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是根“搅屎棒”，连佛祖都被他搅烦了。
李敖既是这个家，又是那个家，但家来家去，反倒不知他究竟是哪一家了。
不如就叫他是当今第一玩主、狂人和超级娱乐明星、风流才子吧。
李敖佛而不佛，禅而不禅。
（一）
有一次，我在和香港超级教授、国际着名学者饶宗颐的通话中，他偶然提到“拖泥带水玩学问”的问题。当时，我还以为他是在私下调侃戏说而已。不曾想到的是，后来他在接受一家电视台的访问时，竟然公开地说他也在“玩学问”。主持人一听，顿时高兴得跳了起来。说：“啊！
那就跟我们差不多了，都是玩！”至于说到“拖泥带水”时，在场者就不敢接招了。对此，我已在《饶宗颐“拖泥带水”玩“禅机”》一文中说过了。
现在由“玩”的引发，我油然想到了当今最大的玩主也是最大的狂人李敖。
向来目空一切，谁也瞧不上眼的李敖，但对于晚明思想家李卓吾和现代怪人李宗吾，却佩服得五体投地，甘拜下风。
这也许正是玩主爱玩主，狂人爱狂人，即惺惺惜惺惺吧。
李宗吾的《厚黑学》，由于太“黑”、太“野”，我不敢去碰他。但李卓吾的“人皆有欲”、“人皆可玩”和“玩遍天下”无敌手的作派，却深得我心。于是，在七年之前，我便推出了由饶宗颐作序的《人欲》一书。
记得在当时写到李卓吾说“此间无见识人，多以异端目我，故我遂为异端，以成彼竖子之名”时，我首先联想到的便是李敖。
所谓“异端”，指的就是那些不符合正统思想的主张或教义的狂人怪杰，也就是“离经叛道”的“异类”之人。释迦牟尼就是一个离经叛道、敢于颠覆传统文明秩序的太子，但那又如何？最后不也是修道成佛了吗？所以，异端者流并不可怕，他们往往是人类文明最重要的开拓者，最能撬动地球旋转的人。可怕的是像加尔文那样开头以“异端”自诩、得势后却又容不得别人异端行为的人。也就是只允许自己以“异端”而革命，却不允许他人以“异端”而造反。
李卓吾玩遍天下，阅尽人间春色，可谓“异端”一生，狂傲一世，最后被万历皇帝害死了。
那么，李敖是不是当今的李卓吾呢？也就是说，李敖到底是何许人也？
李敖也在发问：“你们怎么样来描写我，怎么样给我定位，怎么样描写李敖呢？”他自己回答说：“下面大家看看我李敖应该是什么家。”
他说：
你可以说我是思想家、历史家、文学家，我还觉得我是慈善家。……事实上我还是古艺术品的一个鉴定家。一般人都不太了解，我也有好多家，可是我觉得我死了以后，我最好的头衔就是爱假猫家，我爱的是假的猫，是这么一个家。
（《李敖有话说》）
前面都说得很正经，后面就又开始调侃幽默了。如果真要是送他一个“爱假猫家”的头衔的话，那么，他说不准又会破口大骂了。因为，谁都知道，李敖是一个“睚眦必报”、“有仇必报”的“骂人专家”，即他说的“骂人古今第一”。
“疾恶如仇”、“嘻笑怒骂”和“我行我素”、“特立独行”，既是他的“文风”，也是他的“作风”。谁去招惹他谁就倒霉。他又是打官司的行家里手，弄不好就准让你吃不了兜着走。大名鼎鼎的《文星》老板萧孟能，也是李敖的合伙人和伯乐，他同样把萧孟能害得坐了大牢，当然李敖也因此而第二次锒铛入狱。
不知为什么，当我看了《与李敖打官司》一书后，李敖这颗耀眼的明星，在我的眼前似乎黯然失色了。他在我心中的形象，似乎有些模糊了。不过，他仍然没有失去我对他关注的兴趣。
如果李敖不是加尔文似地原为“异端”后又容不得别人“异端”的话，那么我倒可以就在他生前不必在他死后即可给他作个“定位”。
（二）
李敖永远是笑嘻嘻的，但如果你称他是周伯通似的“老顽童”，那他未必肯接受。
李敖说：“大家看到我总是笑嘻嘻的，其实我内心深处是一个很傲慢的人。我不太肯定别人，也不太看得起别人。”
