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太痛快了。处女，我尝到了处女。老四，我真没想到你还是处女。实话告诉你，我15岁就开始睡女人，到现在遇到的你是第一个处女。我一定要好好待你，让你过得比王母娘娘都好。”
说完，杜月笙对沈月英狂吻起来。
这一夜，他反反复复在沈月英身上发泄，弄得沈月英泪水涟涟。
“我求求你，以后再弄吧！”
“不，我就是要干！我要决心干成我自己的事业，我不会放过任何微小的机会的。”
蜜月还未度完，杜月笙就开始去大众俱乐部当权。上任开始，他就因解决了两种令赌客们头疼的事而名声大震。
第一是“剥猪猡”。
剥猪猡原是上海黑道的隐语，它的意思和打闷棍差不多。先是有些饥寒交迫的人，活不下去，常铤而走险，埋伏在隐蔽偏僻之处，趁夜深人静，向孤身行人施以突击。他们多半谋财而不害命。不过，“谋财”却彻底，不但金钱饰物全要，还要把人的衣服也扒掉。后来，有些地痞就专营此道了。
各赌台夜场打烊，时间都在午夜以后。赌徒们不但衣冠楚楚，珠光宝气，有些人身上还有不少钱财，他们是“剥猪猡”的最佳对象。租界边，一街之隔便是两国地界，加上两边街道纵横、弄巷复杂，是“剥猪猡”的理想活动地区。于是，从赌场里出来而被剥光了衣服的，日有所闻。所以，那些赢了钱的赌客，有的只好在赌场里干坐一夜。
鉴于这样，有些胆小的人，到了晚上就不敢进赌场了，大大影响了赌场的生意。
杜月笙了解这些情况后，仗着朋友多，耳目灵，加上沾着青帮中人的光，在各个白相地界都有说话的资格，很快就找到了那一批铤而走险的地痞的头目，跟他们坐下来谈判。
谈判结果，由杜月笙负责，法租界的三只赌台，按月在盈利项下抽出一成，交给对方，分配给那些小地痞。地痞们得保证，法租界三只赌台出来的赌徒，任何人都不能受到“剥猪猡”的“礼遇”。
对方很高兴地说：
“杜先生，就凭你的话，我们保证那些小兄弟们一定照办。”
掌管另外两只赌台的是金廷荪和顾掌生，他们都十分乐意照此解决。
很快，法租界的赌场空前红火起来。
赌博是租界里违法的小案子。起先，赌徒被捉进捕房，只是罚几个钱。但不知从何时起，一位外国捕头定了一条惩罚措施，赌徒被捉进捕房，要用绳子一连串地绑起，押到马路上去游街。有人见他们一串串地绑着，如同菜场上卖的大闸蟹，就谑之为“大闸蟹”。
凡是能到赌台专赌的赌徒，多半都是有“身份”的人，罚几个钱没关系，当“大闸蟹”游街，被小孩子跟在身后调谑哄笑，实在有失身份。这样一来，赌场的生意也大受影响。
为此，杜月笙找了一些小兄弟，通过黄金荣和捕房里的人串通好，洋人一叫抓赌，就让这些小兄弟去充当赌徒，当“大闸蟹”游街。
赌徒们有了这挡箭牌，又都欣然来赌，赌场的生意一天比一天好。
由于场面渐大，杜月笙的生活与派头也随之水涨船高起来。他不仅讲究吃穿，而且喜欢赌，吆五喝六，一掷千金，毫无吝色。他身为大众俱乐部当权的，当然不能下赌台赌，但他常和一帮狐朋狗友打麻将、推牌九。有时，杜月笙能把饭钱都输掉。
除了赌钱，杜月笙也染上了黄公馆众家弟兄的习惯，早上“皮包水”、下午“水包皮”，逍遥自得如神仙。
他每天九十点钟起床，先往茶馆里一坐，泡壶茶，吃点心。中午回家吃过午饭，两三点钟便到澡堂里泡着，擦背敲腿扦脚捶背，一天来一遍。
所以，他们这些人办公既没有写字间，又没有联络处，而日常事务又千头万绪，接触的人物则是九流三教，茶楼浴室便成了他们谈生意、讲斤两、开会议、见朋友的联络站。
这种生活，为杜月笙提供了一个更广阔的天地，使他结识了更多的新朋友，获得了更多的好信息。
