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谕敬悉。本当遵谕返渝，因平津宁沪巨案，尚待亲理，本月中旬始能面临教诲，敬乞示遵。生云天在外，惟命是从。讵料煮豆燃箕，相煎何急。生效忠钧座，敢云无一念之私。不得已而晋忠言，冒死陈词，伏乞明察。
生戴笠
蒋介石的电报使戴笠整日处在不安中，戴笠其实并不惧怕宣铁吾、李士珍、黄珍吾三人，真正令他感到害怕的是蒋介石。如果说宣、李、黄三人暗中捣鬼仅仅是他们自己的阴谋，戴笠觉得尚不足为虑。问题是在这里面有多少是蒋介石的意图呢？本来，就蒋介石一人之力，戴笠就难以对付了。倘若蒋介石再借手宣、李、黄相逼，那戴笠纵有回天之力，也是难以抗拒的。
电报拟好之后，戴笠又问文强：“你从形势上来看，觉得我们军统的前途如何？”戴笠突然这样发问，使文强有些不知所措。不过，他略作沉思后还是直率地向戴笠说了自己的看法：“现在高喊要取消特务机构的人很多，以校长的英明也难以应付。如果真的要将军统局化整为零，这当然不仅仅是对我们团体的不利，更重要的是对整个国事前途不利。”
戴笠接着问文强：“你有没有好的对策？你的看法我很感兴趣。”
文强毕竟没有对戴笠所感兴趣的问题深思过，他怕说不到戴笠的心里去，于是就对戴笠说：“你的题目不好做，我还要好好考虑，明晚我们再聊行吗？”
文强这么一说，戴笠也不好勉强了。
第二天天刚黑，文强就找上戴笠的门了。戴笠已支走了其他的人，屋里只有他和文强。此时，文强经过一天一夜的深思熟虑，所以直接表达了对军统局目前“难关”的看法，他提出有三个“难关”：
其一，一中三大会议（国共和谈会议、政治协商会议、国民参政会）
都提出了要取消军统组织；其二，是国民党内部的三陈（陈果夫、陈立夫、陈诚）对军统的成见根深蒂固，会用一切机会与军统作对；第三，就是有黄埔系的宣、李、黄三人合伙，千方百计地要对军统端锅。这三个难关对军统来说，每一个都可以说是致命的。
谈到对策，文强说了四点：一是千变万变，特工的重要性不会变，虽然有人外要取消和内要端锅，其实这更显得特工工作的重要；二是“剿共”是校长的既定政策，只要打起来，军统就有戏可唱；三是校长在战后的国策是依靠美国，而军统与美国的关系搞得很不错，应该抓住这一点，大做文章；四是“化整为零”并不是一件坏事，也许是一着好棋，可以为校长分忧，堵别人的嘴……
然而，文强这番分析并没有让戴笠满意。戴笠打断了他的话，反问道：“你说了这么多话，就是没有讲到问题的实质。我问你，宣铁吾、李士珍和黄珍吾想对我们的团体端锅，凭他们的那点力量能做得到吗？这后面是不是有更深的背景呢？我总觉得要给我团体端锅的这些对手，要比你前面讲到的什么三大会议和三陈还要棘手和危险。看来，你是没有把这个问题放在心上。”
文强是个聪明人，他顿时明白，自己在“军统改组”问题上，远远不能体会戴笠心中的痛苦。其实从戴笠的表情上面，文强已经看出，自己刚才说的，并不是戴笠内心里最担心和忧虑的。戴笠最担忧的是什么呢？答案只有一个：蒋介石本人的态度。
文强想了想，又对戴笠提出一条新的对策，他建议戴笠效仿蒋介石本人以前用过的办法，来个“以退为进”。于是文强说道：