不错，他在玩世不恭的外表下，藏着的是一个强悍而不向任何权力屈服的、永远充满激情、躁动和不安分的灵魂；他一直在打破偶像而不是树立偶像，或者说他反对别人权威而维护的则是他自己的权威；他挑战自己，但更多的是挑战一切敢于向他作对的人；他放纵自己的“异端”，但有时却又不宽容别人的“异端”；他的“破坏力”，常常多于“建设性”；他以最大的勇气来揭露鞭笞他的“敌人”，同时也以最大的勇气来暴露坦承他自己的弱点、怪癖和软肋；他宁肯站着死，也不愿跪着生；他敢爱敢恨，敢秀爱秀，表里澄沏，言行一致……那么，就称他是“笑面虎”吧，他自己似乎也喜欢这个头衔。川剧《打红台》中的土匪头子，总是笑嘻嘻地与人交朋结友，但在谈笑间就将有恩于他的“大哥”的人头割下来了，说你哥子慢走，我就不送你了。
你也别怪我无情无义，只因我要做官才借你的人头一用，等来生再还你吧。所以四川人都说，交朋友千万别交上“笑面虎”这样心狠手辣的人。
因此，若称李敖是“笑面虎”的话，可能他也会跟你急，“难道我是出卖朋友的人吗”？
显然，这个称谓也不妥当。
那就称他是“思想家”吧。他在情色小说《上山·上山·爱》的后记中说：“打开天窗说亮话，脱了裤子谈思想。”是的，李敖有文化、有学问和有思想，而且敢说敢当，敢作敢为，连天王老子都要拉出来示众，且说得有根有据，有板有眼，头头是道，亮出思想，讲出理由。因此说他是“思想家”，似乎也巴谱。
但说他是“政治家”，似乎也很贴切。他独自建党立派，参加“总统选举”，争当台北市长，做“立委”，战“政敌”，搞得有声有色，红红火火，直把对手搞得一个个灰头土脸的。谁有此能耐？非他莫属也。然而，谁都清楚，连他自己也明白，李敖根本不是当总统和市长的料，这一切都只不过是玩的一场政治游戏——逗你们玩的，拿政敌们来开涮，闹着玩，搞笑。
那不如说他是“文学家”吧。李敖写过《法源寺》、《上山·上山·爱》等小说，又写过许许多多的杂文、散文、政论文……还得过诺贝尔奖提名，这也说得过去。
但李敖同时还写有《中国性命研究》；对古今中外的历史也颇有研究；对古玩字画等艺术品也很在行。那就称他是专家、学者如何？他又热心于社会公益活动，搞过像对慰安妇那样的义卖，回大陆来还给旧友师长送礼金，一出手就是上千美金。那就称他是慈善家吧。
总之，李敖也是一个“大家数”，可以一家一家地把它数出来。说什么像什么，讲什么是什么，一点都不含糊，且“有诗为证”。事实上，他已经成了一个文化符号，李敖现象，一个神奇的焦点，一个耀眼的明星，一张文化品牌，一个“空”或“无”的境界，只差一点就成“神”了。
但如果把李敖也推上神坛，当成神来供奉的话，那么，恐怕连李敖自己也不乐意接受。因为凡是把“人”推向神坛作为“神”来顶礼膜拜的时候，那么这个“人”实际上就死定了。
李敖就是李敖，他也是人，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欲和有胆有识的人。那么，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是什么样的情、什么样的胆呢？
（三）
其实，说白了，我以为其他头衔、称谓，对李敖都不那么贴切，不如说他是当今最大的玩主、狂人，一个风流才子、娱乐明星。
这只要看看他的“神州文化之旅”和“李敖有话说”，就足以说明我给他的这个“定位”，基本上是准确无误的。
先说“神州文化之旅”吧。
这次“文化之旅”，是凤凰台老板刘长乐借着“李敖有话说”的气势，在连、宋和郁慕明等先后访问大陆之后的政治背景下一手操办的。
以刘长乐的精明洞透和活动能力，自然办起来得心应手，达到了预期，几乎与他操办的《千禧之旅》一样，都有异曲同工之妙。
但妙则妙矣，可惜“定位”欠佳，机位不准，似乎给人以挂羊头卖狗肉之感。
