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草实在是太嫩弱、太不显眼了。路人不经意地践踏它，牛羊的利齿不停地啃啮它，风霜雨雪不屑一顾地从它头上掠过。它死过去，又活过来，就那么抖抖索索战战兢兢地活着。
然而，微弱的生命也是生命，它就那么微微弱弱地活着，也还是——活着。
在我们万源县长石林场就有这么一棵“小草”。
那是1965年11月的一天，我们林场又到了一批新知青。我们这些早到林场的知青满怀兴奋和好奇到路口欢迎他们。突然，在新伙伴中我发现一个很不起眼的小姑娘。她：
一双茫然无顾的眼睛，一张白里泛青的小脸，一头黄毛搭须的头发还用橡皮圈在右边扎着个小鬏鬏。我目测了一下，她身高肯定还不到1.4米。嗯，是个小学生，恐怕是哪个带队干部的孩子，一个营养不良的“三类苗”。然而打探的结果却令我大跌眼镜，她竟然是这批到场的十几位知青之一。她叫唐仁芳，年龄倒也有十五六岁了，但连小学也还未毕业。
“她也算知青？”我心里有一种被亵渎的感觉，要知道我们这支队伍是燃烧着“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的激情主动要求到农村去锻炼、去战天斗地、去大有作为的铁血队伍。她来这里能干什么？如果她都算知青，这不是太可笑了吗！这不明摆着是甩包袱吗？我心里为那不负责任的父母愤怒了：没有能力，就别干养孩子的事！也为那些不负责任的干部而悲哀：唐仁芳小朋友那孱弱的肩膀经得起他们穿皮鞋的大脚踩吗？
果然，唐仁芳同志没能实现他父母和带队干部的“厚望”。
这年冬天，是我们到农村的第一个冬天。本来，大雪无痕的季节是山区农家的“闲月”。从那家家屋顶飘出的炊烟里，已经闻得到年味了。但是，领导们说，农业学大寨，我们知识青年林场要给农民做个榜样。于是，我们在场部所在地的端公坪下面的山坡上摆开热火朝天的改土造田战场。
大巴山可能是千年万代造山运动的结果。卵石遍地，一锄挖下去蹦在石头上，弹得手麻痛。大家能使钢钎的用钢钎，能用锄头的抡锄头，没有工具了，干脆就用双手抱着一个个冰冻大卵石装进筐里。寒风刺得人睁不开眼，雪花飘进脖子里化成了水，大家仍汗水大气地干着。突然我听见有人喊“看唐仁芳”！扭头看去，只见她右手尖起两个指头像唱戏的兰花手那样捏着颗小鸡蛋大的卵石，在雪地上小心翼翼地一步一挪。有人喜剧地问：“唐人（她的绰号），你在做啥子？”她认真回答：“运鹅石板噻。”同志们忍俊不禁地大笑。这笑声里，有苦涩，有无奈……也有人在心里颤抖地呻吟：天哪！
改土造田一天天地继续着，唐人也仍是一天天地用两个指头运着鹅石板。场指导员丁社长实在看不下去了，就叫她回到室内工作，砸油饼。即用槌子把菜油饼砸成小颗粒，然后用水泡来做肥料。那油饼差不多像现在街上卖的大饼那样大小厚薄，唐仁芳努力工作一天才砸烂了半个油饼，还干得直掉泪。是累抑或是急？反正有一点，她好像真的是那种只会吃饭不会做事的人。当时林场是吃定量，每人每月45斤饭票，用大锅煮饭，每顿随自己的饭量在炊事员那里交饭票称饭。大家注意到，唐人打的饭不比其他人少。后来，场里基本上没给唐仁芳安排什么活，她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能干什么干什么。
