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行湘懂得做文章不能够走题，他在大会上质问黄维说：“你坚持什么民族气节？你连自己的名字都可以不要嘛！你连自己的老祖宗都可以不要嘛！”
然而邱行湘毕竟走题了。
3月25日星期六
本日上午乘胜追击，胜利收兵。黄维的态度软下来了，头低了起来，群众的压力、政府的教育是可以使一个顽固分子放弃他那横蛮态度的。孙副处长最后指出黄维还是能接受改造，要大家好好帮助他，不要拿话去刺他。
邱行湘并没有意识到拿话去刺黄维的就是他自己。战争年代，凯旋而归，他总免不了坐在衣柜面前，对着镜子一番陶醉。初入监狱，时过境迁，他在施展个性方面不得不有所收敛。可是天长日久，习以为常，他终于恢复了性格的本来面目——此间邱行湘斜躺在大通铺上，双手垫头，笑而不语。他佩服自己不是在功德林的菜地里而是在戊字胡同的走廊上，痛痛快快地唱了一出压台戏，他恭维自己在来势迅猛的旋涡中顺顺畅畅地登上了一块本来不属于他的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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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缘可以扭转一时的厄运，常理方能挽救一世的沉沦。
《圣经》曾经告诉杜建时：“头脑简单的人多么幸福。”然而他实在无法接受上帝的旨令，如果他需要再次祈祷的话。这位美国军事学院的留学生可以躲过太平洋上的风暴，却不可以回避八角楼下的旋涡。
浮木是多种多样的。
戴着中将军衔的国民党天津市长杜建时，与其说是一个科班出身的军人，倒不如说是一个颇有资历的文人。他于美国军事学院毕业之后，又进美国加州大学攻读了两年国际政治。回国未久，1945年3月，蒋介石派他到美国旧金山参加联合国首次制宪会，此时加州大学为他补了一个博士学位。
文人的肠子弯弯多。杜建时对于姚处长公布的讨论题并没有直接的答案。他没有机会在戊字胡同走廊上发言，否则我们可以发现他的思维的逻辑：民族气节与政治信仰是合拍的，如果有谁能够证明社会主义对了，那么我一切都错了，而且不仅仅是我错了；反之，如果有谁能够证明资本主义对了，那么我一切都对了，而且不仅仅是我对了。正是基于这种逻辑的规定性，杜建时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25页的以下文字加上了着重符号：“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
在美国改名为“S·T·杜”的杜建时，较之黄埔系国民党将领，前者的资本主义意识为多，后者的封建主义色彩为重。正因为这样，他认为在任何一个命题中，先争中国人民与中国国家的公益，再谈政党权力与政党理想的私见，离开物质条件的一切道德观念都将为现代文明所最后淘汰，中国人的“忠孝节义”则是中国社会贫困与愚昧的根源。
杜建时的政治见解贯穿在他的昔日的生命中。1945年8月，他在华盛顿听到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随即接蒋介石急电，催促他和商震迅速回国。9月上旬回到重庆，当即与蒋介石见面。蒋介石在委任他为国民党第11战区驻津、唐、榆代表，北宁（从北平到辽宁）线区警备司令（后改为北宁路护路司令）之余，没有忘记征询他的侍从室中将高级参谋及国民政府中将参军杜建时关于发动内战的意见。杜建时坦率地禀告了他的后顾之忧：“消灭共产党我没有意见，可是维持战争的经费我们够么？”蒋介石虽然不以为然，但是杜建时却把自1946年6月国民党在豫鄂边区公开发动内战以来的国民党全国战场总崩溃的军事失败与届时的国库空虚联系起来，“金钱万能”进而成为他的坚如磐石的信念。
一旦进入新中国的大门，杜建时博士首先被《天津日报》上的两句儿歌“吃大米反饥饿，吃小米扭秧歌”所启迪，尔后又为黄金国在朝鲜的惨败所震慑，最终为一本中国普通大学的教科书《政治经济学》所征服。
杜建时将他的读书心得用中文或英文写在纸上，然后一张张粘贴在书的背后，不知不觉，书的厚度增加了一倍，杜建时的白发也增加了一倍。他读得很苦，他是以生命的一半为学费，来到功德林念书的；他读得很甜，他在生命的另一半岁月里，理解了人生的价值观念。
我们在杜建时的读书笔记中择其要点归纳如下：
一、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私有制。而资本主义扩大生产并把千百万工人集合在大工厂内，这就使生产过程具有社会性，因而破坏了本身的基础。
二、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性质和生产关系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必将通过周期性的生产过剩的危机暴露出来。危机时期，由于停止生产，破坏生产力，千百万工人被迫失业挨饿。
三、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不再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必然结果，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必然爆发最尖锐的阶级斗争。
请不要责难杜建时博士的学问为什么此时只有中学生的水平。作为曾经是社会主义的敌人的人，能够如此准确地接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及其运动规律并得出心悦诚服的结论，其意义不会亚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是的，杜建时手中的《政治经济学》像一叶扁舟，以它特殊的浮力，载着探索者登上自己的陆地。
