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班主任填写如下：1.家庭出身伪军官。2.父亲和承英伪营长，51年被我判刑劳改，在狱中病死。母亲周静秋现在重庆市清洁运输队作会计，对党和社会主义不满。3.外祖父周士林，工商业，国民党员，伪镇长。姨夫孙淑文伪军官，别动队员，51年被我镇压。姨母周冰若，解放前是小学校长，三青团员。
我的政审表第三栏“学校对学生报考高等学校的意见”里，班主任填写如下：不予录取。（附有调查材料2份）
审查人：徐××
公章为：中国共产党重庆市朝阳高级中学校支部委员会。
时间为：65年4月5日
我的政审表第四栏“考区办事处审查意见”里，由谢××填写如下：同意学校意见不宜録取（系红色印章）
时间为：1965年6月11日
当年的高考时间为1965年7月份，可是我的大学梦在4月5日就被扼杀了。
所附两份外调材料，其一是学校党支部向我母亲单位所在地派出所发的公函。称：
“为了贯彻办学的阶级路线，保证学生的政治质量，请按下列提纲写一证明材料，并请注明材料可靠程度，加盖公章后速寄我校为荷。”
调查材料表中“请查复的问题”栏里，母亲所在单位党支部填写如下：该生的家庭是伪军官成分。该生父和承英系反革命，51年三一三捕在狱中。因肺病去世。曾作伪军营长，中央军校十七期毕业。母周静秋系反属，周静秋的父是清水溪镇长，开织布厂，雇有多个工人织布，靠剥削维生。在工作中表现不够大胆，在58年下放干部中抵触不满，有时因她小孩未升学也对政府不满意，说什么考好点的重点学校未考取，就对小孩发脾气，说什么你的成分不好等。在政治学习上很少发言，有时在生活或住房问题上也不满意。
公章为：中国共产党重庆市清洁运输队支部委员会
时间为：1964年8月7日
另一份材料是由重庆印制三厂（我大姨妈所在单位）出具的：周冰若家庭出身工商业，属于反属，做过伪巴县跳磴学校、大渡口九宫庙小学校长，参加过三青团，写了申请参加国民党的申请书但未批准。其父周世林系伪国民党员、袍哥。其夫孙叔文系反动军人，二九师连长，中训团股长，伪军法科员，别动队员，51年被镇压在汉口。该人系我厂工人，表现一般。此材料供参考。
公章为：中国共产党重庆印制第三厂总支部委员会
时间为：元月29日
孙叔文（大姨夫）一直住在武汉，我从未见过。周冰若（大姨妈）在解放后才回到重庆。为了贯彻阶级路线，为了阻挡我进入高等学校读书，我的母校、我的老师真是煞费苦心、不遗余力。我相信，我的哥哥、弟弟、表哥、表姐们，档案里都有同样荒诞不经的材料。
我还相信，当年全中国出身不好的学生档案里都有如此材料，概莫能外。
不出所料，高考我落榜了。这一次我已经不像61年中考落榜时那样撕心裂肺地伤心了。因为，经历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贯彻阶级路线等政治运动，承受了学校对我们的歧视、打击之后，我对考不上大学早有心理准备。可是出路在哪儿？我茫然、惶惑。落榜的出身好的同学都分配到小学当老师或进工厂当工人；出身不好的不安排工作。亲戚邻居们都说：“你还不如当初不去考高中，就在电机厂安安分分地工作，到如今都是老工人了。现在，你连工人都当不了哪。”世事多变，谁能预料？
早在1960年已上重庆水利水电学校的哥哥，学业优秀，思想进步。1961年却被下放到沙坪坝苗圃场劳动，是他自己说要为祖国分忧，主动申请下乡的。后来他告诉我们，那时学校把他们出身不好的学生都分成第三类、第四类学生，都必须写申请书，然后，统统调整出学校。本来在他中考时，与妈妈一再发生争吵，妈妈执意要哥上普高，因为她希望儿女们都上大学，自己再苦再累也在所不惜。结果妈妈犟不过哥，哥还是上了中专。
哥去了苗圃场后，在那里每天挑大粪、栽树苗，又苦又累，让妈妈心疼不已。而哥却说自己是脚踩牛粪、胸怀全球，就是要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他经常教训我们，说出身不好道路可以选择，就是应该到最艰苦的地方去脱胎换骨。
我弟弟1965年夏由重庆四十中初中毕业，毕业考试他考了全学区第一名而荣登《重庆日报》。但还是被高中拒之门外。他很听哥的话，说“一颗红心两手准备，一切听从党安排”。他要报名下农村，我哥叫他一定争取第一批去。弟弟于是写了血书申请，哥哥帮助他从家里偷出了户口。妈妈发现后伤心哭泣，她最心疼的就是弟弟。弟弟从小身体不好，高度近视，一只耳朵因小时无钱治病而失聪，人又太老实，妈妈最不放心的就是他。