杜月笙在关注“赌”的同时，时刻也没有忘记“土”。他清楚，自己将来要是在上海滩求得发展，必须牢牢地抓住“土”。“赌”和“土”是他的两条飞毛腿，缺一不可。
当时的土行，多半开设在英租界，基本上被英租界巡捕房里的探长沈杏山和他的大八股党垄断了。法租界这边较少，全部被黄金荣垄断了。以前，虽然暗里组织人去抢过，去劫过，但到民国七年却不行了。
因为大八股党已经建立起了包括水警营和缉私营在内的庞大的保护队伍，明目张胆地收取土行的保护费，然后再武装护“土”。这一来，桂生姐的财路也断了。
少不了，桂生姐要把杜月笙找来，问他怎么办？
杜月笙苦苦思索了三天，最后说：“他们有个大八股党，我何不来个小八股党，以八股对八股，和他们较量较量呢？”
征得了桂生姐和黄金荣的同意，杜月笙开始招兵买马。他利用脑子里的一本活人事档案，先选定了四个艺高胆大却又缺钱花的人。
第一个是顾嘉棠。此人以前就参加过劫“土”。他擅拳术，方头大耳，个子不高，但身坯结实，胳膊粗壮，拳头硬，是个稍不如意就动拳头的人。
第二个是高鑫宝，球童出身。他个子高，骨头硬，外国人在网球场上打球，他便跑来跑去的捡拾，经年累月，训练出一口无师自通的英语和眼明手快、反应敏捷的功夫。此人后来发迹，干到“大英总会干事”，是地道的洋奴。
第三个是叶焯山，以前也参加过劫“土”。此人人称“花旗阿根”，阿根是他的小名，“花旗”在当时上海人的心目中是指美国，因为美国的星条旗看起来花哨得很。叶焯山的枪法在杜月笙一生结交的朋友里数第一，他可以在一个小房间里，无论何时由别人抛出一枚铜板飞向天花板，他从容不迫地从腰里掏出枪，一枪击中尚未落地的铜板，出手极快。他那“花旗阿根”的绰号，指的是他曾在美国领事馆开过汽车。
第四个是芮庆荣，此人绰号“火老鸦”，腰圆膀阔，臂力惊人。他家世代居住在上海的曹家渡，开铁匠铺打铁，人人都是火毛性子。
这四个人早就与杜月笙相识，有些人还一同劫过“土”，现在一听说还要吃“土”饭，发“土”财，个个磨拳擦掌。
不久，杜月笙又物色了四个人：杨放棠、黄家丰、姚志生、侯泉根。小八股党真正建立了起来。
杜月笙为了拢住这八个人，每人都给了不少钱，只要有事，就让他们去摆平。
创建三鑫公司
黄金荣和桂生姐十分惊奇，杜月笙怎么这么快就建起了“小八股党”？
此时，鸦片走私，早已改变了方式。资金雄厚的土商们，以每艘10万银元的代价，包租远洋轮船，从波斯口岸，直接运送烟土到上海。轮船到达吴淞口外的公海后，岸上接应的人早已得到了电报。大八股党利用军警和缉私队，在岸上戒严，并用全副武装的小艇，驶往公海接货，然后再驶回有武装保护的码头。烟土上了码头，往英租界运，依然有武装保护，但一艘轮船上拉的烟土少则几百吨，多则上千吨，一箱一箱从码头往英租界的库房里运时，“战线”就显得长了。
杜月笙和他的小八股党总是趁这种机会频频出击，抢夺烟土。
抢到烟土后，杜月笙让手下全都辗转运送到三马路的潮州会馆。
潮州会馆房屋幽深，地点偏僻。会馆的后进是一排排阴风凄凄、鬼影幢幢的“殡房”。殡房里有排列成行的棺材。这些棺材中有的装着尸体——客死异乡，等候家属扶柩还乡下葬的潮州人士，有的是空的——那是做好事的潮州籍人，买来存放在那里，以备遇到路毙或无力殡葬者时，抬出去作施舍用的。
杜月笙和小八股党，看中了潮州会馆这个地点和殡房里的那些空棺材，买通了会馆管事，深夜里，抢到了土，便运来放在空棺材里。然后，等机会适当，再化整为零，一小块一小块取回去。
杜月笙一开始抢土，只是想打破“大八股党”一统天下的局面。没想到，这一“抢”，就一发不可收。潮州会馆的空棺材毕竟有限，怎么能存放那么多呢？
