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蓝天白云，红日高照。人民南路上彩旗飘飘，人山人海，敲锣打鼓声、口号声震耳欲聋。人海中，有胸佩大红花和上山下乡纪念章整装待发的知青，有热情相送的党政领导及家乡父老，更有难分难舍的知青们的亲属。我的许多川大同学也来了。穿梭在人群中的新闻记者还采访了我。当他把话筒伸到我面前时，我激动地对送行的同学们说了一些豪言壮语：“读书明理立大志，主席教导暖我心；奔赴农业第一线，三大革命当尖兵。”“改造乾坤意志坚，脱胎换骨不畏难；学习侯隽、邢燕子，告别温室去种田。”当时情景，真是比过节还热闹。
当满载着500名知青的15辆大卡车启动的时候，鞭炮声又噼噼啪啪地加入了送行的大合唱，把热烈的气氛推向了高潮。紧随15辆出征车后面，还有十几辆大卡车满载着送行的亲属，浩浩荡荡，一路出城。到了双流县的路口，知青与亲属们全部下车，依依惜别。有紧握双手的，有抱头亲吻的，有泪流满面的……曾红麟的母亲哭喊着“我的红麟女儿呀……”亲人们千叮咛万嘱咐，真是难舍难分啊！
我们的车开出老远了，家长们还站在原地，挥动着手臂，凝视着我们远去……当时，我们中年龄最小的才十四五岁，最大的也就是二十五六岁，风华正茂。
有人问：“你都上大四了，为什么还要当知青呢？”
1963年初，我在读四川大学中文系四年级时，不幸患了精神抑郁症，休学住院治疗，病愈后学校让我休养两年再复学。我认为这是浪费青春，不愿在家休息。当时，青羊宫街道办事处党委聘我当民办中学教师兼班主任和学校会计，后又兼任少先队辅导员。刚干了一个学期，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我响应号召，积极报名。
我在川大读书时，就曾通读过四卷《毛选》，申请下乡后，又着重学习了《毛选》中的《青年运动的方向》、《矛盾论》、《实践论》等文章以及“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等指示。毛主席说：“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实行不实行与工农相结合，立志并实行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甚至是反革命的。”这使我明白了与工农结合的重要意义，明白了一个革命青年只有走与工农结合的道路，在三大革命斗争的熔炉中自觉锤炼自己，才能当一个合格的革命接班人。毛主席还说：“一个革命的知识青年，应当热情地到农村去，脱下学生装穿起粗布衣，不惜从任何小事做起。”当时，我还写过一首诗，其中有这么几句：“白天毛选随身带，见缝插针学起来；晚上还要加夜班，梦中也在背毛选。思潮起伏难入眠，干脆翻身坐起来……读毛选，读毛选，好似婴儿偎母怀，愈读愈觉心头暖……”
有人说：“你已经读到大四，马上就可以拿本科文凭了，这时下乡，不是太可惜了吗？”
当时我认为革命青年应该以祖国的需要为第一志愿，“一二·九”运动中的青年，不是多数都在大学读书吗？可当时的形势是：华北之大，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课桌。于是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毅然投笔从戎，奔延安，赴太行，到抗日第一线去。他们不但放弃了学业，更有人抛头颅，洒热血，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在民族革命中建功立业，成就了自己光辉的一生。今天，我们为什么不能发扬他们的革命精神，投笔从农，在全党全民大办农业的热潮中，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的三大革命斗争中去奉献青春、智慧和力量，把自己锤炼成合格的革命事业的红色接班人呢？有什么可惜呢？
