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大逆不道的行为触怒了当权者，枪打出头鸟，擒贼先擒王，于是在军宣队、工宣队、农宣队联合进驻园艺场、宣布解散知青群众组织的行动中，他很快被隔离审查，被挂上“知青反动组织坏头头”的牌子在全县大会上批斗，脖子上挂着粪桶游街示众。之后又押回园艺场监督改造，发动知青揭发批判。由于当权者扬言将立即撤销园艺场，对哥哥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将所有知青分散，根据政治表现再次下放插队到生产队，在威胁利诱下，有的知青不得不昧着良心与哥哥划清界限，甚至有个别知青在批斗会上动手打了哥哥。严酷的政治形势和相处多年、情同手足的知青兄弟反目成仇，使年仅23岁的哥哥万念俱灰，他看不到出路在哪里，在批斗会结束后的深夜，乘看守瞌睡溜出监房投塘自尽了。当权者不准收尸，还张贴出了“畏罪自杀、死有余辜”的标语。几天后尸体有了异味，才由知青乘夜悄悄以芦席裹着就地浅埋。又过几天后，野狗刨开坟堆，撕扯出一些衣服和肢块，还是知青们再次培土筑坟。而园艺场所有的知青果然在不久以后就形单影只地全被分散安插到远离县城的公社生产队，曾经成为全县乃至地区一面红旗的知青园艺场从此不再存在。我们没有理由过多地责备那些屈服于压力的知青同伴，我们不能原谅的是那个时代和当权者。他们需要的只是俯首帖耳的走狗和奴才，一旦奴才走狗觉醒起来，要想摆脱奴性，做回自由人，他们是决不会心慈手软的。哥哥的悲惨遭遇就是极好的证明。
母亲大约听到了一点风声，写信要哥哥寄一张近照回来。幸而在哥哥留下的日记本里夹有一张在靖县的照片底片，于是到照相馆放大了头像，洗了一张“寄”来，照片里的哥哥依然是容光焕发，洋溢着青春朝气。母亲端详审视了半晌，高兴地说：“还好，看来救火还没有在脸上落下伤疤！”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吴镇泰来信说，同样没有出头之日的他要离开靖县转点去离长沙不远的望城农村，信，不能帮我转寄了。这又是一个极大的难题。收发过信件的都知道，一封信上必然有两个邮戳：一个发出地邮戳，一个收到局邮戳，不从靖县转寄长沙，这两个邮戳哪里来？情急之下，便无师自通地学会了伪造。用万金油的空盒子周边涂上黑油墨，盖在信封上，用细细的竹签蘸点油墨画出两道横线，再写上“中国人民邮政”和“靖14支”的细字，然后用毛边纸吸去多余的油墨，擦模糊了，就是靖县的邮戳。拿着这封假信跑到距厂不远的邮电所，递给值班的伯伯或是阿姨，他（她）们抬起头来似有所悟地看我一眼，接过信来，也不做声，“啪”地盖上个邮戳，顺手就丢到一堆刚收到的信里去了。
最困难要算我下乡的前夕。本来鉴于我家的特殊情况，1968年知青大下乡时街道就没有催我去，反而安排我做临时工，就是国民党反动派抓壮丁也只“三丁抽一”嘛。但到了1969年底，风声更紧了，母亲所在工厂派人到街道注销了我的户口，通知我下放湘西永顺县。临行前，我找到厂革委会主任，请示是否厂里把哥哥去世的事情与靖县有关部门交涉清楚，通知我母亲算了，因为一旦我下到湘西，假信几乎就无法再造了。素来不苟言笑的主任一反常态地温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伟大领袖的号召，谁敢不积极？至于你哥哥嘛，听说是个不错的青年，运动的事嘛，一时也说不清。考虑你母亲的身体情况，还是不告诉她为好。你还是克服困难，下去后再想想办法嘛。”于是，这一套造假的工具便跟随我来到了湘西农村。白天，我的身体劳作在永顺的山林，到了晚上，我的灵魂却游荡在靖县的田野，编造出一个又一个新的情节。而那些每两个月一封的靖县来信按时从永顺县寄给了在长沙与我母亲关在同一“牛棚”的“牛友”，再由她们完成我没有做完的工作。与此同时，我还必须用另外一种笔迹书写我自己写给母亲的家书。如果没有后来发生的那件事，我和那些好心的人们会努力把这件事一直做下去。然而，世上真没有永久的谎言，否则我愿意为购买它付出任何代价。最担心的事在我下乡一年以后终于发生了！