“以校长的英明，自北伐以来，就有过三次下野。下野就是以退为进，不如此，渡不过难关。陆游有这两句诗：‘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何尝不是至理明言？我说的以退为进的办法，是请您暂时避避风，以出国考察为由，自请出国一游，将摊子交介民先生看守，又有人凤为助，是万无一失的。我预料，共产党绝对不会轻易就范，内战不久就会打起来。校长在双十谈判和停战协定所用的缓兵之计，又能骗得了谁呢？等到大打内战时，自然会重新重用您。而且您不能轻易回国！一定要等到非您出山不可的局面，假若出现了拜将不得的局面时，特别是与美国的关系还不牢靠时，决不要轻易归国。必须等到校长一再电召，必须等到身价百倍而后归，这才是新局面的到来。”
按照文强的意思，只要利用美国人的关系，还有军统在内战中的作用，就能要挟蒋介石了。然而，事实有这么简单吗？
不过，戴笠还是露出一副豁然开朗、笑容满面的样子，对文强说：“老兄说的，值得考虑。但不必对别人说。”
文强见戴笠露出了笑脸，也打趣地说：“假如出国畅游的话，请不要忘记带我一同去呀！”戴笠听了，开怀哈哈大笑，但没有回答。
第二天，戴笠与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见面时，便按捺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告诉孙连仲，自己返回重庆后，将准备赴美一行。
就在疏于防备时……
戴笠的复电稿本是一时的激愤之词，特别是“煮豆燃箕，相煎何急”一句，一定会很让蒋介石难堪。
因此，当毛人凤接电后，他悄悄地把电文扣下了。他觉得，如果真把电报发给了蒋介石，蒋介石一气之下，什么都可能发生。
他找来原中美所主任秘书潘其武，二人仔细研究起来，都觉得“煮豆燃箕，相煎何急”两句应删去。于是，毛人凤、潘其武准备先给戴笠回电商议。可他们不知道，此时的戴笠，已经走在黄泉路上了！
而蒋介石，也已连续两次给戴笠电报，要他速回重庆参加八人会议。戴笠知道这次无法再以其他理由而拖延，他在离开北平前，于是3月10日召开了一个小范围的军统会议。会上，戴笠当着大家的面表白自己：“去年领袖叫我当中央委员，我是坚辞不就，因为争权夺利不配做个革命者。”
他又说：“最近中央开六届二中全会，从十多天的会议情况看，未出我的预料，对我们军统局是毁誉参半。有人说要打倒我们，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要打倒也好，要取消也好，这我全都不怕，我只怕我们的同志不进步，官僚腐化。我这个人无政治主张，一切惟秉委员长的旨意。只要埋头去做，国家才有出路，个人才有前途。”
尽管戴笠没有把想表白的意思说的很露，但在场的人还是能从他的话里感觉到，他已经随时准备面对可能出现的严峻的局面。
3月13日，戴笠在北平工作干部会议上再次发表讲话，然后赴天津。军统华北总督察王蒲臣率军统在北平的干部送行，马汉三则陪同戴笠赴天津。戴笠与军统大小特务握手告别，还谦谢着说：“下不为例，这是最后一次”。“这是最后一次”，也是戴笠死到临头的谶语。
此时的戴笠，很可能考虑过文强的建议，准备赴美国考察，但出国之前，他不得不先去重庆参加蒋介石改组军统的八人会议。而且，他还必须先回上海，看看他的情人、著名影星胡蝶的离婚证书是否已经报到法院，然后和胡蝶结婚。
更重要的是，4月1日这个军统的成立纪念日已经临近了。这是抗战胜利后，军统的首次纪念庆典，也很可能是军统的最后一次纪念庆典了。依照戴笠对军统的感情，他必须参加完这个仪式再出国。
