体。如鲍照《学刘公幹体》诗五首，《学陶彭泽体》诗一首，分别学习刘祯、陶潜诗的体貌、风格。沈约还有“文体三变”之论：“相如巧为形似之言，二班长于情理之说，子建、仲宣以气质为体：并标能擅美，独映当时。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习。”（《宋书·谢灵运传论》）此说专论历代诗赋的发展，它所谓“文体三变”的体，当然不是指体裁有什么不同，而是指“巧为形似”、“长于情理”、“以气质为体”三种不同的体貌、风格。以气质为体，就是在作品体貌上注意气骨（即风骨）。司马相如的辞赋多铺张的描写，长于刻画事物形状；班彪、班固父子的辞赋，长于以儒家思想为指导来抒情说理；曹植、王粲的诗赋是建安文学的代表，富有风骨。沈约的这段评论是相当中肯的，可以充分看到体的重要意义，它标志着一个作家或者一群作家创作风格的主要特色，这种特色在文学史上会产生深远的影响，支配一段历史时期的文学风貌。
从上述引文可见，体指作品的体貌、风格，其所指对象则又有区别，大致上可以分为三种：一是指文体风格，即不同体裁、样式的作品有不同的体貌风格。《典论·论文》《文赋》分别指出八种、十种文章体裁的作品体貌不同，都是指文体风格。二是指作家风格，即不同作家所呈现的独特体貌。《文赋》中“夸目者尚奢”四句，已经接触到这一问题。《宋书·谢灵运传论》指出司马相如、班彪父子、曹植、王粲作品的不同体貌，说得就更鲜明了。三是指时代风格，即某一历史时期文学作品的主要风格特色。这种时代风格常常为一二大作家所开创，其后许多文人闻风响应，因而形成一个时期的创作风尚。《宋书·谢灵运传论》说明司马相如、班彪父子分别对西汉、东汉的辞赋风貌，产生过巨大影响。至于建安风骨，虽不是曹植王粲所开创，但他们两人则代表了建安文学的高峰。所以“形似之言”等特色，也是西汉、东汉、汉末建安三个时期文学创作的主要风貌。
总结前代文论而体大思精的《文心雕龙》，对文章的体貌也有颇为细致系统的论述。它对文体风格、作家风格、时代风格三者都有涉及。
先说文体风格。《定势》篇对文体风格作了综合性的论述，其中云：“是以括囊杂体，功在铨别；宫商朱紫，随势各配。章表奏议，则准的乎典雅；赋颂歌诗，则羽仪乎清丽；符檄书移，则楷式于明断；史论序注，则师范于核要；箴铭碑诔，则体制于弘深；连珠七辞，则从事于巧艳：此循体而成势，随变而立功者也。”该文把二十来种文体归纳成为六类（《典论·论文》概括为四科），指出它们具有不同的风格特色，立论较《典论·论文》《文赋》更为细致全面。《定势》的势，实际上指文章体貌；因为篇中的体指体裁，故用势字指体貌，以免混淆。自《明诗》至《书记》的二十篇各体文章论，其中“敷理以举统”一项，指陈各体文章的体制特色和规格要求，把它们称为体、大体、体制、要、大要、纲领之要等等。体、大体等是着重就其风格体制特色而言，要、大要等则着重就其规格要求而言。如《诔碑》云：“夫属碑之体，资乎史才，其序则传，其文则铭。标序盛德，必见清风之华；昭纪鸿懿，必见峻伟之烈。此碑之制也。”又如《祝盟》云：“夫盟之大体，必序危机，奖忠孝，共存亡，戮心力，祈幽灵以取鉴，指九天以为正，感激以立诚，切至以敷辞：此其所同也。”可见《明诗》以下二十篇的“敷理以举统”一项，分别对各体文章的体貌作了较为具体的论述，而《定势》则是对多种文体风格作了概括的综合论述。
次说作家风格。《体性》一篇专门论述文章体貌和作家才性的关系。它把文章分为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繁缛、壮丽、新奇、轻靡八体，八体中两两相对。“雅与奇反，奥与显殊，繁与约舛，壮与轻乖”，持论比较周密。又指出文章的体貌，决定于作家的才气和学习，对文章风格和作家个性、修养的关系，进行了相当深入的探讨。篇中还列举了贾谊、司马相如以至潘岳、陆机等十二位大作家，指出他们由于才气不同，因而作品呈现出不同的风貌。此外，《诠赋》《才略》等篇，对历代著名作家作品的风格特色，都有所指陈，只是没有运用“体”字。
再说时代风格。《明诗》《时序》两篇有较多论述，有的分析得很中肯精辟，《时序》更对时代背景与文学关系做出了深刻的论述。两篇中虽然直接运用“体”字处很少，但也偶见一二。如《明诗》云：“江左篇制，溺乎玄风。”又如《时序》云：“正始余风，篇体轻淡。”篇制、篇体均指文章的体貌。这是说曹魏正始时代和东晋文学受到玄风影响，因而显示出轻淡的风貌。
《文心雕龙》一书，对“文体”、“体”等词的运用，体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文体”内涵认识的程度。詹锳先生《文心雕龙义证》中说：“《文心雕龙》中作为专门术语用之‘体’，有三方面之意义，其一为体类之体，即所谓体裁；其二为‘体要’或‘体貌’之体，‘体要’有时又称‘大体’、‘大要’，指对于某种文体之规格要求；‘体貌’之体，则指对于某种文体之风格要求，而在本篇中‘体性’之体，亦属体貌之类，但指个人风格。”刘勰撰，詹锳义证《文心雕龙义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文心雕龙·附会》说：“夫才童学文，宜正体制：必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这几句话意味着文章的体制是情志、事义、辞采、宫商的综合表现，也就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表现。由此我们可以发现《文心雕龙》对“文体”内涵的认识是很全面而深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