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打开电视，又是突发新闻：拉登在巴基斯坦被美军打死了。看着电视机镜头里面，双子塔遗址聚集庆祝的年轻人，十年前，当他们通过电视看着大楼被飞机穿过的时候，他们都还是孩子。在过去的十年里，他们在一个被9·11彻底改变的世界里长大。因为9·11，因为美国的反恐战争，世界的格局就此重写。
如果没有9·11，美国不会出兵阿富汗，北方联盟是否可以赶走塔利班？谁也无法预测，因为历史不可能掉转头重新假设。如果没有9·11，美国也不会攻打伊拉克，那么萨达姆的统治如果持续到今天，伊拉克会不会像今天的利比亚，在这波中东的变革浪潮中自发地进行改变？同样谁也无法预测。在外来力量的决定下，这两个国家快速地、被动地发生了巨变。这样突如其来的改变，如果和现在发生在这些中东国家的改变进行比较的话，人民和国家付出的代价会更大，还是更小？依然无法回答，同样是因为历史无法假设，无法推倒重来。
当奥巴马对着美国人民说，这是美国的胜利，在行动中没有一个美国人死亡的时候，作为一个非美国人，虽然明白一个美国总统的所有决策，都是要从保护自己国家的利益以及人民出发，但是如果站在巴基斯坦人或者阿拉伯人的角度，对于这场美国人的胜利是否会有别样的滋味？
街头采访，不同的伊斯兰国家，人们反应各异。穆斯林兄弟会认为，这会让西方和阿拉伯世界的关系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哈马斯的负责人则认为，这是美国又一次在穆斯林的身上留下了鲜血。
同样都是穆斯林组织，一个从极端走向温和，因为对于身处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来说，他们需要吸引更多的支持，在民众走上解放广场争取来的宽松环境之下，极端的口号以及手法反而会导致支持者的流失。埃及的民众，在广场上要求的是民主还有自由，要求结束穆巴拉克的独裁。这个时候，穆斯林兄弟会如果不用一个能够适应埃及民众的诉求的形象出现的话，在未来的选举中并不会占有太大的优势。
但是对于哈马斯来说，他们代表身处生存夹缝中的那些巴勒斯坦人，他们对于这个世界充满了愤怒，因为美国支持以色列，而让他们无法像别人那样拥有一个真正的国籍。他们的同胞，用难民的身份生活在周边的不同国家，站在他们的立场上，美国是他们的敌人的朋友，也就是他们的敌人。
今天，也是以色利纪念大屠杀的日子，六百万犹太人在二次大战中被屠杀，这是这个国家的人，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让自己的国民去牢记的事情。也因为这样，他们始终带着强烈的忧患意识，也正是这种忧患意识，让以巴和平成为一个看起来无法实现的目标。
但是，当年屠杀犹太人的，并不是他们现在充满敌意的阿拉伯世界，而是欧洲的极端主义：纳粹。在拉登死亡的这天，再来看犹太人曾经遭受的苦难，当我们谈论极端主义或者恐怖主义的时候，提醒我们，不要把这两个词简单地和某一种宗教或者某一个组织联系在一起。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会用不同的形式发生在不同的宗教或者国家身上，历史上的宗教残杀、种族残杀、侵略战争，独裁者对于不同意见人士的清洗，仔细回想一下，从过去到现在还在发生，而它们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人的生命变得无足轻重。而这种对生命的轻视，在中国，从反右到文革，那些武斗，那些批斗，人们毫无尊严可言--面对另外一个生命的漠然，不正是因为极端？
打开电视机，除了阿拉伯电视台，还有利比亚、叙利亚、也门这些国家的新闻，西方的电视台一整天被拉登的新闻占据了版面。作为一个媒体人，我知道，这是必然的结果，这也是早上醒来，看到新闻的第一个反应：嗯，今天，西方媒体在利比亚的同行们，可以休息了。
晚上过渡政府的记者会，美国NBC的记者举手提问如何看待拉登死亡，发言人说：“利比亚发生的事情，是利比亚民众自己对民主自由的诉求，和反恐战争没有可比性。”
台下响起了一片掌声，当然，通常掌声出现在记者会上，是非常奇怪的事情，因为记者的职责是提问，以及记录被提问者的回答，而不是用掌声来表达自己的态度，即便自己对某一个问题有着清晰的想法，或者立场和被访者相同，也不应该在这样的场合表现出来。不过这也是班加西的现实，一家家媒体出现，当地的这些媒体从业人员，正在开始体会不需要经过审查的日子，他们没有接受过专业的新闻训练，也因为这样，他们的报道，或者媒体，如果拿客观中立作为标准，很多并不合格，因为倾向性宣传的意味非常的强烈，他们分不清楚媒体和自我表达的分别，就好像记者会上的这些掌声一样，但是看得出来，他们正在学习。
这名美国记者并不满意，继续追问：“其他的国家和政府都在对这件事情作出回应，你们为何不表态呢？”
坐在后排的我，对于这位美国同行的提问语气有些反感。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每次他的提问，总是让人觉得有着强烈的大美国主义，带着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俯视着这个也许在他看来没有能力而只能等待美国和其他国家帮助的国家。我也明白他为何要追问这个问题，毕竟从新闻性来说，如果不能够从这个角度切入的话，那么今天的这场记者会，对于一家美国媒体来说，不会有任何意义，因为今天，应该还有明天，所有的新闻话题都围绕着拉登。
