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后我一直不好意思，有意回避与所有知青同学的联系，只听说回去的知青除了少数由父母单位带指标去招了工，大多数自找门路“转点”到了老家农村，也不知是否有哪个同学还留在靖县。急中生智，写了一封求救信，信封上只写：靖县飞山公社塘湖大队长沙知识青年收。我的希望没有落空，这封信落到了与我同时下放、当时还在洪家冲生产队的周学礼手上。他看了信马上帮我跑到公社办理户口迁移手续。公社开始不同意，说要我自己回去，先把这么多年的一些事情讲清楚。周学礼回答说：“那好，只不过她会要带着四个孩子来，先把户口上到你这里。”公社秘书一听急了，赶忙开了迁移证。我收到他寄来的这张对我至关重要的薄纸，激动得几夜没有睡着。
可是，迁移证交到派出所后，盼星星，盼月亮，又盼了半年还没有批下来。一打听，有人告诉我，上次是以服刑罪犯家属的身份上报的，上面不批。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赶快离婚，以知青病退回城的理由重新申报。这个主意让我心里开了锅。彭是受害者，我们无论感情好坏总算患难夫妻，他又是为了家庭生计获的刑，如果我提出离婚，别人肯定说我不仁不义，彭也可能恨我一辈子。但是，想来想去，没有两全之计。纸箱厂很快要解散，我没有户口以后再去哪里找工作？孩子们一天天大了，没有户口以后怎么读书入学？
容不得瞻前顾后，一咬牙向南区法院提起了离婚诉状。法院很快就下了离婚判决。我再次写信给周学礼，请他再帮忙办知青证明。终于，1977年3月，派出所通知我去上户口，我长达12年的知青生涯终于结束了。我给儿子取了“四立”这样一个没有诗意却很有纪念意义的名字-他是第四个孩子，在他出生以后，我们才立了户口。他比三个姐姐都幸运，才一岁多就再不是“黑人”了（指没有合法户口登记的人口）。
就在这一年的十月，文化大革命永远结束了。文化大革命是祸国殃民的十年浩劫。
我家被没收的房屋于1985年落实政策退还了，省参事室也按干部遗属待遇开始给我母亲发放生活补贴。彭也于1983年被宣布无罪释放，那时《国家赔偿法》还没有制定，八年冤狱没有赔偿一分钱。生存的压力和抚养孩子的责任使我们选择复婚，共同创业。当事业小有成绩，孩子们长大成家了，我们就像摆脱了压力的生命气球，飘向各自向往的彼岸。彭去追寻他的美色之恋，而我终于摆脱知青生涯带给我的屈辱婚姻，找回自我。
母亲于1989年病逝，与父亲合葬于金盆岭。2002年，王氏家族的后人们齐聚金盆岭寝园，祭奠我父亲的百年诞辰。每年的母亲生日和清明节，我和弟弟以及我们的孩子们都会去祭扫。我们和孩子们创立了几家民营企业，每年向国家上缴数百万元税金，并容纳了一大批城乡人士就业。我去年以知青身份办理了退休养老社会保险，至今人退心不退，仍继续担任行业协会副会长职务，并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天亦有情，我孑然一身度过几年寂寞的日子，2004年，初恋情人遭遇经济纠纷，妻子离他而去，我利用江湖经验与社会关系帮他解困。有情人终成眷属，初恋情人历尽坎坷终于又走到一起，相依为命度晚年。我相信，这辈子除了死神恐怕不会有什么人间的力量能够把我们再分开了。晚辈们对我们的选择都非常理解，子女孙辈时常与我们团聚，笑语满堂。直到晚年，我终于实现了人生的价值。回顾往事，我可以自信地说，我无愧于社会，无愧于父母，无愧于子孙！
我们有着几十年友情的靖县知青战友仍然经常聚会，虽然我们的容颜随着岁月无可奈何地慢慢老去，但我们的心灵永远是不老的知青。今天我们欢笑着，呼朋唤友，明天我们也一定会互相搀扶着，笑看夕阳！