当时我积极参加团市委组织的各种学习活动。除了学“毛着”，学革命先辈的精神，还学习侯隽、邢燕子、董家耕、赵耘的先进事迹，听成都市先下乡的知青陈云珍、杨元安、张洪遂作的报告；看话剧《青年一代》，看电影《朝阳沟》；到青白江公社去实习，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开座谈会、讨论会等等。这一切，使我对上山下乡，当一个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永久牌”的新农民非常向往，认为那是比回四川大学复学还要有意义的事。
于是我毫不犹豫地放弃了复学的机会，义无反顾地申请上山下乡了。我多次写申请，表决心，被川大同学誉为热血青年。我当过成都市西城区人代会列席代表并在大会上发言，又到一些中小学去作报告；召开成都市上山下乡动员大会时，我是主席团成员，就座于主席台上，还作了大会发言；《四川日报》、《成都晚报》的相关报道中都提到过我。
后来，从成都出来的车队又兵分三路，向大凉山进发。其中有两路各200人分别去了越西和普格，我们这一路100人则直奔凉山州首府昭觉县。
尽管一路颠簸劳顿，风尘仆仆，但每到一地，都受到当地群众的热情接待。五通桥流化溪幼儿园小朋友的舞蹈，美姑县年轻人的女声小合唱，西宁的电影《山间铃响马帮来》
等等都在我们脑海中留下深刻的印象，至今还记忆犹新，难以忘怀。
4月11日中午，车队就要到达昭觉了，老远就望见昭觉大桥上人头攒动，黑压压一片-从昭觉大桥到烈士塔以至整个昭觉城，里三层，外三层，到处都挤得满满实实的。
州县领导还与我们亲切地一一握手，热烈的掌声经久不息。我们则不顾一路的疲惫，一遍又一遍地高喊革命的口号。有些彝族老乡，站在高高的烈士塔上，兴奋不已地发出“啊-啊-”的喊声。
我们在州府住了四天。兴奋与激动之后，有些人心里犯起了嘀咕：昭觉城太小了，真是“一灯照全城”，“一家煮肉，全城闻香”。公路是泥巴路，车子一过，尘土飞扬。路上行人，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路边的建筑，大都是矮小的土坯房、瓦板房，我们戏称“昭觉的钉子（指瓦板房上压的大石头）一颗有几十斤重”。晚上没有路灯，没有商店，也几乎没有行人，全城一片漆黑，一片死寂。老乡，不分男女老幼，一律打赤脚，据说冬天脚冻裂了，就用针线缝起来，减轻行走时的疼痛；身上穿的察尔瓦、百褶裙破烂肮脏，据说从来不洗；有的在地上坐着啃荞粑、包谷粑；有的几人一堆传递着喝一碗酒，手脸都脏得发黑，据说也是从来不洗，因为怕洗了后荞子、麦子就长不好。真是贫穷、落后、愚昧得无以复加。
这一切，与车水马龙、文明富裕的成都形成了多么强烈的反差，而自己今后就要在这里生活一辈子，真是不可思议，不敢想象。于是乎困惑、彷徨、落空、无奈等负面情绪一起涌上心头。张发云、马长珍等几个年龄小的女生，竟关上寝室门大哭起来。这时带队干部立即分别与她们谈心，用自己离家参加革命的亲身经历循循善诱，开导启发。第二天一大早起来，我们住地的大门上、墙上贴满了这些小同志在成都时历次用大红纸写的决心书，原来它们还是带队干部让成都方面空运来的哩！