如果说杜建时此间在功德林走廊上沉思什么，那么一定是他有话想告诉他生活在太平洋彼岸的妻子。他希望这位美籍华裔女士走进教堂时替他馨香祝祷：“头脑简单的人多么幸福！——继资本主义而来的必然是社会主义，简单得正像继黑夜而来的必然是白天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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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在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的时候常常采取抽象法。并且，即使是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国家，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实际情况仍然会比《哥达纲领批判》所描绘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复杂得多。因此，正如同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所警告的“在历史科学中，专靠一些公式是办不了什么事的”那样，仅仅用抽象的社会主义的概念来代替国民党战犯对新中国的具体的认识，其效果是否完全像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可靠，这是值得怀疑的。
譬如说，功德林戊字胡同走廊上的发言刚刚结束，丁字胡同走廊上便出现了国民党第64军中将军长刘镇湘的声音：“我就不相信当权者手里有什么真理。成则为王，败则为寇，历史就是这么一回事。”尽管他在小组内遭到比淮海战役中碾庄西北阵地上更为猛烈的攻击，但是刘镇湘比当年穿好制服准备与阵地共存亡时更具有勇气，他在他的大通铺上毅然宣布绝食，以示对共产党的理论的崇拜者对他的言论的批判的抗议。不过，刘镇湘并没有躺多久，几天以后，管理处向全体国民党在押战犯宣布了外出大参观的决定。
这个决定显然是由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最高决策人制定的。它不仅使功德林的国民党人卷入激动的旋涡之中，而且也使功德林的共产党人卷入相同的旋涡之中。
对于管理处的共产党人来说，理论维持了他们漫长的作战。经验告诉他们，理论的说服力毕竟是有限的，他们的对手仍然有理由凭借自己的理论去维持漫长的应战。现在是让事实说话的时候了。共产党人的苦口婆心已经把攻克心灵的战役推进到了发起冲锋的时刻。这是一个激动的时刻，又是一个忧患的时刻。单为日程上参观武汉长江大桥一项，关于让不让国民党战犯登上桥头的问题，管理处就讨论了一夜。
对于功德林的国民党人来说，追求维持了他们高傲的忍耐。多年来的呕心沥血，他们需要实物作为补偿。一个曾经是国民党的世界，被共产党的武力夺走以后，现在究竟变成什么样子，这将是一个失败了的集团在一个胜利了的集团面前死不瞑目的真正原因，这将是正视时代潮流、正视历史规律、正直而清醒的国民党人寻求真理的最后答案。这是一个激动的时刻，又是一个谦卑的时刻。为了及早成行，他们向管理处呈递了《参观保证》：
一、保证做到端正学习态度，严防触景生情，见到城市繁荣就想过去无耻下流的旧生活。决心以带罪之身去参观，决心以感恩报德认罪忏悔之心去看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生产关系的改变。
二、保证做到听从指挥，未经领导批准以前决不擅自行动。如遇特殊紧急情况，保证不乱动不乱跑。
三、保证在公共场所不违反社会秩序，上下车时决不争先恐后抢座位，做到鱼贯而入、鱼贯而出。四、保证在行军宿营或参观时不危害人民利益，不损坏公家任何物品。功德林全体国民党战犯参加了这个保证的制定，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获准外出参观者并不是国民党战犯的全体。就拿杨光钰来说吧，他有双眼，却没有双腿，虽然他几乎是爬进人群，抬头观望贴在壁头上的参观人员名单，可是待人们散去，他只有蹲在墙角垂头掉泪。名单上起初也没有王陵基的名字，因为他年近6旬，又是深度近视，可是这位以矜持著称的四川军阀的佼佼者竟为此鸣冤叫屈：“我就是瞎了眼睛，手还可以摸嘛！”
功德林最终成为欢乐的海洋，人们在走廊上毫无目标地匆匆来去，摇头晃脑，活像是玻璃缸里的金鱼。文强的刚刚贴在《新生园地》上的诗作《喜闻首长宣布参观有感》，则像一把翠绿的水草被掉头而来的金鱼们团团围住。
参观祖国久思量，好讯传来喜欲狂。
整点行装难自料，座谈体会有荣光。
“荣光”是从眼睛射向外界的，不过现在仅仅落在身上。管理处向每一位国民党战犯发放了深蓝色便帽、深蓝色中山装、黑面白底布鞋，以及草绿色帆布挎包。愿意配眼镜者配上眼镜，愿意镶牙齿者镶上牙齿。直到3辆发光的大型客车把他们送到北京火车站，他们的视觉神经才疏通了通往另一个世界的所有血管；直到一列发光的专用车厢出现在他们的面前，他们的感官性能才触及了联结另一个世界的所有的细胞。
宽敞的站台上集合着一支“蓝衣将军”的队伍，稍息、立正、向右转，每一个口令的整齐的回响，向围观的旅客们暴露了他们固有的身份。眼尖的旅客好奇的是，为什么在蓝色的队伍里面夹杂着两位“黑衣将军”？那是富人出身的黄维和穷人出身的李仙洲，他们放着崭新的蓝色制服不穿，却穿上了陈旧的黑色囚服。李仙洲当然事出有因：“过去的衣服尚好，为什么要糟踏新衣服？”黄维更是有言在先：“为什么不可以穿？要说是丢脸面，丢的又不是我的脸面！”
黄维将军这句话应该先说还是应该后说，其实并不重要。此间重要的是，两个世界放在一双眼睛底下究竟丢的是谁的脸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