虽然开始大家有些看不惯唐仁芳这种能吃不能做的人，但处的时间长了，人和人之间也慢慢有些感情。跟大家在一起时唐仁芳一般都木讷讷的不讲什么话，但有时别人讲话时，她往往在过节处戳上一句，还刚好对头，有点画龙点睛之妙，伙伴们都戏称她“关键话”，久而久之，这也成了她的绰号。
唐仁芳会讲“关键话”，也会做“关键事”。刚到场时，我们睡的是木头捆绑的通铺，人多热气高，营养充足，不久，知青们身上都养了种小动物——虱子。虽然大家都称它为“革命虫”，做出满不在乎的样子，但女孩子一下班都忙着烧水烫衣服，捉虱子。唯有“关键话”干革命彻底，当她在自己一件橡皮红的针织衫上发现了虱子，顺手就把衣服丢在火炕里捂了灰，让伙伴们暗暗心疼。那种衣服在那个年代算是奢侈品了，而唐仁芳本来穿得就单薄。于是，唐人给同伴们留下非常特殊的印象，“关键话”做事也“关键”，在关键时刻她毫不软手。
事后，“文革”风云涌起，大家都涌回城了，唐人仍待在场里，和几个当地老场员在一起。当初她被家里当包袱一样丢出来，现在也似乎无家可归。
那年，我回公社去取粮票，回到端公坪，一片冷清，一片荒凉，昔日的歌声、笑声不见了。唐仁芳和陆续回来的几个知青围在火炕边，几根小柴棍在火炕里有气无力地燃着，但唐仁芳好像还胖了些，一副怡然的表情。真是任你风起云涌，我自岿然不动。以前知青们吃不惯包谷米和白米掺着煮的饭，但他们现在吃的是纯包谷米饭，还吃得津津有味。
黑糊糊的案板上摆着一溜小药瓶，那是我们到农村时学校送的，装了满满一药箱。现在人去药空，药瓶便挪作他用，每个瓶里用盐水泡着几根四季豆，他们就用这个下饭，显得安之若素。
只是，我那次回去得很“不幸”，为了唐人与一个男知青发生了战争。一直以来唐人都是大家开玩笑的对象，和往常一样，那次回去的几个知青围在冷清的火炕边无聊间又拿唐人开了涮。我无话找话地打趣了一句说，你们回来这几天唐人都瘦了。不想这句话燃起漫天烽火，场里一个平素文质彬彬的男知青忽然翻了脸骂了我一句难听的话。这要是出自他人之口，我肯定等而下之不去理会了，然出自这位先生之口，使我大出意外。回城一段时间我们还互相通过信，算是较为知音者吧。于是，我发懵委屈气恼之极，便与他动起手来。我提起锅铲追了他好远。回来，痛定思痛自认受了莫大侮辱，要以死抗争，挽回尊严。于是我猛烈地向墙壁撞去，孰知，泥巴墙反作用力差，没法让我达到目的，加上又被朋友拖住了，但头上撞出的青包疼得我昏沉沉黄泉路近地睡了好几天。（真是自寻苦吃，何苦来着。至今想起，仍觉无聊可笑之极，真是年少无知啊！）1969年初，林场散伙，我们纷纷插队。所幸的是，我跟孟寅生、何光惠两个朋友插在一起，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连家里寄来的钱也“共产”。虽然艰苦，倒也苦中有乐。无论如何，团结就是力量，三个人总比一个人强。听说唐人也插了队，就在我们九大队四队。在全公社，我们九大队所处的地势最高；在我们九大队，我们插的三队和唐人插的四队地势最高。这一“高”，条件就相对恶劣多了，用当地农民的话说“苦寒得很”。
我们不知道孱弱的唐仁芳怎么熬得过这苦寒，因为我们自诩为坚强的三女侠都抱头痛哭过。（倒不是因为青黄不接的正二三月我们断过粮，饿过饭；也不因为我们在被农民称为“手爬崖”的坡上只能一只手拉着树枝稳住脚，另一只手拿着锄头点包谷的艰辛，而是用齐秦的歌说，只为那传说中美丽的草原。）“坚强”如我等尚且甚感苦寒难熬，而没有生活能力的唐人又将如何过？
