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定要用一个词概括我的实际经验：生存。
——乔治.索罗斯
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孙武子
两代生存专家
对于一个天天与宏观经济打交道的基本面交易者，索罗斯也同本书的其他大师一样将资本安全放在首位，他之所以成为重视风险控制的专家，主要源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索罗斯的父亲经历过各种最恶劣的生存环境，在战争和迫害之间求得生存，这种求生的意识和魄力对索罗斯交易生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也同家人度过了一段战争岁月，这段经历使得为他日后的交易生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可以说在向市场交学费学习金融市场生存之道前，索罗斯已经在真正关系生死的博命场上受到了最充分的求生避险教育；第二个方面的原因则来自于索罗斯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受到的教育，在那里他受到了波普和哈耶克的良好培训，他认识到了人类的认知天生存在缺陷，而这种缺陷却往往被人类自身所忽视，因此经常酿成悲剧，或者造成根本无法挽回的损失。正因为索罗斯意识到了投资者自身具有的局限性，这才使得他加强了风险意识，更为严肃和谨慎地处理周遭那些或明或暗的危险。
索罗斯从其父身上学到的东西与林奇早年学到的东西有少许相似，因为林奇早年家境贫寒，他自己争取学费，这使得林奇小的时候就已经意识到了要想生存就需要努力积累资源，要珍惜已有资源。而索罗斯从波普和哈耶克身上学到的东西却与巴菲特从费雪和格雷厄姆身上学到的东西有很多相似之处，索罗斯所谓的认识不完备性与巴菲特的“能力范围”密切相关。索罗斯所掌握的生存之道中，心理学占了很大的成分，想想看他的反身性理论，就是关乎心智和外物交互影响的学说，而巴菲特的心理学知识最初来自于查理·芒格。
索罗斯在两位大师那里受到的影响，我们将在本章的最后部分谈论，在本小节我们先来看看索罗斯的父亲对其产生的深远影响。即使在父亲死后多年，索罗斯仍旧记得父亲的许多教育，索罗斯的父亲对家人的生活和索罗斯的性格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即使在其去世后多年，索罗斯仍旧在思想和感情上受到父亲的影响。索罗斯将父亲当做一个生存艺术家，也就是那种在恶劣环境中进行“自由创作”的人，索罗斯不知道父亲应该属于哪种类型的人，是坚强还是脆弱。索罗斯的父亲本名为迪华达，在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被俘然后送到西伯利亚服刑，由此开始了在索罗斯看来最伟大的求生艺术。
1914年，欧洲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时20岁的迪华达加入奥匈帝国陆军，从军并非因为爱国，而是因为这是一次可以增加人生体验的冒险。进入军队后，他被任命为军阶最低的军官。后来被俄国军队俘虏，生活在战俘营，战俘营由沙俄的军队掌管，不久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爆发，沙皇俄国被推翻，这使得战俘营的管理变得混乱，先后有美国人和日本人接手。迪华达在战俘营生活了两年多，为了将枯燥的生活变得有点乐趣，他出版了一份小报。同时，他还跟另外一个战俘学习锁匠技术。在战俘营中他培养出了对语言的兴趣，他开始学习俄文。后来战争结束，迪华达返回了匈牙利，1924年结婚，1926年长子出生，4年后也就是1930年8月12日索罗斯出生，这天属于狮子座，看来索罗斯几十年的王者风范在出生之时就已经注定了。索罗斯自幼就认为自己是天神，他甚至认为自己是宙斯之子。
很小的时候，迪华达就告诫索罗斯要成为一个独立的人。他给索罗斯讲一些故事，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让索罗斯学到某些独特的价值观。父亲让他成为一个独立而自信的人，而且通过间接的教育方式来达到此目的。