发言人的答案，依然没有提到拉登，只是告诉这名美国记者，在反对派的武装力量里面，并没有基地组织的成员。我想，我的美国同行自然很不满意，而我则在思量，为何他们就是不直接回应这个问题。
但是，如何回应呢？美国的反恐行动，和利比亚这里发生的事情，在反对派看来没有丝毫的联系，尽管卡扎菲一直在把两件事情联系在一起。他警告过美国，在东部的反对派武装里面有很多基地组织的成员。冲突刚刚发生，赶到班加西的一些外国记者也认定有基地组织成员的存在，他们的理由，则是那些激动的看上去相当狂野的年轻人，当他们对着镜头声嘶力竭地呼喊着口号，或者用向天发射的子弹来表达决心的时候，他们的这些形象，通过照片，通过影像，传递到美国，传递到世界各地。对于那些从来都不了解这个国家的人来说，这些形象符合他们对于基地组织成员的想象：年轻、贫穷、粗野、缺乏教育。
同样的，在也门，当反对派走上街头，要求也门总统萨利赫下台的时候，萨利赫接受BBC的专访时特别提到，如果他下台的话，也门的基地组织就会壮大，因为谁也无法保证新的政府会和美国合作。正如卡扎菲，至少在西方媒体的报道中，他不遗余力地打击基地组织，配合美国的反恐政策。
也许美国政府很清楚，配合反恐，往往会成为这些国家的领导人的一个护身符，特别是在他的政权地位遭到来自内部的挑战的时候。对于美国来说，必须作出一个选择，是要一个可靠的、却不受本国民众欢迎的领导人，还是要一个民众选出来的、却和美国疏离的领导人。这样的两难，在埃及人民站到解放广场的时候，美国就开始面对，因为支持穆巴拉克，等于和美国政府宣扬的自由民主人权自相矛盾，站在穆巴拉克的反面，有声音提醒说，可能会让激进的穆斯林兄弟会上台，让以巴冲突升级。而当时的不少美国媒体充斥着关于穆斯林兄弟会的猜想和报道，即便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的人，也会形成一个刻板的印象：这是一个极端组织。当然，现在看来，他们并不是这样。
在利比亚问题上，美国选择了站在背后的角色，把指挥权交给了北约。其中一个原因，自然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也因为这样，利比亚民众的诉求，对于美国政府来说，并不是首要考虑的因素。从美国政府的角度来看，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因为必须首先从本国利益出发。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作为一个大国，一个最具有能力的大国，在有能力的情况下，却选择容忍一个政权做出伤害本国平民的事情，是否意味着没有承担起大国的责任？也唯其如此，不管是埃及，还是利比亚，示威的人群中都出现了中文的标语，因为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的角色，手中有投票权。
坐在意大利餐厅，在等我们要的披萨上桌的时候，翻译哈迈德拿着我的利比亚中英文地图，详细地向我解释目前的战况。哈迈德的外公，正好是过渡政府的最高军事负责人哈里里。60年代，哈里里是和卡扎菲并肩作战的自由军官的一分子，哈迈德给我看外公的照片，穿着军装，帅气逼人，这让我想起十年前在的黎波里的酒店大堂，我和年轻时的卡扎菲的照片的合影，同样年轻，同样充满了正气和理想的样子。
从70年代末开始，这些当年的战友开始出现分歧。哈里里从80年代开始，坐了十五年的牢。当然，他只是因为意见不同而被卡扎菲投入监狱的那些战友中的一个。卡扎菲和第一个妻子离婚，就是因为他的前妻的父亲对他的一些做法表示反对，于是被关进了监狱，他的妻子求情，结果不但没有把自己的父亲救出来，反而被迫结束了这段婚姻。
这个故事似曾相识。对身边人高度的不信任，毫不留情地进行铲除，这也是萨达姆的个性。在萨达姆遭遇到一次失败的暗杀之后，他对身边几乎所有的人都失去了信任，包括他的妻子的哥哥，他的国防部长，当年正是在他的支持下，萨达姆当上了总统。萨达姆制造了一次空难，这位内兄死在了直升机的爆炸中。
从地图上看，反对派控制了东部地区，但是在西部的利比亚第三大城市米苏拉塔和距离班加西一百多公里的艾季达比耶之间，却是政府军控制的地方，包括了石油重镇布雷加。现在，靠近突尼斯边境的几个城镇，反对派和政府军在争持。反对派的计划是，只要攻下布雷加，就可以拿下卡扎菲的家乡苏尔特，这样就可以打通通往米苏拉塔的道路，进而很快就可以围攻的黎波里。
我问哈迈德，难道只有一条公路，不能够绕走沙漠？他说，沙漠没有道路，而反对派武装没有装备，比如直升机，就连车辆也就是一辆辆的皮卡。虽然前线的武器弹药还算充沛，但是在班加西，库存的武器只剩下一千支AK47，现在最需要就是武器。他们的计划是，拿到一些冻结了卡扎菲资产的外国政府移交给过渡政府的钱之后，就寻找私人军火商，在欧洲购买武器，而这应该是最便捷、也是唯一可能解决目前僵局的方法。因为过渡政府并不希望外国的地面部队出现在利比亚的土地上。
其实不单单是利比亚人，美国军方的这次行动，让巴基斯坦政府有些尴尬，虽然奥巴马感谢巴基斯坦政府的配合，但是事实上，行动前他们并不知道有两架美国直升机进入了自己的国境，并且有军事行动。也因为这样，那些接受采访的巴基斯坦人并不关心拉登死亡，他们更关心自己的国家主权是否因此受到了侵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