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中曰安全关系的重新定位
一、中日安全关系的演变轨迹
中日隔海相望，同处于一个地缘政治、安全区域之内。
在漫长的古代，中国一直处在东亚中心国家的地位。日本作为东亚地区的边缘国家，时而虚心吸收中国的先进文明，时而对中国闭关锁国，时而企图通过侵占朝鲜半岛来觊觎中国大陆。但总体上，近代以前中国没有对日本的安全构成威胁，日本则未能对中国的安全构成实质性威胁。
近代以来，在“西力东渐”的背景下，中日国力对比发生了逆转。日本跻身西方列强行列后，便接连发动了以侵占朝鲜、蒙古、中国东北部乃至全境、东南亚以至更厂大地区为目的的侵略战争，在半个多世纪里成为中国安全的最大威胁。
二战结束后，日本经过近七年被占领期后恢复了外交权，中国诞生了新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的中日关系自始就受制于美苏冷战格局。中日先是分别与苏联和美国结盟，而后中苏同盟由分歧与矛盾走向破裂和对抗，而以“美主日从”为基调的美日同盟则一直得到维持和加强，该同盟成为中国的主要安全威胁之一。
1971年的中美接近和1972年的中日复交，使中日安全关系进入了以“和平友好”为基调的近代以来最好时期。
1972年9月29日，中日得以复交，首先是两国就台湾问题达成共识的结果。关于台湾归属问题，《中日联合声明》采取了双方都能接受的如下说法“日本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此条文的前半段是根据日方意见，采取了与荷兰建交时相雷同的提法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一语是根据中方要求加入，旨在驳倒“台湾归属未定论”h中日复交后，日台间“官方”关系已不复存在，但根据中日协议精神，日台之间的民间关系、尤其是经贸关系继续得到发展。
中日两国就《联合声明》中关于日本侵华历史形成统一说法，是两国复交的又一重要前提。这就是“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
复交以来中日关系的发展进程证明，日本政府能否在台湾问题和历史问题上严格遵守《中日联合声明》和以该声明为蓝本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基本原则，是两国关系能否健康发展的基本前提。
如何对待《日美安全条约》，曾是中日复交谈判能否成功的另一个关键问题。日本的意图和目标是，在丝毫不影响日美安全体制的前提下实现与中国的关系正常化。周恩来总理在1972年7月与竹入义胜的谈话和9月下旬的中日复交谈判过程中阐述了以下基本观点：（1)鉴于美国已承认一个中国，对于“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也不持异议，加上中日即将复交，《日美安全条约》和“佐藤——尼克松联合声明”中的“台湾条款”已不起作用了；中方对《日美安全条约》不是没有意见，它总是要改变的，但那是日美之间的事情，中方尊重日美关系，所以中日联合声明中不涉及《日美安全条约》；（3)不在联合声明中涉及《日美安全条约》，既是为了照顾田中首相的困难，也是为了不使美国为难；（4)中日美在防止苏联插手台湾方面也具有共同点。周总理还说：我们赞成日本人民有自卫武装力量；在目前的过渡期中，日本还不能取消《日美安全条约》，譬如核保护伞由此可见，日美已放弃对华遏制战略以及中国未要求涉及《日美安全条约》，是1972年9月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的重要前提。
另外，从1971年基辛格两次访华以及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时的高层会晤的内容看，中美两国领导层对防范日本军事力量的东山再起也有着共识，美方强调了美日安全体制具有防止日本走向独立军事大国的作用对1960年《日美安全条约》中的“远东条款”和1969年“尼克松一佐藤联合声明”中的“台湾条款”这两条带有干预台湾问题性质的条款，中日复交后，日本政府的解释发生了如下变化：（1)由于美中、日中关系的改善，台湾海峡不会发生武装冲突，“远东条款”、“台湾条款”的“必要性已经消失”；(2)承认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3)根据日中友好关系的发展，对《日美安全条约》的运用应慎重对待。
二、中日安全关系的原则基础
中日复交前后的历史进程表明，两国间能否真正构筑和平友好关系，还取决于如何对待和平条约、体制差异及反霸权条款等因素。中日超越社会制度差异而构筑和平友好关系，是两国关系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中日联合声明》规定“中日两国尽管社会制度不同，但应该而且可以建立和平友好关系”，两国同意“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各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两国间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在相互关系中，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争端，而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
