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熙熙攘攘的人群，“真理在哪儿？”
人群中有的摇摇头，有的指指点点，有的冷言冷语。
“哼，这种人哪配上大学？只配到新疆去！”
“哼，假积极，还想找真理呢！”
“哼，你哪能和我们比？还不撒泡尿照照镜子！”
真-理-在-哪-儿？
乌云翻滚，一阵闷雷从头顶炸开。一个苍老的声音，穿过云层：
“走吧，年轻人，离开这繁华的城市，走到那遥远的地方。在那里，你会找到真理的……”
响雷滚向天边，苍老的声音依稀在回荡。
“走吧，年轻人。”
于是，冥冥中，仿佛看到真理在远处向我招手，为了寻找真理，我踏上了通往新疆之路……作者简介
董大南，1964年上海市上海中学高中毕业。当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不久因他人诬陷被学校取消学籍。1965年支边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979年平反重返北大学习。1982年考取中国科学院研究生。1987年赴美国，取得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现为美国宇航局科研人员。
天路迷茫
李忠公
我的上山下乡是深思熟虑的抉择，而不是“热血沸腾”。
1964年高中毕业时，我已是一个20岁的成熟青年，在校是学生会干部、班长，成绩在年级名列前茅，年年被评为三好学生。高考前父亲就对我说：“今年你考上了，算你运气好；考不上是符合规律的。”不该落榜的我“符合规律”地落榜了，我心中是有准备的。
但我是一个有理想有志气的青年，渴望读书，梦想上大学，好大学考不上，孬大学总该有一个吧。心存幻想，我忐忑不安地等待了三个月，同学们的通知来了，没有我的。那时真是心慌啊！迷惘、惆怅、失落，乱糟糟说不清是啥心境，只觉得心慌气短，魂不守舍。紧接着在落榜生中调工作，也没有我的份。在家苦闷彷徨，如坐针毡，犹如热锅上的蚂蚁。
五哥、六哥1958年同时考取西师美术系，因为那时不看成分；七哥1962年考入四川大学政治经济学系，是因为当时四川省高教厅厅长康奈尔的德政（他“运气好”，属于可收可不收的“好学生”）。我就背时了，运气不好，碰到了要命的1964年！
我们家有11个兄弟、三个姐姐，共14个兄弟姐妹，我排行老八。新中国成立后，家境贫寒，从五哥到十弟另加幺姐七个孩子同时读书，全靠大的哥姐相助。自反右运动后，兄弟们厄运接踵而至：在外工作的二哥、四哥被迫“劝其退职”回家，一直没有正式工作。
1963年四哥主动下乡到大足渔场去了，二哥因为已成了家，只好在街道办的手工作坊当了工人。1961年，我、九弟和十弟同读南坪中学，“三丁抽一”，读初二年仅15岁的九弟就被学校赶下农村当了农民；十弟1963年初中毕业没考上高中，进厂当了学工。他们都不是成绩差的调皮捣蛋学生，而是成绩名列前茅的好学生。何故至此？都是因为可恶的家庭成分。
我出身在一个“剥削阶级”家庭，我们这个家，在新中国建立之初就经历了一场生死之变。大哥追随地下党革命，因叛徒出卖被国民党抓进了监狱，同时把父亲和三哥也抓走了。大哥背叛了，父亲和不到15岁的三哥出狱了。新中国建立后，大哥被枪毙，李庄的家产和家族墓地全部被收缴，评了个“工商业兼地主”成分，分得了在家对面小丘上的一座茅草房和一份土地。这样一个大家要装进一座茅屋，谈何容易！二姐、三哥参军走了，大姐、二哥、四哥参加革命工作离开了家。父母、15岁的五哥和我留下当农民，不满周岁的小弟送与农民为子，其余兄弟和幺姐暂时跟奶妈、跟外婆、跟哥嫂去了。不到两年，茅屋被狂风吹塌，我们一家便逃离农村。父母亲咬着牙挺过了那道翻天覆地的生死难关，我知道那有多么艰难。