重温出发前的决心，使大家坚定了扎根凉山的意志。我们观看了州文工团的精彩演出，什么《奴隶之歌》、《红披衫》、《快乐的诺苏》、《阿哥追》、《全家福》、《修路的大哥卡沙沙》……观看了电影《达吉和她的父亲》，又与社干部、社员代表座谈，更重要的是，我们12日专程谒拜了烈士陵园，并向其英灵庄严发誓：“……我们要继承先烈遗志，在烈士们洒下鲜血的这块热土上，洒下我们的热汗，用它来浇灌这片热土，为它美好的未来奉献我们的青春和智慧；我们要踏着先烈的足迹，走到共产主义。”
15日，我们跳坝点的17名男女知青，在队干部和送行的县干部带领下，出城向目的地前进。当时六个知青点中，跳坝离城最远，还隔着一条昭觉河。来到河边，隔河眺望，跳坝队就在对面的半山坡上，坡后是渐渐高上去的大山。喜气洋洋、笑容满面的社员早已在山坡上敲锣打鼓迎接我们了。年轻人争抢着帮我们背行李，全队男女老少一路夹道簇拥着我们到达住地。那是全队最好的，也是唯一的两栋土坯瓦房，有一个大小适中的晒坝，是全队开会的场所。坝子打扫得很干净，上面还堆放着两大堆社员们为我们准备的柴火。另两方，一栋是一个老阿妈的住房，一栋是一个巴底（单身汉）的住房，坝子就在这四栋房子的包围中，像一个小小的四合院。
在欢迎会上，队上用早已宰好的牛羊、杀好的猪鸡为我们接风。我们与社员频频举杯，并且第一次品尝了彝族待客的坨坨肉、杆杆酒、酸菜汤以及那没滤过的豆渣……那天夜里，在彝家山寨的新家里，在木板搭成的连铺上，我们睡得特别香。
刚下队时，国家发给我们每人每月六元生活费（三个月后改为三元），供应粮食30斤，肉一斤，清油半斤（一年后全部取消）。开始时，我们仍能每月打一次牙祭，平时还可以买点最便宜的莲花白来当菜，买一点干海椒和盐来调味，油则少得可怜，后来就只有以洋芋为菜了。再后来，就产什么，吃什么，除少数大米外，只能以洋芋、包谷、荞籽、燕麦、黄豆为主食了，副食基本上没有。由于劳动量大，油荤奇缺，几乎人人吃不饱。然而马长珍等小女生就是肚子再饿，对洋芋等粗粮仍难以下咽，经常把洋芋坨坨送给男生吃，自己只喝一点黏稠的洋芋汤汤。看着这一幕，我都有点怀疑“饥不择食”这句成语了。小女生曾红麟吃了粗粮后，一直不消化，天天拉稀……社员视粮食为命，自留地里也种粮食，不种蔬菜，他们是可以只吃洋芋等粗粮不吃蔬菜过日子的，我们则实在不行。有一次，我们用洋芋向凉山铁厂的“改右学习队”换了些莲花白来调剂一下生活，被队长大骂一顿，说我们“傻”，“不知道过日子……”
后来，我们向社员学会了做嘟拿粮（又称连渣菜），并学着社员们薅包谷时，将杂生其间的野菜扯起来，择洗干净，加在嘟拿粮里混着吃；向社员学着吃海椒盐巴水蘸洋芋；把包谷加工成粉，粗的作包谷饭，细的炕包谷粑；把荞籽脱壳打粉后，蒸窝窝头、煮荞粑粑；把园根叶煮了，沤酸，晾干做酸菜；并粗细搭配，变着花样吃。半年后，我们不但能在集体户中做到收什么吃什么，还能到社员家做客，与他们同吃一锅饭了。其中，我们最喜欢吃的就是他们做的嘟拿粑，于是社员们做了嘟拿粑或什么其他好吃的东西，总爱请我们去家里分享。
刚下队时，我们听不懂彝话，更不会说彝话；大多数社员也听不懂汉活，不会说汉话。
互相语言不通，无法交流，严重阻碍着我们与彝族群众的融合。只有转业军人马忠全、会计曲木新尔和个别小伙子会汉话，他们成了当然的翻译。在劳动生活中，每当社员用彝话说什么，我们就不约而同地问：“这是什么意思？”他们就不厌其烦地为我们翻译。我们想说什么，就问他们用彝话怎么说？比如“今天干什么？”彝话为“额捏虾苏？”于是每天早上，我们见队长就问：“队长，额捏虾苏？”我们还彝汉话互译编成歌谣，比如：吃饭就是渣子苏，睡觉就是依里古，要问你们哪里去，彝话里面叫卡波。有时，我们又将彝话说成俏皮话，比如“快点来”，这话是“嘿几木哪”，为了好记，我们就俏皮地说“海椒不辣”，一下子就记住了。有些女社员总爱问我们“阿母额额？”（想妈妈吗？）我们先马上重复一遍，接着答“阿额”（不想）或“额”（想）。开会时，大人们爱说：“阿衣，躺沙！”我们也马上重复一遍，并通过翻译知道是“小孩，别闹了”。我称之为重复记忆法。我还特地准备了一个小本子，记录常用彝汉话互译，一有空就拿出来读、背、记，就像在学校时学外语一样。大约过了半年，我们就可以彝汉话夹杂着说“团结话”了。有时，还外加手势比画。