1944年，匈牙利笼罩在纳粹的统治下，作为纳粹的盟友，匈牙利与德国一同战斗。索罗斯一家人进入最为艰难的时刻，但是此时绝大多数犹太人却并没有意识到。匈牙利当时已经实行了没收犹太人财产的政策，但是并没有推行集中营和驱逐犹太人，此时德国纳粹要求匈牙利实行更为严格的排犹政策。在此之前，迪华达已经帮助孩子办好了美国的签证。不久后，匈牙利开始全面排犹政策。但是，迪华达周围的犹太人却不以为然，他们认为希特勒将很快被打败。但是迪华达却并这么想，他觉得应该尽快取得基督徒的身份，他于是列出一个名单，从中找寻最能帮上忙的人。他立即联系了其中一些人，但是都遭到了拒绝。最后，他找到了自己岳母的管理员，这位管理员帮助迪华达制造了一份假身份，从而掩护了大儿子。通过这位管理员的儿子，索罗斯一家都取得了各种各样的掩护身份。在整个战争期间，迪华达都在施展自己的外交手腕，打破那些日常的规则为家人的生存想办法。这段经历在索罗斯看来经常是益处胜过害处，他喜欢这种机智求生的感觉。这段经历奠定了索罗斯善于解决危机、临危不乱的王者风范。更为重要的是，一个金融交易者所需要的生存意识在这段时期已经开始生根发芽。
对于索罗斯而言，他的所有交易哲学都建立在生存的基础上，以生存为基础，以反身性理论为主体。每位大师都有自己的投资体系，其中有基础，也有核心。索罗斯是我们介绍的最后一位大师，也是最有传奇色彩的一位，巴菲特的名声在于他在无声无息中将财富稳定增长，林奇的名声在于金融界，格雷厄姆的名声在于其开辟了证券分析这一职业，而索罗斯的名声在于其纵横于世界舞台光线最闪亮的地方，每次世界局势的变动都有其身影，无论是英镑危机，还是东南亚经济危机，无论是苏联的解体还是乌克兰的玫瑰革命，他真的是当代吕不韦。他的乐趣超越了数字，超越了金钱，他关注的领域超越了国界，他通过哲学来获取金钱，再用金钱去实践哲学，如果金融世界中有帝王的话，他一定是柏拉图所称道的“哲学王”，他是全世界唯一拥有独立外交政策的平民，他致力于开放社会的推广，所有这些都与他早年的经历有关。所以，伟人的一生早在其童年就已经注定。
保住资本
金融交易中的“生存之道”在于保住资本，然后才是赚钱，无论是哪位交易大师，无论他信奉何种流派，只要他想通过实践的考验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师，就都需要坚持这一原则，巴菲特从格雷厄姆那里学到了保住资本的第一课，通过安全空间和分散投资来控制损失，后来费雪又教会他通过界定能力范围和集中投资来控制损失，索罗斯也经历了大师的教诲。卡尔·波普并非金融界人士，对于交易恐怕也一无所知，但是他的学说却滋养了索罗斯这样的金融大鳄。波普交给了索罗斯控制风险的一种哲学方法，这就是为自己的判断界定有效空间，也就是明确知道自己判断得以成立的基础。如果一项判断没有前提，则一定无法控制损失，因为根本不知道什么情况下它是错误的。
正是为自己的交易决策界定了有效空间，索罗斯才能够在事实超出此有效空间时发现自己的决策是错误的。不光是科学需要可证伪性，一笔交易也需要可证伪性。只要提前知道什么情况下一笔交易是错误的，才能进行一笔可能正确的交易，同时为可能错误的交易做好防范措施。
对于价值投资者而言，一笔交易的可证伪性来自于确定某个基本要素的就表明交易是错误的。比如你买入一家公司，并且你规定，当这家公司的市盈率超过30%时，你的交易头寸就是错误的，那么这样的交易决策就具有可证伪性。但是，绝大部分投资者的交易决策根本没有可证伪性，比如一个交易者买入了一家公司，但是他却没有确定一个退出信号，那么无论这家公司怎么变化，这家公司的股价怎么变化，他都不知道自己是否错误，是否应该推出，这类交易就没有可证伪性，无论情况怎么变化都不能表明他是错误的。
我们再举一个技术交易者的例子。在建立一个头寸时，要界定什么情况下这个头寸是正确的，什么情况下这个头寸是错误的。通常我们使用支撑阻力线来界定。比如我们建立一个多头头寸，那么我们可以假定如果价格跌破最近的一条支撑线则表明这个多头头寸是错误的。很多技术交易者很少，甚至从来不界定自己错误的情况，这样的头寸就是一个不可证伪的头寸。一个不可证伪的头寸就是毫无积极意义的头寸，往往带来实际的损失和虚幻的利益，这就好比那些不可证伪的学术一样，可以圆满地解释一切现象，正因如此这个理论必然没有实际利益，最多带来“安慰剂效应”。
索罗斯从其父亲那里学到了生存意识，从波普那里学到了生存技能，这就是对自己的判断持有审慎态度，进而为每笔交易界定判断为错的标准，简而言之就是使得每笔交易具有可证伪性。
巴菲特的伟大在于，他几乎不在商业分析之外发表自己的间接，他固守一个核心领域，其他领域都是为此服务。但是索罗斯却能够像查理·芒格一样将看起来不相关的事物联系起来，哲学上的可证伪可以为交易所用，而且非常好用，这就是索罗斯了不起的地方，一个金融哲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