3月16日，戴笠由北平返回天津，准备从天津乘他的222号专机去青岛，在青岛加足燃料后直飞上海。起飞前，戴笠分别向军统上海办事处和重庆局本部发了两份电报。发给上海的电报是给上海办事处参谋长李崇诗，戴指定由李崇诗、邓葆光、王一心三人于3月17日下午2时到上海龙华机场接他。发给重庆的电报是给毛人凤的，要毛人凤向蒋介石报告：他将于近日内由上海返回重庆。
戴笠于当日到达青岛，军统青岛办事处主任梁若节一见面就向戴笠报告，说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司令柯克已于当日飞上海，准备由上海乘机回国，并约定与戴在上海见面，最后商谈“援助”问题。戴笠决定第二日上午赶往上海，并指所带行装、物品，包括马汉三送给他的10大箱礼品均不下机。
3月17日，天气预报上海一带下午可能有雨。尽管飞行员担心天气条件不能起飞，但戴笠依然决定：11时起飞，并让机师备足800加仑的油料。万一上海龙华机场天气条件过于恶劣，不便降落，则可以转降南京机场，或直飞重庆。布置完毕，戴笠还兴致勃勃地说了句“老天爷帮忙”。于是，飞机1946年3月17日上午11时45分从青岛起飞。
飞行途中，飞行员获悉上海机场正值暴雨如注，于是转飞南京，但是那里也是滂沱大雨，雷电交加。
此时，空军已经派出了4架飞机，为戴笠的222号专机导航，但云层太低，他们无法与222号专机取得联系。222号的飞行员也向地面发出了两次信号：第一次是说专机准备返回，第二次是说专机仍拟在南京降落。13时13分，该机发出信号说，他们正在降落。接着，联络中断了……
下午2时，李崇诗、邓葆光、王一心冒着倾盆大雨，驱车去上海龙华机场迎接“戴老板”。在机场，他们耐心地守候了两个小时，始终不见戴老板座机的影子。他们先通过机场电台向北平办事处查询。马汉三回电，戴老板已于3月16日由天津飞青岛。再向青岛办事处询问，对方也说戴老板已于上午11时45分飞上海。
三名少将焦急不安起来。他们急忙返回杜美路的办事处，连续向北平、天津、青岛、南京等地的军统办事处和军统站查询，并将情况报告重庆局本部的毛人凤。
戴笠座机失踪的消息，在南京、青岛、天津、北平等地军统的高级特务中，引起一片恐慌。各大站长都是通宵不敢睡觉，苦守在电台旁，等候上海、南京及重庆方面的电讯联络。而毛人凤紧张得坐立不安，甚至通宵不敢离办公室一步。电讯总台的电波连续不断地向全国各地数十个建有机场的大中城市发送，并命令各地的军统组织调动一切情报力量，寻找222号专机去向。
3月18日清晨，毛人凤闯进蒋介石官邸，向蒋介石紧急汇报222号专机及戴笠失踪的消息。蒋介石听完报告，半天一言不发。而后，他紧急命令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让其派出几架搜索机沿青岛、南京、上海一线及周围地区寻找。同时，叫毛人凤马上选派一名将官级别的特务，带上电台和一名报务员、一名外科医生，前往上述地区寻找，如发现222号专机，就马上降落，不能降落则跳伞下去，并用电台将情况随时向蒋介石报告。他命令毛人凤要想尽一切办法找到戴笠，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毛人凤回到军统总部，下达了蒋介石的指令。然而，危机关头，那些将军级别的特务们竟没有一人肯挺身而出。毕竟，谁也无法料到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根据毛人凤的分析，戴笠座机失踪一事，有两种可能：其一，飞机失事，机上人员遇难；其二，飞机被迫降落在共产党武装控制地。但会不会有第三种可能：戴笠主动向共产党投诚……总之，谁也不敢拿自己的性命去冒险。
