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呵呵。我们这里也需要新鲜血液和年轻人的活力呀！你看，我们这边也有不少的年轻力量，当然你是另类，没上过大学，但在事业单位你也不算公务员，这倒不是什么必需的门槛。可比起我这很多大学毕业就来工作的年轻人，你比他们多了两年在企业中摸爬滚打的经历，你有来自一线企业的直观感受。何况我这里也正在计划组建一个宣传部门，或者说先设一个这样的岗位，北京的软件产业要想得到很好的发展，吸收全国、全世界更多的优秀企业来北京落户，帮助北京创业的软件企业走出去，以及接下来我们要大力发展的软件企业外包服务，这都需要有大量的宣传、推广工作来做支撑啊，我觉得你既然有心做好宣传工作，又有技术从业经历的体验，年轻也不傻，这也许正是我们需要的人。”主任一席话，说得我早已热血沸腾了。年轻人禁不住三句夸：“既然您这么瞧得上我，咱这又是这么好的一个平台，您给我两周时间，我处理好客户和合伙人的交接工作，网站我也交给另外两个朋友去打理。交接好后我全身心地投入到您这来，好好学习！”就是这么戏剧性，一次访谈，却演变成了一次面试，如若不是为主任的真诚所打动，我也不可能放弃现在手中的一切。
就这样，我进入了当时这个作为市政府行政机构职能延伸的事业单位，说白了，主管这个产业的处室不过5个人，而我们这个中心的五六十号人才是真正意义上完成日常工作的主力，以前就听说过，我们这个机构在软件与信息化产业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因此对于我来讲，这如同天赐良机。我邪恶地想，再回老东家，我就是领导，哈哈。
我一进入这个机构，就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因为我和另一个新来的同事是整个中心里由主任亲自要求过来工作的，且我俩工作中的60%都要直接向主任汇报。并且我的学历惨得可怜，年龄小得可怜，让他们心底都暗暗惊讶吧，何况我还头上还顶着依稀可见的黄色头发。
如果是我现在这个年岁，在这样一个机构，我应该更会学着夹起尾巴做人，但那时我年少轻狂。
我们中心，没有独立的宣传部门，由于我的到来增设了一个宣传岗位，而这个岗位虽然挂靠在一个部门，但实际上工作与该部门基本上毫无关联。权限大得连我自己都觉得可怕。整个中心的网站从建立到日常管理都由我负责，当然，很多服务我们外包；整个中心的礼品采购工作也由我负责；整个中心的对外宣传工作也是我的工作，包括日常宣传、产业活动、跟市行政机关（也就是我们直属上级单位）对接，甚至连整个中心的UI（用户界面）设计到后来都是我一手完成，还参与帮助中心建立了第一支外参队伍。现在想想，当时自己能干的活儿之多现在自己都自惭形秽，而且权力大得有点特别可怕，如果是稍微有些私心，肯定也成小贪官了。
在主任的支持和帮助下，我一边学习，一边开展业务，业务能力提升得很快，眼界也开阔了不少。你想哪儿有那么好的机会能让你有可能去采访微软、IBM、HP在中国的高层，组织他们一起参会并学习？哪儿有那么好的机会让你在最前沿了解最新的政策以及政策是怎么出炉的？更不用想你有机会参与其中了。哪儿有那么好的机会让你在一个平台上了解整个产业的细节，学会用数据分析它们，学会站得更高看问题？一个人的成长，其周遭的环境决定了很多，这一点我在整个2003年深有体会。
我当时年少气盛，说话口无遮拦。开会有我参加，主任让我讲讲我的看法时，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从不顾忌别人颜面。如果现在让我去那样做，恐怕就没那么容易。并且，我对钱不是很敏感，虽然我也喜欢赚钱，否则之后就不会因为薪水跳槽到联众了。但我一直对回扣之事特别反感，更别说自己拿回扣了。经过几次事后，主任就知道我干不出中间揩油的事儿，因此，当时那么多的钱从我手中一笔笔地花出去，主任也很放心。
正是基于这种信任，又考虑到我的工作要经常与外界接触，而且宣传本身是躲不开花钱的，因此，主任有一天专门把我找到了办公室：“茅茅，下一步的工作计划你也看到了，接下来我们身上的产业宣传任务很重，自然会有很多要花钱的地方，但是，我们的财务支出必须严格按照程序来。我理解你工作的特殊性，咱特事特办，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我跟会计说一声，你这边在我这签字确认的支出，可以先从会计那领支票，回来我再补签字。”遥想当年，我还真是挺牛，但是牛过头就会栽跟斗。还确实真有很多特办的事情，但我也没傻到事事都拿出主任这道杀手锏。