只是偶然我会从噩梦中惊醒，梦中有人又要把我和孩子们赶到农村去当知青。我有时也会梦见，我徜徉在北京的某条胡同小巷里，在那百年古宅厚重斑驳的大门前，叩响了锈迹斑斑的门环，耳边传来电视剧《渴望》的主题歌：
“悠悠岁月，欲说当年好困惑，亦真亦幻难取舍。悲欢离合都曾经有过，这样执着究竟为什么？漫漫人生路上下求索，心中渴望真诚的生活。谁能告诉我，是对还是错，问询南来北往的客。”
“恩怨忘却，留下真情从头说，相伴人间万家灯火。故事不多，宛如平常一段歌，过去未来共斟酌。”
作者简介
王时燕，女，1949年3月出生。1965年于湖南省长沙市第五中学（现雅礼中学）初中毕业。1965年9月下放到湖南省靖县飞山公社。1968年返城嫁人，以“黑人”身份留城。
1977年户口迁回长沙，进街办工厂。1983年从街办工厂辞职，从事个体经营。1994年-2008年进入城市出租汽车行业，创办长沙市鹏程出租汽车公司。现任长沙市城市出租汽车行业协会常务副会长。
六娘
王远玲
我那段死亡的爱情、死亡的婚姻，伴着知青岁月的结束，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虽然它像潇潇秋雨中朦朦胧胧大雾缭绕的华蓥山，让人看不清它的真面目，但那些经过的人和事，尖刀般刻骨铭心，又像大雾慢慢散去后的山景，清晰地出现在我的眼前。本来早已结痂的灵魂的伤疤，谁又会不顾心痛去撕开它！为了警醒儿孙后代，就让我去揭痂，尽管心会流血。
我的前夫刘长珂是邻水县人。
邻水县位于华蓥山南段，县内“三山两槽”地形纵向由北蜿蜒向南。中山上有个九峰公社，他家就在山上中心大队四方井生产队。
过去，他父亲刘天模是有名的华蓥山游击队的老交通，他的家，自然就是联络站了。
真具有点传奇色彩。
别人说刘家风水好，一连生了七个儿，一个女也没生。解放后，从父亲到儿子，个个都是共产党员。
大哥刘长建，参加志愿军抗美援朝，转业后人民大学毕业，达县农科所所长。
二哥刘长维，参加过西藏剿匪，武汉飞行大队飞行员，九峰公社党委书记。
三哥，邻水县委干部。
四哥，参军转业回邻水，邻水县财政局局长。
五哥，西南政法大学毕业生，省公安厅、达县公安局干部。
老六刘长珂，初中生，公社信用社主任，金融系统革命接班人。
老七刘长举，在部队当兵。
他的家在当地是一个赫赫有名的革命家庭。
我的家庭成分是伪军官，算“黑五类”。父母都是从旧社会走过来的知识分子，妈妈是医生，爸爸以前是国民党军队的文职官员，懂三国文字，新中国成立后是重庆建设兵工厂的工程师。
文化大革命，我家自然遭到厄运，家被抄过三次。爸爸过去身着旧军装的照片，甚至还有撤退到台湾的飞机票都被抄了出来。爸爸被隔离反省，最后被开除了公职。
1964年初中毕业时，像我这种家庭出身的人，不管你在校是多么优秀，肯定落榜，命定是上山下乡的对象。我毕业后便上山下乡到了九峰公社林场。
林场离公社很近，只有几分钟的路程。去了没多久，公社小街上的人和知青都熟识了。
林场几年嘻嘻哈哈的生活很快就过去了，转眼就到了1968年底，“社办场”砸烂了，老知青也就地落户了。
和刘长珂早些时候就相识，要说有交往那是撤场插队这段时间开始的。
他当时是九峰公社信用社的主任，党员，23岁。相貌平平，个头也不魁伟，但还是清清秀秀的。
他二哥刘长维时任公社书记，县里区里亲属关系也多。他自然而然成了革命接班人，年轻轻一个初中生进信用社没多久就当了主任。
我是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不管家庭成分有多坏，总还有顶革命的帽子顶在头上，说是受法律保护的。