达观开朗有大丈夫胸怀的父亲，看到在艰难困境中渐渐长大的孩子们被不公正的政策断送了学业，内心是何等的忧愤！由于长期的精神压力和窘迫的生活，1964年我高中毕业前，他患了直肠癌。
在给四川大学读书的七哥的信中父亲感叹道：“你来信述说家中的事，使弟兄们也知道破碎家庭的父母教养子女费尽心思，希望个个独立。尽到责任原是应该的，并不想得到将来的报酬。你能知道贫困父母教养这么多子女真是不易的事，这个苦心，已算是深入儿辈了，我内心已获得无比的安慰。”（原信附后）我是一个很懂事听话的孩子，深知父母亲心中的困苦和家庭经济的窘迫，特别是有时等钱买米的时候，我也心如猫抓！失学、无业的我再也不能增加父母的负担，再也不能呆在家中吃闲饭了！堂堂七尺男儿，一个血性汉子，该是自找路走的时候了！
是赖在家里等工作当“社青”呢？还是上山下乡去“闹革命”呢？升学、就业、参军，条条路都堵死了，等工作看来也是奢望，留给我唯一的就只有上山下乡这一条通往“理想境界”的大道。小时候一年多的茅屋生活和初中、高中那些年的支农劳动，让我对农村、农业劳动已是非常熟悉了。九弟比我小都已在农村当农民三年有余，虽然没离开家，但他已能自食其力了。明知上山下乡是一条坎坷的山道，也得去闯！为什么？因为在我和我的父母看来那是一条正道，是一条冠冕堂皇的革命化道路，是一条通天大道，革命青年不走这条道又走哪条道！它包裹着革命的红色外衣，闪烁着希望的光芒，不管它是何等的微弱，总还是点燃了我们这些出身“不好”却又偏偏追随“革命”的年轻人的激情。
我写信给刚解放就参加自愿军的二姐征求她的意见，我知道，她是我们家革命的榜样。她来信支持我上山下乡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革命化道路。她说：“别人都能活，难道你不能？要看到将来，要从长计议，不要计较眼前利益。”并嘱咐我千万不能长期呆在家里。
在街道办事处搞会计工作的二嫂是做上山下乡动员工作的，得知我要下乡时劝我别去。
她说：“我又没动员你，你去干啥？在家慢慢等工作嘛！”在那个到处充满“革命”的年月，谁还敢有人性的选择？特别是我们这种家庭的孩子，事事都得从“革命”出发。别人可以在家坐等，我就不能在家坐等。
我主意已定，当晚和父母亲谈自己被困的处境和家中的经济窘况以及上山下乡的打算。母亲流着泪说：“你大姐现在也没在市劳动局工作了，一点都帮助不了你，你的运气硬是不好。”（1963年大姐在劳动局工作，十弟进长安厂当了学工）我们一直谈到半夜三更，最后父亲语重心长地说：“你没能上大学读到书是我最大的心痛，以后的路只有靠你自己了。”翌日我就下了户口报了名，怀着惶恐的心情自觉自愿下了乡。
立志，对人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常言道，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童年之志会像向导一样引导着自己的人生脚步。
我的父亲在旧社会时就喜爱收藏中国书画，不惜巨资购得几大箱藏于家中，有陈半丁、张大千、傅抱石、黄宾虹、徐悲鸿、齐白石等名家的得意之作。每到过年前才拿出来张挂，年后又收藏进箱。“土改”前夕，他叫四哥、五哥挑了一大挑，背了一大背到四伯家去藏。看到那么多名家作品，他们也不敢收留，结果全被收缴不知去向。
二哥不喜欢政治，读书时就喜爱绘画，他爱临摹徐悲鸿的奔马，还把画的奔马挂在自己的床头墙上。1950年，二哥考上美院，没钱去读书而进银行工作了。在他的影响下，五哥、六哥在1957年初中毕业后考上了吃饭不要钱的西南师范学院美术系，学习五年。
