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案非常顺利，我不免得意，便继续深挖细查起来，问他为啥要偷钱。他吞吞吐吐说道：“天冷没得鞋穿，脚冻裂了口痛，想买双农田鞋。”我这才看他一双赤脚，有裂口能放进火柴棍。夏天见他打惯赤脚，没想冬天仍无鞋，确实也可怜，农田鞋不过三五块钱，我想能收回剩下的钱也好。哪知他是手散穷大方，在供销社买鞋碰见熟人说他发财了，该请客，富某也难得有钱豪爽一盘，当即他就以烟糖酒办了招待。吃得高兴一身酒气出来正好遇见他在红旗大队的大嫂，大嫂见富某提双新鞋满嘴油光，就数落他道，侄儿的书本费还没有着落，你倒在街上大吃大喝。说得富某满脸通红，于是将剩下五元多钱交给大嫂，还说交书本费剩下的再给侄儿添顶帽子。
听着富某一五一十的交代，我那破案产生的喜悦兴奋渐渐消失殆尽。看着破烂的茅草房，看着穿着救济破棉衣、打着赤脚、光着脑壳、一身精瘦弱小的富某，我半天没有说话。富某仍蹲在地下，抬起头来看着我，可怜巴巴地央求说：“鞋子还没穿，在粮柜里。我赶场卖红苕还你钱，你不要跟别人说。”我长叹一口气对他说：“鞋子你还是穿起。你都是二“五保”，板凳没一条好的。一担红苕三四块，卖了你吃啥？给你留面子不说出去。不要再干这蠢事了，你也经不起打。”
此后几天我很不安，案破了，心情依然沉重。偷东西不值得同情，贫穷愚昧害人不浅。我对富某始终恨不起来，也没有给社员们讲过此事，除了深交的个别知青。事情过去多年，那破烂低矮的茅草屋、羞愧难言的眼光、长满裂口的赤脚……总不时在我脑海浮现。不知何年月幸运女神才能眷顾这穷乡僻壤？
改革开放后，我几次回到那个山村，但没见到富某。听老会计刘驼子说富某这几年“整对了”，学会挣钱了。养了头种羊和脚猪，或别人牵猪、羊来配种，或他赶猪、羊上门服务，收配种费，还要吃荷包蛋。听说还准备要抱养个女儿来养老送终。刘驼子感慨道，你肯定想不到富某会有这个造化，真是世道变，人也变。这消息真像一味温胃姜汤终于融化了我因捉贼而哽在胸中几年的冷红苕。
另记：文中富某和会计刘驼背已于几年前去世，令我不胜感慨。
我下乡的那个山区的农民常说“上山容易下山难”，用这句话来形容知青，特别是一些“文革”前老知青的经历可以说恰如其分，其回城的艰难和离奇甚至超出人们的想象。
上山下乡如疾风暴雨，大浪推沙，遍洒山林；招工回城像涓涓细流，曲折蜿蜒，终回大海。
在这招工回城的溪流中浸透多少辛酸的眼泪、屈辱和愁烦、悲伤、喜庆。我的招工回城经历也颇为奇特，极具磨难，令人冲冠扼腕。
招工初期，大多知青都未回神醒眼，第一批知青不知不觉中回城进了工厂。这一来，知青和家长们的敏感神经被触动了，于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在下乡五年后，五人知青小组走得只剩下我一人。有知青和农民朋友对我说，论表现应当你先走。真诚同情也罢，廉价安慰也罢，我统统笑纳称谢而已。
作为从旧社会走来带有历史“污点”的身为知识分子的父母，一个刚从“文革”中的“牛棚”出来，一个因病辞职在家，面对全部下乡（三个插队、两个云南支边）的五个知青子女，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父亲一生清白正直刚强，视开后门为不正之风和人格耻辱，除了相信、依靠组织和政府，真的没有别的指望了。只有在漫长的岁月中耐心地等待，像我们中间流行的自嘲那样“前途无量（亮），奋战（粪沾）一生（身）”了。