因为，名义上说是“文化之旅”，但实际上则是一次“娱乐之行”。尽管我们理解这是为了回避敏感政治问题的苦衷，但让一向以讲政治问题为话题的李敖来担任“文化之旅”的主角，本身就容易使人想到政治的敏感问题，反倒与“文化之旅”的说法自相冲突了。
不过，好在李敖虽然口不离政治话题，但因为他毕竟不是政治明星，而是娱乐明星，所以此番作派才有惊无险，好歹完成了这次旅行。
大众也才从中认清了李敖的“庐山真面目”，他确实是一位大玩主、中外少有的娱乐明星、风流才子。
李敖到大陆之前，早就作了精心的谋划。他说：
不是怀乡，没有乡愁；不是近乡，没有情怯；不是还乡，没有哭泣；不是林黛玉，没有眼泪。
不哭泣，无眼泪，他是到大陆来“玩”的。这显然也是想回避政治敏感话题，所以故作调侃轻松，让有关当局放心，我李敖不是来点火放炮的。
事实上，熟悉和关注李敖的人，也不承望他来布道游说，他也没有什么新的观念和新的东西可传播的。有位大学生听到李敖要到大陆来访问时，便通过媒体发问：想问李敖年纪这么大还能喜好美色，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这个大学生仿佛像“狗仔队”窥探明星们的隐私一样，决不去问什么思想、精神和文化之类的问题，而是毫不讳言地劈头就问：你是不是有了外遇？
显然，在这位大学生的心目中，李敖是一个娱乐明星，一个比明星还要有名的大玩主。
李敖的弟弟李放，深谙乃兄的特性，所以在李敖69岁生日时，特地从加拿大给他发来二首贺诗。
寿诗一首贺六九，兄弟如此世少有；虽然挨骂当饭吃，不忘老哥是好汉。
敖哥今年六十九，是否还仍玩六九；小心经常六六六，很快就会九九九。
然后又说：七十岁以前服用“伟哥”（台湾叫做“威尔钢”，内地叫“伟哥”），可以让你的鸡鸡站起来；七十岁以后服用伟哥，只能让你这个人站起来，珍惜未来一年。
李敖在凤凰台公开此事，说：“我告诉大家，我弟弟说错了。我七十岁以后从来不用‘伟哥’。为什么？因为我自己就是伟哥。”（这里说的七十岁以“后”，可能是七十岁以“前”之误）
兄弟俩虽然在开玩笑，但玩笑归玩笑，其弟对他兄的“定位”，就如上述那个大学生一样，还是精确的。
事实上，李敖在大陆的言行作派，大体也在这个“机位”的范围之内。他在北方讲的“金刚怒目”和在南方讲的“菩萨低眉”，虽然也偶尔涉及一些敏感话题，但其实质性的东西仍然没有脱离“娱乐明星”的本体，大多是在“玩”。正如他在事后接受鲁豫的采访时，借他向钟情女友献花一事说的：“我就是这样玩的……”
玩什么？玩女人、玩转美女，阅尽人间春色。李敖写的《上山·上山·爱》情色小说，即可窥一斑而知全豹。
李敖在接受张文中的访问时，坦率地说：我写了一个男性对两个有血缘关系的母女的性交往，实际上是“两个”男人对一个女人，一个是三十五岁的中年男性，另一个是六十五岁。至此，宾主展开了以下一段对话：
张：在65岁之际，你还能在青春女孩的身上感受到那种情色的冲动力，还能写出这么一部充满动感的情色小说，实际上也证明你的“力比多”还是很旺盛的？
李：应该说，感受和以前是不一样的。他们给我的感受是一种快乐，而不是悲情。高行健的小说，把情欲写得太粗犷了。如果一个女孩子对我说那句粗话，我不会喜欢她。太不含蓄了！
张：所以，你心目中的女孩应该是含蓄的，有一点书卷气，感情的表达是细腻的，而且最好是娇小玲珑、小鸟依人的？
李：没有错。我不喜欢很无知的女人、很粗糙的女人、很凶悍的女人。有些女人长得还好，但是很凶悍，动辄要向男人瞪眼睛，就不好了。我喜欢的女人，温柔是很重要的，要很女性化。新女性主义说，你是大男人主义，欺负我们。不是的！不是说女人横眉怒目，就可以与男人去一争短长。不是这样的。（香港《广角镜》）