从这时起，我便开始了我和贫下中农相结合的生命之旅。
落户选队的事全靠刘长珂的二哥，是他亲自给我安排的，我和同场知青李开蓉插到了街上那个队。
当时的情景我还记忆犹新。
刘书记对落难中的老知青十分关心，特别是对我可以说爱护备至。那天在街上遇见他，只见他向我走来。
“王远玲，我看你和李开容最好在公社街上那个队落户。”书记口气亲切态度随和地对我说。“你不能干，但家庭条件好；李开容能干，但她家庭困难。你们俩在一起好互相照应。”
“哎呀！我就是做不来事，你是啷个晓得的噻？”我一串串哈哈笑。
“在林场你是出了名的，我又啷个不晓得！你看嘛，粮站、邮局、供销社哪都隔得近，生活方便些嘛！”
书记的关怀，让我很受感动。
我想：街上那个队虽然工分价值比起最好的队来并不算高，只能算中等，但我又不图那个，我图的就是个方便。还把开容姐安排在一家，算是和我心想一样了。
我郑重其事地望着刘书记说道：“刘书记，真的哟！是不是就这样定了？”
“当然一切要看你自己了，我只是给你建议了。”
我觉得自己很幸运，在书记的关怀下选队的事一槌定音，别人想都想不到，我却得来全不费工夫。
我和李开容在街上生产队落了户。房子是生产队新建的，必需的家具和锅碗瓢盆一应俱全，外加猪圈、粪凼，一样都不少。
新屋离公社也只一步之遥，就在公社后面的小土坡上。
我胆子特别小，怕黑夜，怕毛毛虫，春雷一响，我从梦中惊醒，赶忙把开容姐抱得梆紧，嘴里直叫“开容姐，开容姐”。
李开容其实和我是同学，并大不了我几天，因为家庭困难，也就没我那样娇贵罢了，总是处处让着我，呵护着我，真像大姐姐一样。
那年冬天，公社成立宣传队，主力当然是知青了。刘长珂喜欢吹笛子，也钻到宣传队里来了，和大家混得很熟。
我在学校读书时就会唱会跳，还能编，在学校汇演时还得过奖，在公社宣传队绝对是主力。
刘长珂不是那种能言善辩的人，言语不多，但他会献殷勤，节目排晚了，时不时还送我回家。
我早就知道开容姐喜欢刘长珂，在家来来去去也很自然。刘长珂土生土长，手脚也勤快，到家来总是帮着忙前忙后的，倒也处得很融洽。
时日一长，小街上哪个不知，谁个不晓，说刘长珂在和王远玲耍朋友。只有我一个人还蒙在鼓里，原以为刘长珂追求的是开容姐，哪晓得自己早已卷入了蓄谋已久的爱情旋涡。
县里搞文艺汇演，刘长珂鞍前马后不离左右，把我们吃饭住宿都安排在县人民银行。
有次吃饭时，刘长珂一亲戚陪桌，席间他突然玩笑似地对我说：“我看你们俩还有点缘分，硬是天生的一对，地作的一双，各方面都配得齐。”
过后我问刘长珂这是何人，刘长珂道：“他，是行长。”
有了行长的话探路，刘长珂的胆子也大了。一日，他找了个机会，便单刀直入。
“我们两个耍朋友嘛，别人都说我俩有缘分！”
“爬哟！哪个跟你耍朋友啊！你不是喜欢开容吗？啷个又要和我耍？”
“哪个说的我喜欢她！我只喜欢你！”
“不行，不行，要不得，要不得！”
其实我心里明白，刘长珂早就在打我的主意，只是觉得开容姐喜欢他，自己压根就没朝这方面想。
李开容早就清楚刘长珂看上的不是她而是我，她也说不出口，其实心里很难，就任其自然罢了。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李开容认识了叫蒋三的男朋友后不久就搬出了我们的家。
开容姐一搬走，家里天天冷锅冷灶，烟囱没冒过烟，一天到晚有一顿无一顿的。反正离公社近，我干脆到伙食团去搭伙。
这样一来，那条从公社到我的知青屋只有几分钟路程的小道上，常常看到我和刘长珂的身影。
夜深人静，那条小路像一条通向黑暗，走向幽冥的曲曲弯弯的羊肠小道。尤其是想到还要穿过坟堆堆，更令胆小如鼠的我毛骨悚然。