我一个人在农村又度过了刻骨铭心的五年。每天收工后，我升火做饭，在柴草火光中，我的身影与挂在灶门的热水吊壶影，放大映在墙上，真是一幅绝妙的“形影相吊”图。
一个读书人孤身在农村，寂静的夜晚如果没有煤油灯和书籍相伴，那真是难熬。而在白天我是幸运的，年轻力壮的我与山区淳朴的农民朋友一起劳动甚至比赛较量，这样愉快相处也是令人陶醉的事。当时农村水利建设掀起高潮，山区农民兴修水利的热情驱逐了我的冷寂，冲淡了招工的诱惑，群体的和谐劳动溶解了自我封闭的冻圈。乡上三大水利建设，我参加了其二。在胜利水库我进入了指挥部，负责宣传并出版工地战报，身为“可以教育好”子女，我还真有点受宠若惊的感觉。我和知青好友国平真还把一张工地小报办得像模像样的。
胜利水利工程快完工时，刚被招工的知青好友甘国工向单位力荐并亲自带人来招我，我想，命运之神终究要眷顾我了。谁知好事多磨，公社社长说要留用此人，给朋友和招工人员一个软钉子，随后把我挂在南山小学代课。
我开始教小学一年级。小学和茶店中学共用三栋三层楼的校舍，当时在山区四个公社属于条件较好的。和农村七八岁纯真顽皮的孩子交往，让我感到童心未泯。当我教他们“大小多少”笔顺笔画时，确实有种高射炮打蚊子的感觉。在这段时间发生了一件让我记忆犹新而又心惊胆战的事。我班上有个孩子天生缺陷，口、鼻腔直接相通，说话不清楚，同学和老师都叫他“哑巴”。他也是调皮的学生。一天做课间操时我发现“哑巴”不在，同学说是还在三楼教室。当时我有种不好的预感，马上冲上楼，进教室一看，“哑巴”
踩在打开的窗户框上，双手攀缘在屋顶和墙壁的夹缝中正在掏麻雀窝。我又吃惊又气愤，但不敢发作，生怕惊吓着他摔下楼。我轻轻地告诉“哑巴”脚踩稳手抓牢，慢慢下来。
“哑巴”自知行动出格，开始一步步往下移动。我靠近窗台准备接他。谁知在“哑巴”下到第二格窗框时，突然失手，在我面前从窗户上面头冲地掉下去。说时迟，那时快，我急忙伸出双手一把抓住“哑巴”快要掉下窗台的那双赤脚，费尽全力把“哑巴”拽进教室。这时先回到教室看到这惊险一幕的女孩们都吓哭了，小学负责人唐老师脸色惨白，握住我的手连连说谢谢你，万老师，要不是你救了“哑巴”，我们都不知道咋个交代。“哑巴”脸都吓成乌红站在窗前连眼珠都不转了。一个男老师上前就给“哑巴”一耳光，狠狠地骂道，这么调皮要害死老师吗？原来“哑巴”是大队干部贫协主任的儿子，要真摔下三楼肯定小命玩完，那么不仅是我，可能所有小学老师都脱不了干系。来小学刚一年，因为中学缺老师，我又到茶店中学去了。
到中学先当初中班主任，把学生从初一教到毕业进高中，我又成了高中语文教师兼班主任。在此期间，曾两次被推荐上大学都没有成。和我相处非常好的社员罗四爸安慰我说，这是“破竹子遇到节疤”，“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个节疤就是“破”不过去的，能推荐到乡、区已属不易，哪能有更多奢望？
在中学教书的日子是愉快和值得记忆的。学校教师和代课的众多知青朋友相处融洽，由于正式教师多不愿到山区任教，领导很器重这批代课的知青，学生也很喜欢熟悉农村、体谅农民的知青教师。我在中学做了不少事情，如组织山区农村教育调查，组织学生勤工俭学喂兔子、栽蘑菇，举办诗歌文学讲座，编辑油印学生诗集，教学生游泳、练武术，参与组织学校宣传队、球队等，真还有种如鱼得水的感觉。“自得乐读书千卷，尽苦心栽桃植李”，很多时候我忘记了自己是没有正式工作的知青。只有每当夜晚我和同是知青代课教师的老董、老郭等在一起聊起蹉跎往事和渺茫未来时，在自嘲我们已具备经得起任何打击的钢缆神经而长啸大笑之后，才又会惆怅地想，什么时候才有自己的归宿呢？