李敖写女人、谈美女和研究“性”文化的文章与专着，可谓相当不少，也相当精彩，与众不同。因为他喜欢“这一口”，读者也喜欢看。
在《呜呼新女性》、《中国小姐论》和《杂谈女人》等文章中，李敖以独特的眼光和诡谲的心态，宣称他不喜欢“新女性”，厌恶女人的“虚荣心”，对选美现象也颇有微词，认为“选美本是吃饱了饭没有事干的高等男士们所发现的消遣女人的艺术”。
因此，引起不少女士的不满，也受到不少读者的嘲弄，说李敖缺乏对女性的“善意”和“宽容”，也缺乏应有的“理解”和“体谅”。这是他“男尊女卑”的一种“偏激”态度。
其实，他们都看走眼了，不了解李敖的良苦用心和诡秘心理。俗话说“恨铁不成钢”，“骂是为了爱”。
李敖太爱美女了，几乎爱到十全十美、发烧发狂的地步。而且又固执地以自己的选美标准和兴趣来要求美女必须如此才够格，所以他容不得“新女性”们的那种“虚荣”与“撒野”，也看不惯选美中出现的那些败坏美女的种种现象。事实上，他也知道选美是一种不可抗拒的“时尚”与“潮流”。他骂美女，并不意味着他恨美女，相反他非常喜欢玩美女，特别是他推崇的那一类型的美女，则更使他心花怒放，爱不释手。
他说：
真正够水准的女人，她聪明、柔美、清秀、妩媚、努力、有深度、善解人意、体贴自己心爱的人。她的可爱，毫不属于“新女性”那种嚣张型，但她的好条件，也不比她们少，只是有些条件是隐性的、蜜蜜柔柔的、淡出淡入的，像空谷幽兰，不容易被发现而已。当你发现了这种女人，你才知道她多彩多姿，多么动人。一通电话，她可使你魂牵；一封来信，她可使你梦萦；一张花下照片，她可使你进入“丝路之旅”，在大千世界里，在“神秘的百慕达三角”里，两情神驰。（《呜呼新女性》）
当李敖第一次与王小屯在车站偶然相遇时，一下便被对方那对“又嫩又美”的美人腿吸引住了。因此，不管认识还是不认识，他就斗胆上前去拍人家的肩头，自报家门，要对方接纳自己，要求她留下家中电话号码。事后果然成功，成了他最钟爱的又一任夫人。而且逢人便夸说，我李敖有一只笔，我夫人有一对美腿。人生有此一只笔和一对腿，就快意平生了。
至于对尚有争议的“裸体”，李敖则更是推崇有加，赞不绝口。他说：
我是赞成登裸照的，我始终相信，一代尤物，把她的裸体流传古今，雅俗共赏，亦大佳事，人人都愿意看，看了皆大欢喜，又假道学个什么？可叹的是假道学的是你们，你们订了“三点不露”的标准，自己又不能遵守，因此特将此信，请局长先生明告取舍，俾使小民知所进止，在未蒙明告惩办《中央日报》等报前，吾侪小民，自当援例刊出裸女照片，以为跟进也。（《中国性命研究》）
戈迪瓦夫人的丈夫叫列佛瑞克，他以征税为德政。他的夫人便以裸体骑马的形式来为民请命，李敖得知后就由衷赞美，说：
裸体骑马的戈迪瓦夫人倒真值得一看呢！这位伟大的女性，为了抗丈夫搞“加值税”一流玩意而裸体为民请命，“也”风孔昭，长留壶范，其裸盖有大义存焉！（《大义裸体》）
当今，以裸为民请命和以裸抗议各类事端的游行示威，在西方许多地方都时有发生。当然，在非洲一些国家中，也有以裸供国王选后的事情发生。至于在伦敦街头，以裸为荣而展示人体艺术和自然之美的成千上万人的裸体大军，则更为壮观。其他裸运、裸聊、裸跑和裸泳等裸体主义者，如今已席卷全球。连一向传统的中国也祼风劲吹，初见端倪。
然而，“最大的勇敢，往往是最大的不幸”。因此，裸派主义者们，遭人非议，被人视为“异端”、狂怪，也就是十分自然的事了。
不过，李敖不怕。正如李贽说的，你们视我为异端，我就坦承我是异端。用今人一些话来说，就是“我是流氓我怕谁”？你说我怪，我更怪，不屑为奴偏自在。你说我野，我更野，不怕人家揭老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