如果说上述诸内容是双边关系原则，“反霸权”条款则是地区及多边关系原则，也是中日构筑和平友好关系的又一焦点问题。对于这个在签署《中美上海公报》和《中日联合声明》时根本没有成为问题的“反霸权条款”，日方却因唯恐刺激苏联而反对把它写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这一点成为中日缔约谈判从1974年起拖延四年之久的主要原因之一。直至1978年8月12日，中日终于签署《和平友好条约》，其中规定：“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或其他任何地区谋求霸权，反对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根据日方要求，该条约加入了“本条约不影响缔约各方同第三国关系的立场”的“第三国条款中日间围绕钓鱼岛领土主权的争议，是战后中日关系的又一敏感问题。在中日复交过程中，中方以恢复邦交大局为重，确定了在联合声明中不涉及钓鱼岛问题的方针。中日复交谈判第三次首脑会谈将近结束时，田中首相询问中方对“尖阁列岛”问题的态度。周总理说：就因为那里海底发现了石油，台湾拿它大做文章，把这个问题搞得很大。田中说：好，不需要再谈了，以后再说。中日复交后，钓鱼岛问题在和平友好条约谈判进程中上升为一大障碍。1974年10月3日，邓小平副总理在会见日本客人时提出：“谈判时，钓鱼岛主权问题最好搁置起来。这个问题一提出来，恐怕几年也解决不了。”1978年8月10日，邓小平副总理在与园田外相的会谈中提议搁置二三十年，日方没有表示异议i。1979年5月31日，邓小平副总理在接见铃木善幸时首次完整地提出了在钓鱼岛采取“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建议。
冷战结束后，日本开始配合美国的“新东亚战略”大力强化以武力控f押卩干预东亚安全局势为目的的双边军事同盟，持续恶化了中日安全互信氛围，其对中国安全的负面影响正在继续增大。
在双边层次上，日本不断挑战1972年以来中日《三个基本文件》中规定的诸项基本原则，使中日关系进入了摩擦不断的震荡期。目前中日安全关系的主要问题包括：日本在台湾问题上采取干预态势的问题、中日围绕钓鱼岛领土主权和东海海洋权益的争端、两国安全互信度下降和相互防范升级的“安全困境”(securitydilemma)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和变化都与东亚乃至亚太地区安全格局与局势的演变趋势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
从多边层次看，如果以中日两国为圆心，则中日安全关系主要受到以下四个层次的地区多边安全同心圆结构的制约和影响：中国与日美同盟、中日与“（中美日俄)+2(朝韩)”安全格局、中日与东亚区域安全合作，中日与亚太安全格局。如何应对日美同盟带来的负面影响，如何处理在“4+2”结构中的合作与竞争关系，如何对待推动东亚区域安全合作的问题，是当前中日两国在多边安全结构中面临的主要课题。
在冷战后时代，“美日同盟对中国”的“二对一”态势的发展，已成为恶化中日安全关系的首要问题；而通过在多边框架中处理“朝核问题”等地区热点，进而推动东亚区域安全合作，正浮现为中日走出“安全困境”的一个未来可选择的安全模式。
（第二节）21世纪初的中日安全关系
一、亚太安全局势的基本特点
从地缘政治与安全的观点看，中日关系处在三个同心圆之中：最大的同心圆为亚太地区，其次为东北亚和东南亚在内的东亚或西太平洋地区，再次为东北亚地区，最后为中美日三角关系。
在亚太地区，对中日关系产生影响的其他主要国家有美国、俄罗斯、韩国、朝鲜、东盟各国、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这些国家的相互作用构成了亚太地区安全结构。其中，美国和以美日同盟为中心的双边同盟体制对本地区安全形势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和作用。
冷战结束以来，亚太地区安全局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主要方面包括如下几个特点。
(一)总体安全局势趋向缓和
冷战结束后，亚太地区各国的综合安全、合作安全观念明显增强。除了美日同盟以外，本地区几大战略力量之间已不再是简单的联盟或对抗的零和关系，相互在战略利益上既有矛盾又有一致，既对立又合作，任何两国的安全利益都只是部分的重叠而非完全一致。
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各国间纷纷建立了以构筑各类“伙伴关系”为目标的新型双边关系框架。1996年中俄签署《中俄联合宣言》，宣布构筑“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997年中美元首会晤后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共同致力于建设“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国还分别与日本、东盟建立了睦邻友好合作关系。