与此同时，法租界里的几家土行，惯于大八股党保护下的土商，垄断货源，哄抬价格，他们很快知道杜月笙手里有土，就推举代表，向杜月笙交涉，希望从他这里进货。
杜月笙听了，灵机一动，先没说什么，忙着跑去找桂生姐商量：
“我们手里有货，法租界也有很大的市场，我们为什么不自己来开一个土行呢？”
桂生姐一想，这办法不错，但她却摇摇头，苦笑着说：
“只是，老板可能不答应。”
“为什么？”杜月笙问，“人家能做，我们为什么不能做？再说卖土的事我们也早就暗中做了，与其偷偷摸摸地卖，倒不如堂而皇之地开个土行。”
“这里面大有不同，”桂生姐说，“暗地里我们做，没有人敢拆穿，公开亮牌做，立刻就会有人说闲话。老板忌讳的就是这个。”
“那么——”杜月笙沉吟片刻说：“我们就不要老板出面。”
桂生姐想了想，“也行，你们先干起来，不要让老板知道。”
杜月笙心花怒放起来。
“你要多少本钱？”
“我想，要么不开，要开就要开得像样点。买幢房子，装修装修，再多预备些将来办货的本钱，得要两三万块钱，加上手里的货，我们才可以开土公司。”
“对，既然是开公司，做生意，一切都要按规矩来。公司要找哪些人入股，各人负担多少股本呢？”
“人吗，当然是越少越好。”杜月笙小心地说。“不管师傅他知不知情，他都要算一股，其余的呢？你一股，我一股，金延荪一股。一共四股，一股5000元，一共2万元的股本。
桂生姐听了，爽声笑道：“一笔写不出两个黄字来，我跟老板只能算一股。你一股，金延荪一股，我们一人出1万元，总共是3万块钱。”
金廷荪，小名阿三，生于1884年。祖居浙江宁波城里镇明里哑子弄。家里很穷，兄弟五人(延荪居三，所以乳名阿三)，都没有经济能力入学读书，靠父亲金殿林在湖桥头地方摆咸货摊过活。
金廷荪10来岁时，还没有找到正当职业，只帮他父亲管管咸货摊，做些零星的家务。那时，湖桥头有一家稍有名声的肉店金德兴，店主人是其同族宗亲。金延荪的父亲就靠他的支持在湖桥头附近开了一家小浴室，以后老四金廷范就在浴室里工作。
金廷荪到14岁(1897年)的时候，因家境并不转好，感到住在宁波没有出息，想向外发展，就由他父亲托人介绍他到上海八仙桥一家钉鞋作坊里当学徒。
到了第二年阴历年底，依照上海习惯，家家要祝福祭神，做年夜羹饭，饭后金照例洗碗抹桌，偶一不慎，把一叠碗盏打得粉碎。师傅闻声过来一看，大发其火，认为岁尾年头敲碎碗盏，是不吉之兆，就大骂大打。
金廷荪受不了，就从后门逃跑。可是，他在上海没有什么亲戚可以投靠，又不愿回到宁波来，就在马路上过流荡生活，成为“马路浪荡”，金常常向朋友们提起这段事情。
上海滩的“马路浪荡”生活，使金廷荪渐渐染上了城市小流氓的习气，从舐碗盏，抛铜钱，卧街路，到借贷，做临时工，以至学着别人偷偷摸摸、做小贩、跑街，这些事情，他都经历过。
因为金廷荪为人伶俐，善于应付，慢慢弄到一些钱，认识了许多下层的流氓朋友，生活渐渐地好了起来，就开始住小客栈。
日子住久了，他发现小客栈主人的女儿张宝林常常起得很迟。那段时间，她的父母都到外面去买东西，家里只有两个佣人在家。于是，在一个早晨，他悄悄地摸进张宝林的房间里，在她床上把她强暴了。
张宝林不敢张扬，金廷荪一有机会就去睡她。一个黄花大闺女，不多久肚子就大了。
小客栈的主人无法可想，只好把女儿嫁给了金廷荪。
生活有了定处，朋友多起来，道路宽起来，金廷荪的经济状况也随着好了起来。为了在上海滩立住脚，他拜了一个青帮首领王德林为老头子。
不久，帮里的兄弟引见他认识了杜月笙。
金廷荪进黄公馆，比杜月笙还早，极获黄金荣的信任。
桂生姐做事，向来是干脆利落。三言两语计议停当后，她马上就打开保险箱，取了1万块钱的银票，交到杜月笙手上。
杜月笙拿到钱，却没有走，似乎还有什么话要说。