受他们的影响，我从小就梦想着长大了当个画家。
上小学四年级时，我的语文老师王次椿见我办黑板报时画得不错，送我一大卷素描纸，并嘱咐我把画好的画给他保存，请美院毕业的师母给我指导。可惜到了五年级时，学校不见了他的身影。从师母那儿得知，他成了右派，被弄去劳动改造了。当时身为少先队大队长、班长的我，无论怎么样也不明白为什么王老师会是坏人。
学校的黑板报每期都是我一人选稿、编排、写画全部包揽。南坪中学小小的教师阅览室，唯我可以进出。《新观察》、《知识就是力量》、《苏联画报》等好多杂志的美术画页皆被我“收藏”了（至今还存在我的书柜中，上面还盖有学校图书室的印章）。我陶醉在俄罗斯巡回画派大师们的名画中，叩拜在大师们的脚下，佩服得五体投地。列宾的《伏尔加河上的纤夫》、苏里柯夫的《近卫兵临行的早晨》、瓦斯涅佐夫的《三勇士》、谢罗夫的《女孩和桃子》，那希什金的森林、列维坦的充满阳光和空气的俄罗斯风光，那《深渊边》神秘幽深的氛围令我神往。从此，我痴迷于绘画练习。
五哥看了我的素描和水彩风景写生习作说：“要想当个画家必须知识广博，特别要打好文学基础。”假期他们回家给我辅导，还跟他们全班同学一起到南泉写生，就是睡在仙女洞旁的第十中学教室的地上我也欢天喜地。十多天一晃就过去了，喜得一摞南泉风景写生画。哥哥留给我的水彩纸舍不得用，用仅有的一点零用钱到解放碑的外文书店买苏联宣传画反过来当做画纸用。很便宜，纸很好，但太光滑，可以画水彩，这一招也是五哥教我的。
光影造型，黑白灰五大层次，质感、量感、空间感，素描的整体性，色彩、色阶、色调，从习作中去解读这些概念，在练习中去领悟从整体到局部，再从局部回到整体的素描基本法则、透视规律和空气透视法则。读书读画读教材，习作实践，观看美展，虽用去我所有的空余时间，但对培养自己的观察力、空间想象力、形象思维能力都起到极大的作用，同时也培养了我极强的自学能力。
黄桷晚渡的余晖，水码头层叠曲折的石阶，阶旁高大的黄桷古树下楠竹捆绑房的茶馆，长江边过渡的木船小趸，“官老壳”的石岩、石滩湍流，下河街的老屋和吊脚楼，尽皆收进我的画夹和速写本。
从小学到中学，除唱歌外，门门功课均是五分，且学得极其轻松愉快。读初二时，我就递交了入团申请，因资产阶级出身和大哥的历史问题，迟迟未被批准。对大哥历史的反复交待，几乎让我丧失要求入团的信心，然而初三时我的申请居然被批准了。毕业前选择志愿，学校不推荐我报考美术院校附中，要我带头填报普高。“高中毕业后再考美术院校对你更好。”班主任老师对我说。结果我赌气坐在中专考场中参加了升学考试。而后，在学校领导的再三劝说下，带头改报了普高。就这样，全年级顶尖的年年的三好学生也没能考进重庆的重点中学。
那一段时光是我人生最美最美的年华，也是我初尝苦涩人生滋味的端首。初三毕业时，任学生会主席兼班长的我，却感到了政治前途的迷茫，已领略到自己前途所承载的家庭出身的分量。
高考落榜让我的画家梦断，但我没有放弃我的追求，没有放弃我手中的画笔，背着草绿色的画夹上山下乡去了。但天路迷茫，无论如何我也要在艰难的上山下乡生活中继续我的追梦年华。
我从跨出家门那一刻，就明白自己走上了一条崎岖坎坷的人生道路。我知道，那是一条满布荆棘的山道，那是一条迷茫的天路！但我有勇气走下去，因为看到了前面有希望的亮光，只要有希望，生活就会充满朝气和阳光。
刚到公社那天，小街上锣鼓喧天，红旗猎猎，知青们受到夹道欢迎。我背着一个大画夹，很显眼，引起了公社书记的注意。他问我：“会画画？好啊！有一技之长能为贫下中农服务嘛！”