能往后压的还是等主任回来再办，倒不是我考虑到什么人情世故，当年的我也根本不懂人情世故，只是本着主任对我这么好别给主任添乱的原则而已。
直到有一次一个活动承办方的支出，我实在压不住了。我也在企业做过，知道一个企业在按质按量地忙乎完一个项目后顺利结到尾款是多么难的一件事，看着外包的活动承办方在会客室焦急地等待，我第一次在主任没有先签字同意领支票的情况下，急匆匆地走进了会计室的大铁门。
“张会计，麻烦您个事儿呗？”我满脸笑容。“说，咋啦？”我都成了领支票的常客了，张会计早已习惯看见我。“那啥，我来领张支票，就是把咱之前那个活动承办商的尾款结一下。”“嗯，行，那个支票申领单给我吧，主任签字了吧？”张会计一直很严谨。“哦，主任这几天不是在郊区开会赶不回来吗？而且等主任回来就太晚了，毕竟活动还有很多收尾工作需要承办方来做，所以我就先来领支票了，等主任回来补签不就完了吗？”“补签？不行。咱们是政府事业单位，有严格的财务制度你又不是不知道，领了那么多次支票哪次是这么操作的？还是等主任回来签字吧，不签字是不行的。”张会计依然面无表情。而我一想起一会儿还要给在会客室等我的承办方交代，就有点上火。
“可是，主任说了，这段时间如果遇到着急的宣传工作，可以让我先领支票，他回来补签字的啊！主任亲口跟我说的，你不知道？”我现在都能想起自己当时说这话时透露的信息：一方面是急促，另一方面也侧漏着牛气。
“主任说的？主任怎么没跟我说啊！主任说的也不能破坏规定的财务制度！懂吗？主任说的？反正主任没跟我说，如果确实领导有这样的安排，你让主任亲自跟我交代了再说吧！”张会计明显不悦，低下头就开始忙报表，不再理我了。
我被晾在了那儿。无奈，我出了会计室，拨通了主任的电话，主任那头在开会，我还依稀能听到那边主席台领导的讲话声，主任压低了声音说：“稍等一下我出来打给你。”“你傻啊？！”主任电话打来了，劈头盖脸就给了我一句，“茅茅我说你整天搞宣传工作，怎么跟人沟通都不会？你知不知道，应该先给我打个电话告知一下，再去找会计？我说特事特办，也没说让你自己直不愣登跑过去跟人家这么说呀？再特事特办你也得讲个流程吧！怎么着你现在都成主任啦？做事儿得过脑子想想再做嘛！我知道你着急，着急也得讲方法啊，知道不？好了，我先打电话跟姜会计说一声，以后这样的错误，不许再犯，你在内部都搞不好和同事的团结，以后你的工作怎么顺利开展？行了，这事儿我知道了，过十几分钟你再去找张会计吧。”说完，主任就挂了，留下悔不当初的我。
这一次，虽然事儿办了，但我傻不拉几地得罪了会计张姐。
前面我说过，不可能因为我这一个新增的岗位而专门设立一个部门，虽然是我自己管理我自己。我这个岗位是挂在政策与产业研究部下面的，当时的部长姓W。W部长是一个搞政策研究的好手，很多领导在重大会议上的讲话稿都出自他手，很多领导办公桌上的有关北京软件产业的研究报告也都出自他手，是绝对的人才一个。我私下里觉得他的做事风格就是严谨、古板和学院派。从管理上，W部长是我的直属领导，但摊上我这么一个不走寻常路的属下，他是很闹心啊。
W部长曾经走到我身边，对我说：“茅茅，咱们这边上班是不能用QQ聊天的，总用QQ聊天多影响工作啊。”我一扭头，说：“W老师，主任说我这工作性质特殊，可以用QQ啊，很多外联工作要靠QQ的，您看我打电话一次只能办一件事儿，但和很多记者朋友通过QQ沟通，我同时可以跟五六个人推进工作，还能方便传文件，多好。”说完我就把头扭了回来，继续自顾自地干活，连W部长当时什么面部表情都没注意。W部长曾经走到我身边对我说：“茅茅，虽然我知道你需要经常为了宣传工作，特别是临时活动夜里加班，但毕竟不是天天如此，你看能不能还是把工作时间规律起来，和其他同事一样做好打卡工作啊？”我一扭头，说：“W老师，很多宣传的事情，都不是靠朝九晚五这个时间点能完成的，我虽然不是天天加班，但有些时候准备一些材料啊，筹备一些活动啊，晚上的精力更集中，而且，主任说过宣传这个工作有一定的特殊性嘛，要不这样，每次我没有按时来打卡我都写清楚因为何事而耽误了，您看如何？”W部长还曾经走到我身边这么对我说：“茅茅，我知道你年轻，但是能不能不光是公开活动时穿正装啊，平时也注意一下自己的着装呀？太随意了也和中心的整体风格不协调嘛。”我一扭头，这次没对主任说什么，只是淡淡一笑地讲：“好嘞”。然后，依然我行我素。