我母亲劳动的班组烧了一台小马达，却没有人承认，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的罪名很自然地落到了母亲这个阶级敌人头上。急于表现的生产组长组织了批判会，其实他出身地主，比我还差。见工人们都低头不语，他只好自己开了大炮：“你这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坏家伙，全家没一个好人，你丈夫、你儿子都死有余辜！……”如晴空霹雳，母亲被惊呆了，她再也听不见后面骂了些什么，她只是挨个地问：“告诉我，我儿子怎么啦？”从工友到领导没有一个人正面回答她的问题，她只能给远在千里之外的我写信一问究竟。当这封信辗转到达我手中时，正是腊月二十六，我在大雪飘飘的水库工地上抬石头。我知道母亲希望我坚决地否认这个令人崩溃的事实，但我已经无法继续隐瞒下去了。写了回信寄出，我便立即请了假，赶了几十里山路，终于跳上了两天行程的长途汽车。当我在风雪里闯进母亲的小屋，母亲正在昏黄的灯光下，坐在床沿边，捧读我的来信。母子抱头痛哭，那惨痛我至今不敢落笔。
直到林彪死后的第二年，靖县知青安置办给母亲单位来了一份公函，说“孟铁强同志被林彪、黄永胜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迫害致死，经研究，予以平反”。以后，厂领导又说要恨就恨祸国殃民的“四人帮”。
雪总要化，天总要开，四十年弹指一挥间。那些作恶多端的家伙一个个死的死，关的关，还有一些人，他们的灵魂将要日日受到良心的谴责和拷问。母亲厂里那个曾蹿红一时的生产组长也早就身染恶疾离开人世，而我历尽苦难的母亲却像一株遍体鳞伤的老树、一棵傲然挺立的枯草，以85岁的高寿顽强地活在今天！冥冥之中正应验了那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古训。
狂风暴雨的日子终于过去，善良的人们已经很难相信和想象历史上曾经有过那样一个疯狂残暴的时代。但亲身经历过的我们却不会轻易忘记，哥哥的冤死，就是那个时代的罪孽的铁证。如今他孤独地长眠在靖县那块土地上了，在他的坟头上“荒草何茫茫，白杨亦萧萧”。陶潜诗云：“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40年过去，那仍然是我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永远的伤痛。我也知道，在文化大革命和知青上山下乡中夭折的青年远不止他一个。这不光是我们一家人的悲哀，这也是一代人的悲哀，这是天下人的悲哀，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哀！
善良的人们啊，感谢你们曾经给我的关爱，我深深地爱着你们，祝福你们，愿幸运之星永远在你们的前面照耀。我也祈愿人性的光芒继续照亮我的人生之路，直到那一天，指引着我进入天国，去陪伴我那亲爱的孤独的兄长！
作者简介
孟企平，男，1949年2月出生。1967年在湖南省长沙市第五中学高中肄业，退学做临时工。1969年12月下放到湘西自治州永顺县插队落户。1973年在修建枝柳铁路时被招工到古丈县剧团。1979年调回长沙外贸企业。1982年-1985年以自考生身份不脱产学习，在广播电视大学学习汉语言文学专业，1985年-2004年在湖南省外贸系统工作，担任秘书科长、办公室主任、公司经理等职。2004年因病内退。
南江故事
杨兴全
最感人的是历史的真实
因为它虽然粗砺却曾经鲜活地发生过
最折磨人的也是历史
因为它已经无可更改了
最诱惑人的还是历史的真实
因为它蕴含着对未来前途的昭示
为此-我愿为它付出所有的努力
万启超、吴行成、肖润泽、王远明、郑开忠、杨兴全等，都是1964、1965年由重庆北碚区到四川省南江县沙河区团结公社林场的知青，当时都只有十五六岁。
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发表了上山下乡的最高指示，年底，开始解散社办林场，林场知青分散插队落户，几人或一人到一个生产队。这样，林场知青就全部拆散了。知青被安置在当地农户的空房或集体的房屋（生产队保管室）居住。插队落户中知青生活上遇到了很多难以克服的困难，很多知青家中一无所有，连最起码的木凳、盛米的木桶、装衣的木箱也没有，更别谈其他的。一个字：难呀！
正是知青安置过程中当地干部的不理不管，才引发出了这场惨案。
知青王远明已与一女知青结为夫妻，他们与另一知青郑开忠落户于南江县沙河区团结公社二大队一队。王远明夫妻被安置在一农户的空房中，除了在空房靠墙处用泥砌了一个灶之外，四壁空空。王远明、郑开忠就找到队上反映情况，请求队长帮帮忙，砍棵树让他们做点小家具。可时间一天拖一天，队里始终没有回复。王远明他们又向公社革委会反映此事，同样也杳无音信。当时公社的干部正为那点权成天钩心斗角，根本就没把知青的困难放在心上。就这样反复多次，王远明、郑开忠在万般无奈之下，就商议自己动手解决眼前的困难，反正没人管-砍树！
一场惨案就此拉开了序幕。