一天夜里，刘长珂打着新装电池的手电一路呵护着我回那土坡上的小屋，打开龇牙裂缝的木门，点燃眨眼的煤油灯。一切安排妥帖，他准备返身回公社时，我似乎从梦中坠落回现实，陡然心生害怕，没有人的陪伴，我孑然一身在这孤独的土屋里哪能安睡，禁不住打起了寒颤。我赶忙追出房门用发抖的声音叫住了刘长珂。
“你一走我就怕，怪头怪脑地乱想。”
“那啷个办咧？”他试探着问道。
黑森森的山，迷糊糊的林，时时有犬吠声声，农家院落已熄了灯火，唯有公社的屋院里映射出昏黄的电灯光。
“有我在你还怕啥子嘛！”他话语间顺势牵着了我那纤柔的手。我赶忙抽开了已冰凉的小手，姑娘时的那份敏感与矜持即使在怯懦时也让我保持着一份清醒。
“就让我留下来陪着你嘛！”
“不行不行！”我态度很明确，很坚决。
到那时，我们相处已有些日子了。他从来不对我动手动脚，言谈举止也很得体，除了那浓重的邻水土语腔调，很难让人看出他是乡下人出身。
“到公社去找个地方住嘛！”是央求，是撒娇，似乎都有，我边急跺着双脚边打着哭腔。
对我的要求，他从来都是百依百顺的。
吹了灯，锁了门，我们又向公社走去。一道晃晃悠悠的电光在那山路上摇曳着，比去的时候还慢了许多。
从那晚起，我便和公社妇女主任同床共寝了。后来连被盖都抱了过去，把公社当做了家。生产队分的粮，包括玉米红苕，粮站都给换成了粮票交到公社食堂，除了给钱，我一概不管，啥都有人帮着干。
后来我才知道这些人都是书记的亲戚的亲戚、老表的老表。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照料，让我感到了人间的真情与温暖。
俗话说日久生情，刘长珂火火的追求和亲亲戚戚们有意无意精心的照顾，让我对他们心生感激之情。一朵含苞欲放的花蕾，对照耀她的艳阳，岂能没有反应！更何况处于那种环境、那种年龄的姑娘了！
那些天，妇女主任也像大姐姐般按照她的人生经验给我谈起了婚嫁之事。
“不怕你笑话，农村俗话说豇豆要插簪，妇女要靠汉。”
“靠汉靠汉，穿衣吃饭。”
“我们农村人讲实际，一个家庭也要工农结合，妇女操持家务，男人在外工作。像刘长珂这样的家庭，在农村有几个？要钱有钱，要人有人。”
时至那时，我的的确确还没认认真真考虑过耍朋友甚至结婚成家的事情。但摆在眼前的路又不得不让我思前想后，认真考虑起来。久之则食不能甘味，睡不能安寐，着实苦恼了好多天。
我本是爸爸的乖乖女，从小最听爸爸的话，在哥哥和弟弟三人中间，爸爸也最喜欢我。可是，自从初中毕业没考上高中开始，我便完全改变了对父亲的看法。
学校的教育和一年比一年更厉害的阶级路线，让我从社会和学校生活中感受到一个孩子不该也承受不了的政治压力，始而怀疑起我所崇拜的父亲从小对我的人生教导，特别是把落榜归咎于父亲的履历。
我一气之下偷出户口，完全不征求父母的意见上山下乡去了。
而爸爸却理解人生，理解社会，更理解女儿。他对我说：
“我一生中走错了两步，一是在黄埔最后一期毕业时没有跟陈伯达等共产党人一起走，二是要解放时拿到飞机票都没有到台湾去，不然就不会让你们跟着我活受罪了。”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我哪能解读父亲这段充满哲理的人生感悟！
现实生活的惨烈更激起我对父亲的反感，最终让我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不能再让自己的子子孙孙永远都吃家庭成分的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