毛人凤在百般无奈之中，声泪俱下地哀求道：“同志们，委员长再三强调，一定要派个高级同志去。如果没有一个负责人肯去，岂不是显得我们军统的负责人太胆小怕死了吗？如果我能走开，我一定去，可是戴先生临走时，让我在局里处理日常事务，离不开。你们叫我怎么去向委员长复命呢？”
这时，年仅33岁的军统总务处长沈醉站了出来，主动表示，愿意承担去“共区”寻找戴笠的任务。
沈醉话音刚落，军统惟一的女少将姜毅英也站了起来，她气愤痛斥特务们忘恩负义，还说：“戴局长在面前的时候，你们这些人一个个好话说尽，现在都变成缩头乌龟！我如果不是女流，也会和沈处长一起去的。”
毛人凤见沈醉主动请缨，一时总算解了围，他当即领沈醉去见蒋介石，蒋介石作了一番指示和鼓励，还询问沈醉会不会跳伞？得知沈醉没有跳过伞，他就下令沈醉和医生、报务员三人先练习跳伞，19日早晨动身。
就在沈醉等人积极准备的时候，军统南京办事处主任李人士得到一个消息：3月17日午后，在南京西南郊的江宁县上空，有一架军用飞机坠毁，只是不能确定是不是222号专机。
飞机坠毁的地方，江宁县板桥镇以南5公里处的岱山（后讹传为戴山），3月17日下午，村民们看见一架飞机先是在低空盘旋，不久撞在一棵树上，然后随着惯性又冲了200来米后便撞在一个山顶上，一声爆炸巨响后便是万丈火焰。
李人士得到江宁县特务情报人员的报告后，一方面派人前往查实，一方面用长途电话分别向军统上海办事处、重庆局本部通报。3月19日早晨，又传来新的线索，在飞机坠毁处找到一颗私章，刻着龚仙舫的名字。至此，已经可以确定222号座机失事。
3月19日上午，当李人士和随行人员来到岱山，只见数日暴雨已将现场冲刷得乱七八糟，飞机残骸成圆形抛洒在半山腰的大片泥泞中，还有一些人员被烧焦的残肢断体，与飞机的残骸夹杂在一起。
而戴笠本人的尸体，已被雨水冲刷到山腰上一条叫“困雨沟”的水沟中。经闻讯赶来的戴笠副官贾金南辨认，尸体左边臼齿上下镶嵌了6颗金牙，确实是戴笠无疑。
戴笠的右手和小腿均未找到，贾金南只得将戴笠那残碎不全的尸体用白布裹好，抱在怀中，踏着泥泞的山路，踉踉跄跄地向山下走去。最可悲的是，那些乘自备轿车前来的军统大特务们，竟没有一人肯让贾金南抱着戴笠的尸体上车。贾金南想到戴笠尸骨未寒，这些大特务们就露出这种嘴脸，一腔怒气无从发泄，只得一边号啕大哭，一边搭乘上了一辆大卡车返回南京。
3月20日下午4时左右，沈醉从重庆赶到南京，立即指挥众人装殓尸体，同时在南京中山路的军统办事处设置了灵堂，将戴笠、龚仙舫等人的棺木放置在灵堂里。
3月21日，沈醉为了追查寻找戴笠遗物，专程来到岱山踏勘飞机失事现场，并召集当地的县长、保甲长开会，追查是否有人私自捡起了飞机失事后散落的古玩珍品。经过一番威胁利诱，果然事隔不久，县长派人送来了一只一尺多高的宋代羊脂玉白九龙杯和一柄古剑。
那古剑，正是戴笠从马汉三手中讨还的龙泉宝剑。因为飞机爆炸时的烈火，剑鞘、剑柄都已经损毁了，但剑体依然寒光闪闪，锋利无比。众人一阵叹嘘之后，这两件珍品由军统送交给故宫博物院。
关于戴笠飞机失事的消息被压了多日，到了3月21日，国民党中央日报及其他许多报纸，才刊登了“222号专机撞山失事、戴笠及机上人员全部遇难”的消息。
轰轰烈烈的身后之荣
1946年4月1日，这个抗战后的首个军统局成立纪念日，重庆没有举行庆祝仪式，而是为戴笠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