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韵也一直默默地走着，临到安检口时，他突然塞给我一叠白纸，说：“大舅，这是我写给您的信，这是为你的生日而写的，今天送给您，拿回去看吧！”面对孩子的这个举动，我感到愕然。这个外甥很懂事，这是亲朋好友公认的。我一直把他作为儿子一样看待，但总认为，他还幼稚，不成熟。我默默地拍拍他的肩头，叮嘱他照看行李，看着他走过安检口，消失在候机厅的转弯处。展开厚厚的一叠纸，看着字里行间，孩子那些成熟而质朴的语句，不禁眼角一片湿润。他叙说了姥姥去世对他的心灵的震撼，谈到了我对老人的最后孝敬对他的感染，又反复告诫我该如何注意休息，保重身体。他也表达了今后的理想与努力的方向。
信中说，这是他想来想去，最终决定送给我的生日礼物。捧着手中的这份礼物，我感到无比的告慰。因为，我可以欣慰地对妈妈的在天之灵说一声：“妈妈，你可以放心了！”
（2007年6月4日/周一/重庆）那块宝石花表伴随妈妈31年，直到妈妈生命的尽头依然“滴嗒”地奔走在时光的刻度上。
妈妈的手表
诗人但丁说：“世界上有一种最美丽的声音，那就是母亲的呼唤。”但是，妈妈走的时候，连一句遗言都没有留下。
她不是没有想说的话，相信她在临终前的那段日子，面对着病榻前轮流照料她的子孙们，必定有千言万语要嘱托。遗憾的是，她已没有气力和能力去表达了。
她最后的情感寄托，只能用目光和肢体做点些微的示意，而这无声的肢体语言却胜过世上最美妙的语言，是任何华丽的词藻都不具有的感染力。
妈妈没说她为子女们留下什么，而我却感到，妈妈留下的是我们后人永远也用不尽的精神财富。
我和妹妹们在分手的时候，每人都把妈妈生前常用的身边之物留作永久的珍藏。远在美国的二妹妹带走了妈妈的老花镜，因为妈妈戴着它几十年，绣花、织衣、做活计。
我带走了妈妈的针线包。妈妈从大连来，都要带上针线包、顶针之类的女工家什。我说，妈妈不用了，现在很少穿破衣了。小洞可以凑合，太破就丢了。妈妈说，从前，谁家不是小的捡大的用。现在这些孩子太能花钱了。
接下来，就是一番数落……妈妈的话，让我无言以对，只好由着她。她会把衣柜里的衣服翻看一遍，开线的，破口的，袜子下面的洞洞，她都想法把它缝补上。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留着这个针线包，就不由人想起孟郊的这首千古绝唱。妈妈的另一件遗物，是一块戴了31年的宝石花手表。那是我送给妈妈的第一件礼物。
1976年，我在部队提干了。那时的23级，正排，可以拿到53块的工资。这点钱在今天不如吃低保的，但在当时绝对是今天白领的收入。
有了工资的年轻军官，顿时自我感觉就今非昔比。各种压抑的欲望都蠢蠢欲动。
从前不敢问津的东西，现在也要跃跃欲试搞一下：上海表、三接头、麦乳精、巧克力、大前门、竹叶青……反正是有钱的感觉真好。
拿到工资的那一刻，我的第一个心愿就是给妈妈买块手表。这是全家人的第一块手表。爸爸从前有一块心爱的英纳格手表。后来，叔叔考上大学，爸爸把手表送给了叔叔。一是叔叔上课需要，二是有块表也可以给大学生撑个脸面。从此，全家人就靠一架昭和十九年生产的日本挂钟计算着每天的作息。最辛苦的是妈妈，她即使在睡梦中都要清醒地知道钟点响几声，何时起床给下夜班的爸爸开门，何时起来给炉火添煤，清晨何时起来做饭，何时喊我们起床洗脸吃饭上学……妈妈没有表，却练就了生活的生物钟。
妈妈上班，下班，参加学习，开会从不迟到。生活已经把她的时钟格式化了。她要为每天的生活绷紧着精神的时钟，才不至于耽误全家人和她的工作。妈妈太累了，这不仅是身体的劳累，更有时刻上紧发条的神经。这是我给妈妈买表的初衷。那时，有钱也是买不到手表的。因为买表要积攒许多工业券。幸运的是，上海的战友中有的家长是仪表局的领导。于是，凭着战友的关系，走了后门，给妈妈买了一块上海手表厂产的全钢、防震的宝石花表。
妈妈喜出望外。她从来没奢望自己能戴手表。妈妈坚持不要，要让我自己留着用。妈妈说，她用不着手表。每天就是上下班。
部队的战友中，绝大多数人都给自己买了表，并且经常相互比对时间，说是校时其实是在比试谁的牌子好，谁的质量高。
我的心愿不是自己先戴上，而是把第一块手表送给妈妈，以表达回报她的养育之恩；第二块手表送给爸爸，以弥补他把自己的心爱之物送给叔叔的遗憾（后来，我给爸爸买了一块杭州手表厂产的“英雄”牌手表）。