难道我的命运真如一位知青朋友给我算的那样吗？她用树叶给我算命，说是命太硬太苦，30岁后才会转运。我想她无非是在安慰我，希望我不要去乱想胡为罢了。可惜却不幸而言中。
1976年初，我虚岁30，知青招工返城的特殊政策“三抽一”的硬指标终于落实到我家。当时我家五个是知青，大妹在攀枝花当地安置，小妹好不容易办了病退从青神县回家，两个弟弟在云南支边。我下乡十载，近而立之年尚未安家立业，弟弟们坚持要将此指标让给我，父母亦同意。招工回城是好，两个弟弟作垫底留云南代价是何等之大！做大哥的将何以为报？再说十年时间，是坨生肉也长骨头上了，社员待我不薄，师生相处甚善，教学效果不错，我愿教书，能教好书，哪怕在这穷乡僻壤。但成为正式教师是最低的合理要求。学校领导把我的意见通过乡领导向区教育局反映，回答是无法保证转正。我真的无话可说，加上“三抽一”招工名单已定，焉能浪费这来之不易的指标？只好惜别我喜爱的学校师生和待我甚善的农民朋友，决定走知青招工之路。
在招工单位市二轻局来人到公社办理招工事宜期间，正巧，父亲单位有了招工指标，能照应家庭，当然最好。为此，与我同时被招工的知青朋友杨代欣多次帮我与招工单位斡旋，并与区“安办”讲明情况，同意我等待父亲单位来招工。
不久，父亲单位果然如愿前来招工。我想人生的竹节疤不可能太多，这次该是水到渠成不可能再节外生枝了。公社绿灯放行，不料到区上办手续时，区“安办”主任突然翻脸不认，说上次二轻局来招工你不去视为自动放弃，不能二次招工。我说是你亲口同意让我父亲单位招我，我才没有到二轻系统的。谁知回答是：“我是答应过，但现在认为是错误的，不能办。”我尽管可以在农村当一辈子农民，但却绝不能受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小人对我的命运这般捉弄和侮辱。在茶店街上曾被围攻当众受唾的奇耻大辱我克制了，而这时候自诩为钢缆神经的我愤怒到了不能自制，更何况指标是以两个弟弟献身云南为代价替我换取的！我与知青朋友喻小庠拍桌子掀板凳与他大吵大闹一场，一些人拖着挡着我怕打起来，一些人劝说，一些人在冷眼旁观，整个区“安办”乱成一团。“安办”主任气急败坏地叫人请公安局派人来“安办”抓人，但现场没有一个人响应他。我真不知道是没有给他循例送礼，还是他对这批知青天生有某种对立仇视心理，或是我命中注定还有这场磨难。要不是其他干部实在看不下去主动拿招工证明文件到区办公室去替我盖了那个要命的章，真不知道这事会怎样收场。遗憾的是在极度的愤懑和激动中我竟然没有记住那个替我去盖章的好人。
万幸的是当时我的手上没有利刃等凶器，因为当时我心中第一次产生了杀人的念头，一霎时我理解了《水浒》描写杨志杀牛二时的“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这一情节。
原来罪与非罪的间隔真不如薄薄的一层纸。这一念之差的结果我将会成为替知青除害的英雄，杀害区干部的凶手，而世上要多两个冤鬼了。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不久前龙泉区知青“先代会”贴在大街上的光荣榜名单中我是排名第一的。人人皆有的求生自保的最后权利受到侵害时，就有犯罪的可能，造成这一念之差的环境和条件虽非俯拾皆是，却是不难发生的。士可杀而不可辱，杀人不过头点地，一个正直善良的人完全可能被逼成罪犯。每当看见那些所谓的执法者对犯了点小规、在极其困难条件下求生的弱者施暴和欺辱时，就会想起我招工时想杀人的感受。如果那些弱者被迫因此走上了犯罪的道路，那些不合格的执法者难道不也是逼人犯罪的罪犯吗？