冷战后，中国坚持奉行不结盟政策，在此前提下推动了与俄罗斯、朝鲜、泰国、缅甸等周边各国的较具实质性的军事合作；日本与俄罗斯的军事合作也有明显进展；东盟不断扩大或加强东南亚国家的政治联盟，在区域安全问题上争取用一个声音对外发言。
在应对各种安全挑战时，本地区各国越来越不再固守地缘政治观念和意识形态，在寻求共同利益的前提下，各国更多的谋求合作而不是相互竞争，经济手段在处理安全挑战中的作用日益突出。
在朝鲜半岛，自金大中政权以来，韩国对对朝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强调通过南北和解最终实现自主和平统一。近年来，韩国正加强运用经济力量，促使南北关系从冷战时期的僵持局面转变为谨慎的和平共处。此外，韩国正试图鼓励朝鲜推行经济改革和开放政策，希望此种发展战略能最终促使朝鲜的对外行为变得更温和，更有利于半岛的和平。
在台湾问题上，中国对两岸关系政策做了新的调整，由敦促台湾接受关于两岸统一的政治谈判进一步延伸到“寄希望与台湾民众”的多层次、多渠道的全方位交流政策，突出地反映到促进两岸经济一体化、邀请台湾在野党来大陆访问等措施上。其结果，台海两岸之间强有力的经济联系为两岸关系增加了新的动力，政党间交流则使“台独”在台湾民众中日益失去市场。
(二)地区不稳定因素依然存在
尽管总体安全形势趋缓，但该地区存在着诸多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地区安全形势依然严峻。
1.冷战残余依然存在
冷战结束后，作为冷战产物的军事同盟——“华沙条约组织”(华约)解体；“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却依然存在，但其政治功能趋强，军事功能减弱。唯独美日军事同盟不断得到加强，日趋“实战化”。1996年美日签署《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扩大了其军事同盟的内涵和外延。2005年的两次外交、国防负责人“2+2会谈”进一步强化了美日军事合作体制；同年10月发表的《驻日美军调整中期报告》指出，美日同盟迎来了一个新阶段，其目标已不再局限于防卫日本、保卫亚太和平与安全，而是扩大到反恐对策、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以及人道援助等全球范围的“国际安全保障环境的改善”。另一方面，美国一直在强化与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泰国的军事同盟，近年来还加强了与新加坡的军事合作。
2.本地区存在着诸多边界、领土、海洋权益争端和民族、宗教矛盾上述矛盾均有酿成冲突、危机乃至战争的潜在可能性。其中主要问题包括日俄之间的“北方四岛”之争、中日之间的钓鱼岛争端、日韩之间的竹岛(独岛)之争以及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南海岛屿争执，此外还有东南亚国家之间的领土纠纷等。
3.朝鲜半岛和台湾问题依然是本地区至关重要的热点问题朝鲜半岛问题是冷战的产物。冷战结束之后，南北方在民族和解走向统一的道路上迈出了很大的步伐，日朝关系正常化也曾取得进展。但是小布什当选总统后，推行了一条强硬的对朝政策，使韩国的“阳光政策”遇挫，尤其是“9.11”事件之后，美国将朝鲜列为三个“邪恶轴心”之一，逆转了半岛的缓和趋势。
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战及统一过程中的遗留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但毋庸讳言，台湾问题又有着复杂的国际背景。自1950年以来，台湾问题便成了美国亚太地区战略霸权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台海两岸关系以及台湾海峡安全问题被纳入了美国的亚太战略乃至全球战略的轨道。在台湾问题上，日本不仅从来就不是“局外人”，而且还在台湾问题的形成上扮演了重要角色。
早日解决台湾问题，最终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是中国的国策。中国根据国内外的形势变化，提出了“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方针。冷战结束之后，特别是近年来台湾李登辉、陈水扁当局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在岛内外台独势力的支持怂恿下，提出了“两国论”、“一边一国论”，〖战“一个中国的原则”，在分裂祖国走向台独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而部分国家公然奉行两面政策，明里暗里支持台湾当局搞台独，这是可能引发台海冲突的重要根源。
(三)美国的地区影响出现新局面
后冷战时期，美国依然主要依赖其在冷战期构建的军事同盟和前沿军事部署，这使其对地区安全合作潮流的反应十分迟钝。美国的一些传统盟国更加注重自身的安全利益，而不是一味地服从华盛顿的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