那块宝石花表伴随妈妈31年，直到妈妈生命的尽头依然“滴嗒”地奔走在时光的刻度上。
这是妈妈留给我的生命的时钟。我让奔走的秒针永远地停留在妈妈告别它的那一刻。
（2007年6月5日/周二/重庆）妈妈每天像时钟一样准确地出现在厨房里，直到有一天，她再也不能去厨房为这个家庭做饭。
妈妈与厨房
“民以食为天”，可见一日三餐对人是多么重要。
“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可见操持一家人的生计是多么不容易。妈妈的一生差不多都在与柴米油盐打交道，养家糊口用尽了她毕生的精力。厨房是妈妈为这个家贡献最多的地方。作为家庭主妇，任何一个有家的女人都会与之打交道，都听过锅碗瓢盆的交响曲。
厨房，是妈妈50多年来天天工作的地方，是她为一家老小最操心的地方。经历过困难生活年代的妈妈，为了一家人能吃饱吃好，付出了多少心血和代价。妈妈是全家人中吃剩饭剩菜最多的人。
她曾经说过，1962年困难时期，她就发过誓，将来有饭吃的时候，绝不浪费一颗粮食。过怕了苦日子的妈妈到了丰衣足食的晚年，依然保持着节俭的本色。我们经常为她吃剩饭的事和她理论。老太太倔犟得很，任凭儿女们说破了天，依然我行我素。节俭是她人生的写照。
在妈妈的大半生中，厨房里的锅碗瓢盆几乎都是细水长流，很少让她不用算计着过日子。
从打记事起，妈妈系着围裙，烧火做饭的形象就深深地印在脑海里。那是农村的大锅灶。灶堂前，火堂里柴草冒出的青烟和锅里冒出的饭菜香混合在一起，形成了农家一日三餐特有的乡土味道。几十口人的大家族，做饭就像给民工做大灶一样，全然没有烹调技术可言。那年月能保证全家人都按时吃上饭，就是妈妈一个人的本事了。后来，我们一家人进了城市。先是借住别人的一间半房，一间是住房，半间是厨房。对面的邻居也是一样的面积，只是他们条件更差些。全家八口人，大约只有一间12平方米左右的屋子。
在今天看来，完全不可能居住的容积率，在不到30平方米的屋檐下，竟然居住了14口人。两家的厨房紧挨着，主妇做饭时都要互相让着，否则就要发生肢体冲撞。
记忆中，这是全家人生活中最艰难的日子。60年代困难时期，狭小的厨房，上顿不接下顿的主副食供应。妈妈都是每天掐着指头过日子。
地上长的东西能吃的都吃了，不能吃的也想方设法地吃。还记得，那是最困难的1962年，为了接济口粮的不足，邻居孙大伯给了妈妈一张酿造厂的酒糟票。这张票可以购买的是高粱酿酒后留下的糟糠。这根本不是能吃的东西，但在那个时候却是可以救命的口粮。
按照厂里门卫的规定，一张票只能放行一口袋。孙伯伯出个主意说，一张票限量一袋，但袋子大小没人计较，可以把两条麻袋拼接在一起。
于是，妈妈和爸爸动手剪开一条麻袋的一端，与另一条麻袋缝在一起，制作了一条迄今为止都忘不了的特大号麻袋。在娃娃的眼里，那条麻袋就像巨人一样。
记得那天晚上，爸爸妈妈推着车子进门时，门口太窄，麻袋是在门外卸下来的。
妈妈把麻袋里的高粱糠一盆盆地掏出来，晾晒在塑料布上。连续几天，妈妈在太阳下守着这堆摊开的高粱糠，就像守望着一个希望般的喜悦。
一大堆高粱糠最终变成了盘中餐，而那条作出了贡献的巨大麻袋再也没有派上用场。
后来，几经搬家迁居，居住的条件越来越好。厨房也随之发生了革命。旧式的风箱改为蜂窝煤，再由煤气罐改为天然气，甚至也用上电烤箱、电磁炉、微波炉、抽油烟机、电冰箱、饮水机……厨房，终于与居室分家，单独立户了。这是妈妈最高兴的事。厨房的独立意味着锅碗瓢盆这些日用杂品有了自己的家，可以让居室更加清洁敞亮。这对于喜欢清洁干净的妈妈来说，是求之不得的事。
但是，无论厨房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妈妈的角色始终没变；她的艰苦朴素、勤俭持家的美德没变，爱惜每粒粮食的承诺没变。（妈妈在困难时期曾说过，有一天，粮食充足了，也不能糟蹋。）妈妈每天像时钟一样准确地出现在厨房里，直到有一天，她再也不能去厨房为这个家庭做饭。
妈妈离开我们的那天，灵堂就设在过厅里，这是妈妈为这个家庭作出奉献最多的地方！
（2007年6月6日/周三/重庆）妈妈的厨艺上不了有档次的宴席，但我这个游子却常常想吃上妈妈做的饭菜。
妈妈的厨艺