一些年轻社员也向我们学汉话，说“团结话”。比如“休息一会儿”，说“一领领休息”；“心肠很好”，说“心肝瓦九瓦”；“身体好”，说“各博好儿好”……工夫不负有心人。不久，我们就可完全甩掉翻译，流利自如地与社员交谈了。闲来无事，走村串户，夜深人静，听老木苏（老年人）讲故事都没有问题了。我们与社员更加亲密无间，自然也就不再孤独寂寞了。
插队落户当农民，对我们这些大城市的少男少女来说，确实够呛。我们生来就没下地劳动过，什么栽秧子、割谷子、收麦子、薅包谷、挖洋芋……从来就没有干过，完全是陌生的。就说脱鞋下水田弯腰栽秧吧，已经让我们腰杆胀痛得难以忍受了，更何况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栽出来的秧子还不合格哩。因为不得要领，不是浮秧，就是五爪秧，还不成行，且速度极慢，跟不上趟。有一天出早工扯秧子，一条受惊的水蛇四处乱窜，吓得女生们大声尖叫，慌乱成一团。还有一天下水田栽秧子，我发现两条小腿肚子钻进了五六根蚂蟥，用力拍打得生疼后，蚂蟥终于退了出来，但立即鲜血直流，令我胆战心惊。当时的心情，真是一言难尽。薅包谷不是杂草除不干净，就是把包谷苗判了死刑；挖洋芋也常把大得爱人的洋芋挖烂成一分为二；割谷子也笨手笨脚，常留下一根根稀疏地立在原处，戏称烧香拜佛。割麦子时腰和腿胀痛得不行，干脆跪在地里割，而且人人手上先是磨出了血疱；继而破了，血流不止，疼得钻心，最后变成老茧子。背包谷、洋芋上公粮，挑大粪，令双肩出血、发肿、掉皮，疼痛难忍。但活路还得天天坚持干下去，没办法，我们喊出了“扁担压痛扁担医”的口号，也就是以毒攻毒吧。嘿，你别说，这一招还真灵，由于横下一条心，咬紧牙关拼命干，疼痛反而减轻了许多，甚至消失了。
有一次，我背了一大背洋芋，小心翼翼地从山上下来，刚走上水稻田坎，一不留神，左脚踩虚了，陷在水田里，怎么也拔不出来，努力挣扎了许久，一点效果也没有。幸好男知青曾纪云路过，才用力把我拉扯上来。对这个力大无比的曾纪云，我真是感激不尽……劳作确实艰苦极了，天天的日晒雨淋，背太阳过山，我们不但脸变黑了，皮肤变黑了，手杆上、肩膀上都脱了几层皮。
所幸的是，社员并没笑话我们，嫌弃我们，而是反复地，不厌其烦地手把手教我们，鼓励我们，当我们有了一点进步，就及时表扬我们，使我们越来越信心百倍。在社员们的热情关爱和耐心帮教下，通过我们自己的刻苦学习与锻炼，一年下来，我们基本上学会了要干的所有农活，样样都整得起放得下了。
从我们下队到离开，彝族社员对我们都非常之好，他们常说：“你们离开家乡，离开爸爸妈妈，来到跳坝，跳坝就是你们的家，我们就是你们的亲人。诺苏（彝族）汉呷（汉族）一家亲嘛！”他们称我们“如如阿衣”（知识青年），给我们取彝族名字，什么木呷、木牛、呵呷、果子、阿母妞妞……我是自己取了“凉山雄鹰”，让他们翻译成彝话即“古火久什么”。
我看见一个十来岁的阿咪子（女孩），全身一丝不挂，一片黄泥巴色，只见两个黑眼珠子在不停地转动，心中不忍，便将自己的衣服剪短袖子、裤脚给她穿上。她高兴地连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