11个知青中，我是应届高中毕业生。在公社填登记表时，都推我一一代劳。当我在“本人成分”一栏里填“学生”时，一旁的公社秘书老林连忙纠正说：“不能这么填！”我竟一怔，语塞起来。见状，林秘书顿了顿，用手指着表上那一栏说：“该填无业者，现在你们已不是学生了。”我只觉得头嗡嗡直响，呆头呆脑不知所措。我们这些不该失学的学生已成了无业者？我们已从城市像垃圾一样被扫地出门了？我的心被冰冻似的顿时透凉下来。
霎时，只觉得我们头上的光环消失了，一种被欺骗、被愚弄、被出卖的悲哀忽袭初涉世事的我，紧缩的心似被马蜂蜇过般生痛。
紧接着便恍然大悟──这是一种顿悟，一种对“上山下乡闹革命”美丽口号实质的朦胧的顿悟；又是一种感知，对世态炎凉、世事险恶的感知。
那短暂的一瞬间，我觉醒了，觉着自己这时才真的长大了，成熟了。
我的知哥知妹们正沉浸在新鲜与兴奋之中，我的心却沉甸甸的闷得慌。
初到林场的那些日子，劳动不多，秋来又多雨天，闲暇不少。那些天，心里一直不好受，对迷茫的未来充满惆怅，充满惶惑，甚至还充满了恐惧。阳光下劳动流汗心里倒还坦然舒畅些，阴雨连绵蜷缩在土屋里好难受，连画画的兴致也没有。
一天，场长对我说，公社张书记叫我去一趟，有事找我。
连绵数日的秋雨骤停，山雾弥漫。沿着曲曲弯弯的羊肠小道，从山腰的林场连滚带爬地下到了沟底。裤腿已被道边茅草湿至膝部，滴着水，我踏上去公社泥泞的田坎路。
深秋雨后，远处灰褐的丘陵，衬着泛灰蓝天光的残留稻桩的弯弯水田，株株塔柏散乱地点缀其间垅上，群群白鹤在田间觅食，泥泞小道蜿蜒其中。恰似那留苏画家罗工柳笔下的油画风景。独自一人，无心欣赏，只顾埋头前行，格外小心，生怕滑跌到水田里。
赶到公社时，解放牌胶鞋上的稀黄泥快爬上了脚背，已糊满了两个裤腿。经过那条“场头跌跤，场尾捡帽子”的小街时，有些人用和善的眼光注视着我那狼狈相。虽然没有了前些天刚到公社时夹道欢迎的热烈，没有了争睹城里来的姑娘小伙的新奇，却依然能感觉到背后那些盯着我的视线和小声的议论。
坐落在山丘上的公社，两层穿斗结构青瓦房。沿着街边石阶，小心翼翼地进到公社办公室。“啊，来了啊。”秘书林亨文先招呼我。我问道：“张书记找我有啥事？”他放下手中的钢笔，立即站起来，“你坐，我去问一下。”他挺客气的。
一会儿他回来领我去书记在楼上的办公室兼作卧室的屋里。三十开外，面相和善的张书记笑容满面地推开藤圈椅站起来，还是那句“来了啊，坐”。让我在办公桌旁的方木凳坐下，语气温和地问我生活习不习惯，说靠山的我们公社穷，条件艰苦，还鼓励道：“刚下乡嘛，肯定不习惯，时间长了就好了。”
我低首无语，心中直嘀咕，究竟要我干什么？“你们知识青年有文化，在农村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嘛。农村需要知识，需要文化。”我只能点头称是。他迟疑了片刻说道：“听说你会画画？”我笑道：“只是爱好，只是爱好而已。”
他打开抽屉，取出一张两寸发黄的老人照片：“你看看，能不能帮我画张像？”他把那老照片递到我手上。看了看，也没问照片上的老人是谁，我便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的要求，连纸也愿帮他出。“这段时间扎雨班，没什么事，画好后等下个赶场天我就给你带来。”说到画像的尺寸，我说画八开行不行。“八开大小有多大？”他问我。“有半张报纸的半张那样大。”我笑着对他说，手也比比画画。“好，好好！这就麻烦你了。”
张书记笑容可掬，给我留了个好印象，他还留我在公社食堂吃午饭，“不了，还早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