这天王远明、郑开忠在柴山看到棵较大的白杨树，满心欢喜，这么一来做点家具就不用愁了。二人忙回家提来斧子就开工了。“叮咚、叮咚”的伐木声敲醒了沉睡的山林，也引来了一位过路的农民。当树砍到一半的时候，这位农民赶了过来。“喂，做啥子的？这树也是你们能砍的？晓得这树是哪个的吗？”王、郑二人给问呆了。“你说是哪个的？”
“生产队会计吴腾禄家的。”“不可能吧，这明明是生产队的嘛。”王、郑二人打量着对方，“你是哪个呀？”“我就是他屋头的，这树说是他家的就是他家的，就不许砍。”这下可把王、郑二人惹毛了，心想：“妈哟，比老子还横。”王远明道：“爬开点哟，你说是他的就是他的？这明明是队上的树。我还说是我的呢。别理她，老郑，砍！”那人一见苗头不对，转身溜走了。（这树后来证实确实属生产队。）两人累了大半天，终于把树给放倒了，接着请了些社员把树锯开抬回了住地。三人（包括王妻）忙里忙外地款待社员们，又忙着商议该先做啥，后做啥。就在他们满怀希望扎根农村的同时，一场噩梦却悄悄逼近。
当生产队会计吴腾禄得知知青砍走了他看中的树时，心头的火腾地蹿了上来，心想，我吴腾禄看中了这棵树，队上谁人不知哪个不晓，这两个胆大妄为的知青！这不是明摆着当着众人扇我耳巴子（耳光）吗？大小我也是个干部，你才来的知青就这么横，要是以后再多来点知青那还得了？不行，我要让他们知道我可不是好惹的，一定要好好教训一番这帮知青。吴于是四处秘密找人，准备打王、郑二人。
1969年7月上旬某日，这天王远明家中好不热闹，知青、社员坐了一屋，谈笑声、斗酒声不绝于耳。这天是王远明儿子满百日的喜庆日子，再则好多知青自农场解散后还是首次聚会。正当大家沉浸在这喜悦之中时，队上一社员李某满头大汗跑了过来。李某是王非常要好的朋友，王正要埋怨他咋这时才来，他却把王拉出门，告诉王说：“不好了，会计吴腾禄约了好多人，带着凶器要来修理你。他们把东西藏在秧田边，他们正在薅秧，可能待一会儿会来找你。”“我又没惹他！”王远明感到不可思议。“唉，还不是为了上次砍树的事。”李某说。王气坏了：“又没砍他的树，还想修理我，知青怕过谁？”转身就把这事告诉了在场的知青们。这下可炸开锅了，一下就激起知青们的怒火。“走，打死这狗日的！”（一群“大黄蜂”正愁找不到目标泄愤，你说这会计不是自找吗？）当时，万启超、吴行成、肖润泽等几个知青一下子冲出房门，王远明、郑开忠就带着众知青来到秧田边。一群农民（全是男子）看到一帮知青冲了过来，全吓傻了，呆呆地站着。众知青上前就把他们手中，还有藏在田坎边的凶器全部收缴了，有铁剑、马刀、棍棒等。王远明叫正在田里的吴腾禄上来，吴这时心里害怕：“咋搞的？一下冒出这么多知青？王远明、郑开忠两人都已不好对付了，怎么又来……”他不知道今天是咋回事，只好战战兢兢地上了田坎。王远明见到那些凶器，心中那个恨呀，这不明摆着要置人于死地吗？
见吴上了田坎，就忍不住冲过去打了吴几下：“格老子，为了棵树你还要整死老子嗦。”
众知青见状忙拉开了王。众知青见吴已怕了，就商议让吴写份保证书，保证再不与知青为敌，不与知青起冲突（这主要还是怕以后王、郑遭报复），并限吴在下一赶场日将保证书贴到公社的黑板报上。吴见众知青都是些不怕事的主儿，又怕继续遭打当众出丑，所以满口好话一再承诺：“行，行，回去就写。”众知青见吴如此识趣，也就回王远明家继续庆贺百日酒。
7月15日，这天正值当场，赶场的人挤满了本就很小的大德乡场（属旺苍县）。知青们当然也不会放弃这难得的热闹、聚会的日子，况且还要买些必需的日常用品。茶馆、小饭店就成了知青们聚会的场所。王远明这天也在场上，先后遇见了肖润泽、吴行成，众知青免不了一番亲热打闹，来到茶馆闲聊起来，聊着聊着就扯到了王的事情上了。“走，哥几个，反正没事，我们去瞧瞧那吴小子的保证书去。”于是几人直奔一河之隔的团结乡场而去。几人来到公社一看，啥也没有。“狗东西竟敢涮老子坛子嗦。”王远明一时气不打一处来，转身返回大德场上，在场口遇上一本村农民，王问他见到吴腾禄没有，那农民说在场上，刚才还遇见的。王等人在场上找了几个来回，终于在后街碰到了吴。王将吴拉到后街一僻静处就问：“你写的保证呢？耍我嗦？”吴见场上人来人往的，离公社也不远，料想知青也不敢把他怎样，底气足了说话也显得从容了，“啷个嘛，忘了。”吴坦然地说。
众知青那个气哟，立刻就一人给了他一巴掌，这几巴掌可把吴给打蒙了：“我写，我写，行了吧！”吴这时吓坏了，好汉不吃眼前亏，连忙求饶：“我回去就写，下次赶场天我一定贴在公社，一定。”“那好吧，我们再相信你一次，要是下场再看不到你的保证书，绝对就没今天这么好说了哟。”众知青转身走了。
7月20日，又一个赶场日到了，我也来到团结乡场上。公社正在召开三级扩干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