两年后两个弟弟有幸随着云南知青大返城的潮流回了家，搬掉了一直压在我心中的大石头。大概我人生磨难的竹节疤在前30年已经“破”完了，也或许是时代环境发生了巨变，这后30年真的比较顺利，再也没有大的坎坷。知青吴小娃对我招工回城的总结是：久等必有一禅。30年前那场招工的噩梦让我痛忆至今，然而醒来已是艳阳高照的早晨。忘记过去是对历史的背叛，沉湎于往昔会丧失奋起的契机。只愿生活中少一些薄情寡义的冷酷，多一份通情达理的温馨。错位的思维、时代的局限、人为的刁难、人生的挫折无须过多地计较，饱经磨难的老知青将义无反顾地前行。
作者简介
万晓农，成都市第七中学高六五级应届毕业生，1965年9月经成都市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训练班东五中队培训，1966年2月插队成都市龙泉驿区茶店乡石经村九组。下乡十年间当过队会计、代理队长、代课教师、五好社员、先进知青。1976年4月调动回城。
1982年四川省电视大学电子专业毕业，在四川省畜牧科学研究院任副院长。现退休。
见证塔里木河
王泽恂
从北京来到新疆建设兵团第一天，我就喜欢上了塔里木河。
经过七天旅途颠簸，我们被送到一片荒凉的沙漠中，两边都是沙丘、沙海、胡杨树。
汽车在一条河边停了下来，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起来：
“在这儿停车干什么呀？”
“不是让我们到农场吗？”
“房子呢？我们住在哪儿？”
这时听见一声哨子响，一个穿军装的人叫大家下车，按班排站好队，然后叫大家席地而坐，那军人拖起长腔开始讲话：
“同志们-你们-辛苦了！我代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二师工程支队党支部-给大家-开一个欢送会，不对了，是欢迎会（掌声）！同-志们，你们-不远万里，从新疆-来到北京（笑声），不对了，是从北京来到新疆，你们-辛苦了（热烈的掌声）！
我们的工作是修公路，修一条从库尔勒-到若羌的公路，工作-是艰苦的，生活是繁重的！不对了，工作是繁重的，生活是艰苦的（笑声）！同志们都看到了-我们-没有房子住，我们-只能住在劳改队-给我们修好的地窝子里-但是，我坚决相信从首都来的-从毛主席身边来的北京知青-都是不怕艰苦的-你们响应党的号召-来建设边疆-保卫边疆-这就叫好儿女志在东方（笑声），不对了，是好儿女志在四方-我们工程支队党支部-坚决相信，毛主席身边的优秀青年一定会克服种种困难，把我们的新疆建设得更美好！”
欢迎会开过以后，开始分配住房，指导员（就是刚才讲话的人）把我们带到几个土丘边，那土丘原来就是地窝子，每个地窝子前都有一条沟，沟是越往里走越深，直通地窝子里面。
走进去后光线很暗，只有顶上开了一个天窗。在地沟的两边就是睡人的“床”，上面铺着芦苇和胡麻。“床”上只能睡觉不能站立，否则脑袋就会顶到屋顶。人等于睡在地上。一班30个人，分两边把自己的行李放在“床”上，不敢打开被子，因为屋顶在滴水。
有人开始发牢骚，说这哪是人住的地方！可不住又怎么办呢？总不能睡在沙漠里去吧？既然来了，就听天由命吧！
这时，不知谁说了一句：“咱们下河洗澡去！”大家都说对呀，一路上风尘仆仆，都快成泥人了，为什么不去河里痛快地洗一洗呀。于是，大家飞快地跑到河边，脱下衣服跳进河里，痛痛快快地洗起来。一些女知青知道了，也跑到河湾另一端，纷纷跳进河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