可16岁的弟弟义无反顾地于1965年8月随重庆第一批下乡知青去了四川省达县碑庙区安云公社林场。后来撤场下队，在七大队四队。弟弟在那里一干就是9年，一直到1974年办理病残知青才回到重庆。其间，每次招工当地的贫下中农总是第一个推荐他，往往又总是被政审关卡住。
1965年12月，云南西双版纳农场到重庆招收支边青年，我哥极力怂恿我去，考虑到家中只剩下母亲一人，我犹豫了。当时有规定，只要家中有人下乡了，其他的人就可以安排工作。可我等不及了，因为出身不好我又心高气傲，难以忍受左邻右舍及周围人的蔑视与议论，总想走得远远的，摆脱压在我身上的桎梏。我又想，我的根在云南，那个我从小所向往的神秘的地方，那里有着许许多多失却联系、未曾谋面的纳西族兄弟姐妹，我此去建设我的故乡，以艰苦的劳动与汗水洗刷掉我身上耻辱的印记，只有这样我才会有前途，才不会像现在这样活得憋憋屈屈。我把想法告诉了妈妈，妈妈默默地不停地流泪，见我主意已定，也就默认了。我哥说：“你资产阶级思想比较严重，就应该到最艰苦的环境中去磨炼、去改造自己。”我的“革命思想”没有哥哥和弟弟那么完全彻底，我们家的孩子好像都继承了我父亲那种有理想、有抱负、对未来充满了幻想的基因。
我心痛孤孤单单的母亲，心里一直忐忑不安。临走，倒是母亲反过来安慰我，她咽下了眼泪，叫我听领导的话，一定好好干，不要忘记努力学习，并嘱咐我带上学习的书籍。
于是，在1965年12月25日我带着艾芜写的《南行记》上下册；陆天明的《边疆晓歌》；带着高中的一些课本；带着母亲的祝福，踏上了载着我们命运的列车，怀着我们对理想、前途的热望奔向云南。在那里，我品尝了人生的各种酸甜苦辣，见识了社会的千奇百怪。
在那里，我失去了天真，也找到了所爱。
1980年初，我和丈夫逃也似地离开了我整整待了十五年的云南。在列车上，我心潮涌动，默默地叨念：再见了，云南，我父亲的故乡，这浸透了我青春汗水的地方！再见了，昔日的理想、爱情、欢乐与痛苦！再见了，我的云南朋友们！再见了，我的那些尚未寻找到的纳西族亲属们！列车开动，我的泪水滚滚而下。
我随先生到了他的家乡工作了十二年，于1992年回到了家乡重庆。虽然已是乡音未改鬓毛衰，但仍改不了从小就顽强、向上的心性。在过去的岁月里，我已通过自学考试完成了大学学业，取得了中级职称。曾在全国及西北五省卫生经济年会上发表过有关医院经济改革、医院经济管理多篇论文，在全国及省级报刊杂志也发表过多篇有关卫生经济改革的文章。在母亲的鼓励下，我于1994年考取了中国注册会计师，同年进入会计师事务所行业。1996年考取了注册土地估价师，取得司法鉴定资格。通过不懈的学习，我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哥哥与弟弟也完成了他们的学业，弟弟学环保专业，是一名环保工程设计师；哥哥是一名园林工程师，曾因为云南世博园中巴渝园的建造获得了全国金奖，几年前考取了注册监理工程师。还当了十几年的重庆市政协委员。我们都实现了母亲对我们的期望。我们三兄妹在过去的年代，因为血统论被抛在了社会最底层，备受煎熬。
但是我们没有沉沦，各自都走过一段曲折艰辛的道路，在命运强加给我们的职业与环境中做出了成绩。有位诗人说过：“在一切逆境到来时高歌。”这也是我们人生的座右铭。
斗转星移，时光像流水淌走了我们的忧伤，淌走了我们两代人的兴衰荣辱、悲欢离合。然而往事并不如烟，记忆未曾忘却，时时萦系在我的心头。后来得知，我做了几十年的关于户口的噩梦，当年的知青们几乎每一个人都做过同样的梦，回城好久了都还在做这种梦。幸而，梦魇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愿历史不会重演如昨。
作者简介
和蓥，女，纳西族。1965年于重庆朝阳高中毕业，当年支边到云南西双版纳东风农场前哨分场八队。1969年调思茅地区文工团，1972年于云南省财校毕业。1980年调入陕西，1990年自考获陕西财经学院文凭。1994年考上中国注册会计师，1996年考上土地估价师，获司法鉴定资格。现在重庆中凯会计师事务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