我知道，他不会把我怎么样。所以，我从来也没有听过这位名义上直属领导的话，甚至有时私下和同事们聊起来，还少不了数落几句W部长的古板、死脑筋、不开化，只会码字写报告。
再后来，我离职了，去了联众。主任对我真的很好，多次面谈挽留，但我都狠心拒绝了。主任对我说：“茅茅，我跟办公室D主任说了，毕竟你在中心工作了这么久，中心的很多工作你都很熟悉，以后有工作上的外包，比如礼品采购，比如外包的公关宣传，我会让她联系你，你虽然不是中心的员工了，但一定要多回来看看，能帮中心做的就帮着做一些。既然你非要走，主任希望你有更好的发展。”后来，D主任找到了我，果然将中心的很多外包工作都给了我，但我一时半会也没有成立自己的公司，便将一些合作转给了好朋友的企业，但有一个原则一直遵守，我的朋友们也是一直以最低的利润向中心提供服务的。
但是，我朋友的企业在某一次和中心的合作中出了问题。中心要为和德国合办的一家名为北京市一级新技术研究所的机构举办成立庆典，届时会有中德领导参加，所以需要一批有特色的礼品。于是，D主任就把采购礼品的工作外包给了我朋友。我朋友的公司在保证礼品质量的前提下，价格优惠地完成了任务。
任务是完成了，但是尾款却迟迟不能结算，我朋友的公司着急，我自然也跟着着急。于是，我就跑到了位于中心楼上的这家研究所的办公室，找到了负责这项任务的研究所副所长，据说，他是从国家部委空降的领导。
想必这位副所长在部委待久了，说话牛哄哄的：“别说在这个研究所了，我在××部××机构经常采购礼品，数额比这大多了，我们都是过很久才结算全款的，你有你的难处，我们也有我们的财务制度，别人更大数额的款项都不着急，你们这点钱怎么那么着急？”听他的口气，我也急了：“您这是什么逻辑啊？采购合同里明确写着何时结款啊，并且我们的工作也是按照标准、高质量完成的啊。我们的工作做完了，你们为什么不按照合同的规定结款，还摆出什么部委的做法，您现在是在北京市的一个机构负责工作，应该按地方机构的规章制度办事儿。我以前就负责这方面的工作，可不是这个规矩！”他说：“既然你比我懂，那你按你的规矩想办法去吧，我有我的规矩。”我说：“好，这话您说的。”这么一来一往，架就吵起来了，嗓门大到外面的同事都纷纷起身往屋里探看。最后，我说：“既然这样，您这么不讲理，我只能去找中心主任评理了。”可能这位所长是部委出来的，根本不怕，甩下一句：“有能耐你就去！”我确实去了。出门的时候很多调到研究所的老同事拦我：“茅茅你就别跟主任添乱了，再等两天就好了啊，所长也是刚来可能不了解情况，你说你跟他折腾什么劲，再给主任添点乱。”我一边喘着粗气按着电梯，一边说：“要不是看在主任的面子上，我也不接这些活，主任和中心老同事们对我很好，所以外包给我们的项目都用最低的利润率，这样的供应商你们去哪儿找，有一家比我低的我拿着大顶走路。”话说完，电梯也到了，我执拗地下楼去了主任的办公室。还真巧，他就在办公室。主任听我讲了来龙去脉后，倒是让主管研究所的副主任把支票给我结了，但也语重心长地教训了我一顿：“茅茅啊，你这个狗脾气什么时候能改改，这样下去，明明你有理的事儿都让你给搞没理了，你说你在我手底下做那么久，怎么就没学明白这点呢？”总之，2003年在事业单位工作的这一年，是我快速成长的一年，是我眼界大开的一年，是我打工史上权力最大的一年，也是那一年，我遇到了对我有恩的主任。他让我的年少气盛又多了几分牛气。这一年，我牛×哄哄地给别人甩出“主任这么说的！”的次数不下于50次，甩出时还正气凛然，没有一丝恐惧，但是，接下来的几年，我就要为我当年的年轻气盛、少年得志埋单了。
后来，我自己创建了公司。有一次，我们公司要在北京市争取一个市级的重大科技项目立项，主管这个立项的单位，正是我2003年工作过的中心。但我以前的主任，早已调任到中心上一级主管单位的主管处室任处长，而中心主管我们这个项目立项的，正是当年经常走到我身边语重心长的W部长，他当时已经是W副主任了。
立项工作极其顺利。整个项目是我们企业和石景山区政府合作，在项目的合作评审上，区政府请来了市里主管IT业务的处长，他正是当年我的老主任。他依然对我关爱有加，在项目的评价会上，我们的项目得到了我老领导的好评。也正因为老领导的态度，整个和区政府合作的项目推进得极其顺利。接下来，我们除了要努力将这个项目执行下去了，还要按照正常手续把政府支持的立项材料报送主管单位，进行一些审批手续，以及参加一些必要的评审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