做了70年的饭，妈妈的厨艺却不敢恭维。
一年365天，妈妈几乎天天做饭，但逢年过节的家宴，却不让她上灶。妈妈能做的家常菜，几十年都不与时俱进，重复又单调，却是我们百吃不厌的家传菜。
妈妈的厨艺上不了有档次的宴席，但我这个游子却常常想吃上妈妈做的饭菜。
妈妈是个聪慧的女人，如果她有条件去学习，或生活在富有的家庭，相信她也能做出山珍海味、佳肴美食来。
从农村走向城市，主掌一个普通工人家庭的生活，保证全家人一日三餐吃上热腾腾的饭菜，在那个计划经济的年代已实属不易了。
特别是在困难的时期和十年“文革”中，城市居民中几乎家家缺粮，往往是不到月底，家中就无米下锅了。在左邻右舍的家庭中，每顿饭都是定量的，连玉米饼子也是定量切分给每个孩子的。
城市居民的各种副食品，全都凭票供应。每人全年的肉、蛋、鱼等供应总共只有七八斤。全年的食油只有2.4斤（每月二两油），各种豆制品和大宗蔬菜也大多凭票限量供应。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手艺再高的厨师，没有原料和调料（对了，那时的油盐醋、葱姜蒜也是凭证购买的，是名副其实的计划经济），也是无技可施。
几十年在这样的生计条件下，主厨的妈妈只能将就着满足一家人果腹，也就心满意足了。久而久之，家人也习惯了妈妈的老三样：生菜蘸酱、青菜汤、二米饭。
进入90年代之后，家里的生活条件大为改善。鸡鸭鱼肉应有尽有，厨房里可以施展手艺的条件都具备了。妈妈还是外甥打灯笼——照舅（照旧）。
看着冰箱里塞的满满的冷冻鱼虾，我一回家就数落一番。妈妈总是说：“我老了，不会做那些东西。你回来了，赶紧做吃吧，都给你留着呐！”
妈妈的话里，包含着她对儿子的疼爱，也包含着她对这些过去不曾烹调过的山珍海味的无奈。
后来，每逢过年的家宴和接待客人都是我和妹妹、妹夫上灶。妈妈只能打下手，做些准备。再后来，每逢这样的时候就请她做食客，完全不再让她下厨了。
遗憾的是，这样的日子屈指可数。妈妈没能享上几天这样的清福就走了。妈妈走了，她养育了我们几十年的那套看家的厨艺，至今还保留在家里的餐桌上。
（2007年6月7日/周四/重庆）爸爸是主力，妈妈是副手，我和妹妹做帮手。全家人耕种着希望，收获着汗水。
都市里的田园生活
大连，是座美丽洁净的海滨城市。
从20世纪90年代，国内外知道大连的外地人越来越多。作为大连人，有一种发自内心的自豪。
童年和少年印象中的大连，如今已经没有多少原生态了。但记忆中的家却有着一段难忘的田园般的都市生活。
那时，或许是妈妈一生中最愉快而温馨的时光。爸爸是个工人，却十分酷爱农民那种自给自足的农耕生活。这对今天的城里人来说，是不可想象，也是不可行的。然而，在六七十年代的城市边缘地区，却是一种能够实现的梦想。
爸爸理想的住房，是独门独院，房前屋后有一大片可以种植各种蔬菜的土地。经过十多年的节衣缩食，最初靠借房而居的父母，买下了一座私宅，院子里外总共近二亩地。这让当工人的父亲，八小时做工，业余时间务农，在城市里过着亦工亦农的田园生活。
城里人生活支出的一大笔开销，是购买一日三餐的蔬菜。喜欢务农的父亲秉承了爷爷种菜的本领，用业余劳动节省下这笔可观的生活支出。全家人一年四季的蔬菜完全是自给自足，甚至一些时令的新鲜蔬菜还送给友邻。太多的时候，妈妈也摆摊卖过一些。
妈妈那时最高兴的事，就是不去市场排队买菜。家里做菜，走进菜园随手可得，鲜嫩滴翠的各种时令菜，即使缺少油腥味也清香可口。
一年四季，春种秋收，夏耕冬藏。爸爸是主力，妈妈是副手，我和妹妹做帮手。全家人耕种着希望，收获着汗水。劳动的成果每天都展现在饭桌上。不同的季节品尝着不同时令的新鲜蔬菜，房前屋后一片青翠，种植着各种北方蔬菜。
劳作的收获，让父母更加勤劳。他们在远近无人管理的荒地上开出一块又一块的菜地。往往为了一块桌面大小的荒地，就要付出几天的劳动。清除垃圾杂草，捡走石块，还要移来一些新土。那时正值壮年的父母，似乎乐此不疲。他们甚至走出十多里之外，到石门山上去开荒，种上玉米和地瓜这类不需要太多管护、而靠天生长的大田作物。
为了那些不在眼皮底下的飞地不受侵害，父母要到处去捡石头，垒起一道石埂，画地为牢，把自己的辛劳圈起来，昭示过往的行人，这块地是俺家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