桂生姐斜了他一眼，“你是不是凑不出1万元股本？”
杜月笙点点头。
“差多少？”
杜月笙笑笑，没开口。
桂生姐又打开保险箱，重新拿出1万块钱的银票递给杜月笙，说：
“算是我借给你的，什么时候赚到钱什么时候还。”
“谢谢师母！”
杜月笙出了门，立即来到澡堂里，找到金廷荪，两人在一个单间坐下，杜月笙说：
“同意了。”
金廷荪大为高兴。他们私下已就这事商量过了。
当天，两人花了两个小时，拟出了公司的一些章程。
“公司叫什么名字呢？”最后，金廷荪问。
杜月笙想了想，说：
“三鑫。”
“三鑫？”
“一二三的三，三个金字的鑫”。杜月笙笑着说：“师傅的名字里有个金字，你的尊姓也是金，我杜月笙虽然没有金，但是托你们的福，也算一金吧！”
三鑫公司最初设在法租界维祥里，办公室和仓库连在一起，从弄堂口起，有一道道的铁栅栏，日夜都有安南巡捕分批守卫。由于黄金荣只能幕后操作，不便出面，公司的董事长就由杜月笙出任，金廷荪则任总经理。
有了规模宏大的三鑫公司，法租界的烟土，零售批发，全部集中在此，场面挺红火。但开办之初，比英租界最有名气的潮州帮大土行要逊色得多。但它发展势头迅猛，大有后来居上之势。
从这个时候开始，杜月笙财源滚滚。他觉得，是时候了，应该叫高桥镇的人看看，当年的穷小子的威风。
这是1918年，从这年夏天起，杜月笙每年夏天都要出资购买大量的施德之“痧药水”、雷台上“行军散”，亲自或派人运回浦东高桥故乡，挨户散发。同时叮咛乡里父老，在炎炎夏日要注意卫生，严防疾病流行，以免重演当年疫病大流行的惨状。
冬天呢，他每年都购买棉衣，赠发给高桥故乡的贫民。
现在，他俨然是一个慈善的大富翁。
他一次出资7000块银元，重建高桥沙港的观音堂，儿时，那曾经是他坐在檐前晒太阳取暖的地方。
他一口气建造了高桥乡间的23座大小石桥。
也许，杜月笙觉得自己发的是不义之财，每每周济贫寒，修桥铺路，建造寺庵，送经礼佛，借以消除他内心的不安。
1919年1月初，申报上登了一则消息，万国禁烟会议，将于1月17日在上海举行。
杜月笙很快得到消息：因万国禁烟会议在上海举行，英租界碍于国际观瞻，将宣布禁烟。潮州帮开设的各大土行，肯定存身不住，会迁到法租界来。因为法国人只管收税，对烟土向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会因什么禁烟会议而宣布禁烟的。
果然，禁烟会议前夕，潮州帮的大土行统统搬进了法租界。法工部局的头目们高兴得手舞足蹈。
沈杏山的大八股党一见财路要断，马上表示要跟到法租界，想要继续收保护费。
“在老子的地盘上，他们做梦。”黄金荣听了杜月笙的报告，愤愤地说。
沈杏山当然也不会眼看着钱财从自己的手中又流到别人的手中去的。
双方明来暗往，剑拔弩张，都憋着一口气，想大干一场。
此时，北洋军阀政府也借“万国禁烟会议”在上海召开之际，下了一道禁烟令，令曰：
“鸦片危害最烈，迭经明颁禁令，严定专条，各省实力奉行，已着成效。惟是国家挽回积习，备极艰难。所有前次收买存土，业经特令汇集上海地方，克期悉数销毁。……致私种、私运、私售，均将厉禁，并当各懔刑章，勿贻伊戚。”
这道禁令下达以后，北洋政府派了一个专员张一鹏到上海监视鸦片，大有雷厉风行之气势。
三鑫公司刚开张不久，生意正红火，杜月笙当然不能让他禁了。当天，他的内线谢葆生偷偷地跑来报讯，说明天，总统特派专员张一鹏就要到上海，英租界探长沈杏山已打点好“烧香拜佛”的“香烛”，要杜早作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