那天在坡上，听队上的人说唐人和她本队的一个姓胡的农民结婚了。还说那青年很喜欢唐仁芳，说大城市来的女娃子又会打毽又会跳绳的，激跳得很。我们没答话，心下一阵发冷。没过多久，就听人说，唐仁芳经常挨他老公打，打了还不准吃饭，说大城市的女的啥事都不会做，要和她离婚。
我们并不感到意外，那唐仁芳在林场时就只会往火炕里扔长了虱子的衣裳。大白天，这么大的姑娘还穿着内衣内裤出现在众目睽睽之下……她连自己都难自理，确实没有资格做农民的老婆。做农妇，起码要能喂猪煮饭洗衣纳鞋生儿子。有一天，我们在坡上做活路时，听说唐人要生孩子了，心下为她高兴一阵，却又为她捏把汗。听说，我们队上的女人生孩子，就在门后头摊一堆灰，跪下就生在灰边，然后自己用剪子把脐带剪了，把血灰打扫干净，还照样挑水煮饭喂猪儿。这些，唐人办得到吗？
过了一些日子，我们干活“歇稍”时，坡上的人又摆起了唐仁芳的龙门阵。一个青年说，你们唐仁芳，好惨哟。生娃儿，三天三夜都生不下来，那个惨叫声，几里路外都听得到。后来娃儿出来一只手，婆家慌了，才叫人抬到下面煤矿医院去，好不容易把娃儿弄下来，死都死了，哭都没有哭一声就死了。唐仁芳还命大，没有死，就是没得人管她了。那婆子妈也太黑心了，丢一碗谷子给她个人办米。唐仁芳没得法，各人爬到水缸面前舀瓢冷水喝，结果肚子又大了，全身都肿亮了，看样子活不成了。还是一个好心人，扯了些草草药熬起给她喝把她救了。“你们知青好惨哟”！摆龙门阵的人用这句话打住了话头。
我们的心却一阵阵抽紧。但是，我们无语，冷冷地咬紧牙齿，把悲伤咬碎在心里。
回城后听说唐仁芳最终被她丈夫休了，扫地出门。那姓胡的农民说自己当初瞎了眼，看上了这么不中用的城头女娃子。又听说，唐仁芳流落他乡，嫁给了一个穷得叮当响的孤老头。
20世纪80年代初的一个下午，阳光正好，我下班后顺便到七星岗百货店买点东西。
进了店门不远，一个站在柜台前与里面的售货员聊着的妇女忽然回过头，她看见我，我也看见了她。是她：唐仁芳！还是那张没有酸甜苦辣的脸，那双木然的没有亮色的眼睛。
她穿着肥大的衣服，还穿着一双不合时节的胶靴。她叫着我的名字迎上来和我说话，告诉我说她顶替她母亲回来，在这里做清洁工，一个月二十多元工资。她说她又和一个工人结了婚，还先后生了一儿一女。她很兴奋，看来是好多年没看到知青朋友了，叨叨絮絮，没完没了。余下话我没法听进去，我只想悲怆地大叫一声：“狗日的唐仁芳，你终于活过来了！”
难怪那首流传了一千多年的诗至今还那样脍炙人口：“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作者简介董世琳，女，1949年6月14日生。1965年9月下乡到万源县长石公社林牧场。1969年插队到长石公社9大队3队。1972年招工回城。当过建筑工人、重庆长江大桥建设指挥部政治处新闻干事、重庆市妇联办公室秘书、重庆市青干院现代文学教师和学报办公室副主任、重庆市国土局全国18城市土地局长联席会秘书处副处长和秘书长及《地政月报》杂志副主编。现为重庆市国土资源和房地产学会秘书长，《重庆国土资源》杂志副主编、副编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