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我去云南玉溪，还参观了他一手打造的红塔集团卷烟厂。那真是一个高度现代化的企业，是亚洲最大的卷烟厂（估计也是世界第一）。我们只参观了包装车间，车间里人很少，都是机器走来走去在干活。由于国家对烟产量有限制，厂里每个月都要休息几天以免超产。
虽然褚时健离开烟厂已经十几年了，但没人忘得了他。当我走在花园一样优美的厂区时，也不由地问起了他的近况。知情人告诉我，褚时健在蹲了五年牢之后，因糖尿病保外就医，时年76岁。但他并没有找个地方养老打发余生，而是一个人跑到哀牢山包了一片荒山开始新的创业，种植柑橘。一种就是10年。
今天我看到一则消息，说85岁的褚时健，因种柑橘而成为亿万富翁，他种出的“褚橙”味道不在美国新奇士之下，但价格便宜得多，现如今市场上供不应求。他因此成为亿万富翁。从“烟王”到“橙王”，这十年来，他怎样在远离都市的大山里艰苦创业的，他是怎样解决一个又一个困难的，比如改良土壤结构、发明独特的混合农家肥、解决灌溉问题、病虫害问题以及口感问题等等，我就不一一细说了，大家可以去看报道。我只想说，仅看到结局，就足以让我敬佩。
我忽然想，一个从牢里出来的浑身是病心里还藏着冤屈的76岁的老人，能走到今天，已不是百分之一了，而是千分之一或万分之一甚至万万分之一。因为比起王传福，他靠的不仅仅是勇气、智慧、勤劳、韧性等这些优秀品质，更重要的是一颗非凡的包容世界的心。心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这话我以前当歌听，看到褚时健我才知道是一个事实。
最后我想说一个报道中看到的细节：年轻时褚时健曾是云南边纵的一名战士，经历了八年的战火纷飞的生活。有一次战斗很激烈，敌人火力太猛，他二哥牺牲了。上级让撤退，他坚决不走，一个人坚持了一个多小时，直到找到二哥的遗体才撤。
也许有什么样的青年时代才会有什么样的晚年？我不能确定。
但有一点我知道，当我们成不了那百分之一或万分之一时，我们至少要发现我们和两者之间的距离。
2012年2月18日
让文字从心里走过
第一次感受到文字的神奇，是在少年时代。
记得是12岁那年的夏天，有一天我突然很想去游泳，我们家附近有所大学有游泳池，可是妈妈规定不能一个人去，要有伴儿。我就去约我们班一个女生。她偏偏不在家。她妈妈告诉我，她下午要去舅舅家，可能去不了。我抱着一线希望给她留了个纸条，大意是说，这么热的天，一头扎进凉凉的泳池里多好啊，听着知了在树上叫，比赛谁憋气的时间长，痛痛快快地玩儿一下午……放下纸条我就回家了，回家就忘了。却不知道纸条的魔力出现：刚吃过午饭，女同学就带着泳衣兴冲冲来找我。我喜出望外，说你不是要去舅舅家吗？她说，我看了你写的纸条马上就动心了，明天再去舅舅家。
噢，这是我第一次体会到文字的神奇。原来文字是可以改变人想法的。母亲曾跟我说，她读小学时因作文写得好，班上一富家子弟就找她要作文本去看。她不肯，因为她只有一个本子，怕弄丢了。那富家子弟便马上跑去买了两个新本子来换。她高兴坏了，当即成交。因为对她来说，写篇文章是容易的，买两个本子却十分不易（而对富家子弟来说刚好相反）。这个故事让我印象深刻。那篇作文对那个富家子弟到底有何意义？已成为历史幽深处的一个谜。而我只记住了那个最肤浅的结局：文字可以变成物质财富。
中学里我渐渐喜欢上了写作，很大程度上是它能满足我的虚荣心。作为一个家境不好从小自卑的女孩儿，唯一的亮点，就是老师总在课堂上念我的作文了。其实我自己并没觉得有多好，我只是为了赢得老师欢心才那样写的。扪心自问，没有一篇是动了真心的，今天若拿出来看，一定不忍卒读。后来上了大学，被浩如烟海的经典名著淹没，方知自己的浅薄和渺小，再不敢轻易写什么了。那种对文字的畏惧，几乎废掉了我的写作爱好。
后来做了文学编辑，并开始写作，日日与文字纠缠，越是接近文字便越是敬畏。虽然常常感到“词不达意”，恨自己没有“力透纸背”的功力，写不出那种震耳发聩直击灵魂的大作，但有一点我始终坚持着，就是诚恳的写作态度，不哗众取宠，不故弄玄虚，也不为赋新诗强说愁。因为我相信，老老实实地写，用心写，那文字，总会与某一颗心相遇。
忘了是哪一年，我写了一篇随笔《城里的树》，对城里人不但不爱护自己的树，还把乡村大树移进城里的做法深感不满。当然写过便放下了。不想前年去部队采访，却与此文“邂逅”：一位曾与我同在机关工作的少将告诉对我说，你知道吗，那一年胡主任看了你写的《城里的树》，马上打电话把我叫去（他当时是管理处长），他说，你看看，作家都写文章批评我们了，说我们不爱惜树，你们还不赶快改正？
我知道胡主任说的是这段文字：
在我上班的路上，有一棵树，是香樟。它的脚下不知何时被人们抹上了水泥，可能是为了平整路面。但抹水泥的人竟一直把水泥抹到了它的脚底下，紧贴着树干，一点空隙也不给它留，好像它是根电杆。每次我从那里过，都感到呼吸困难，很想拿把镐头把它脚下的水泥凿开，让它脚下的泥土能见到阳光，能吸收水分。不过让我钦佩的是，这棵香樟树竟然没有被憋死，一年四季都绿在路上。也许它知道它是那条路上唯一的树，责任重大。每每看到它，我都内疚不安，我帮不了它，却享受着它的绿阴。
让我意外的是，这位胡主任从来不是个细腻柔情的人，作为一位曾经驻守西藏边关几十年的军人，他刚硬甚至有些粗暴。但却被这么一篇小小的文章打动。这位当年的管理处长接了指示，立即派人去找到那棵树，把那树下的水泥凿开，给它以通畅的呼吸和雨露。而我因为搬出了大院，没再去关注这棵树。时隔多年听到这个故事，心里半是欣慰半是惊异。原来这篇小文章，竟救了一棵树。
同样发生在我们政治部的，还有另一件有意思的事。大约四年前，我写了一篇《会议合影》，初衷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目的，只是对时下所有会议都要合影这样一个做法感到不满，觉得它既劳民伤财又毫无意义。在文章里我对此事冷嘲热讽一番，而且主要冲着那些“大人物”。文章发出后被我们政治部吴主任看到了，让我意外的是，他不但没恼，反而很欣赏。也许他虽贵为将军，也与我有同样体会？据传他经常向人推荐这篇随笔，包括向他的上司推荐。
三年之后他调走了，我们机关全体欢送他，照例要合影。我依然躲了没去，相信他不会怪罪我。当大家站到架子上等更大的领导来合影时，吴主任笑说，你们先下来吧，站在上面又累又晒，裘山山早就替你们发过牢骚了。
有同事把这事告诉我，我很开心。只有千把字的小文又发挥作用了。虽然作用很小，但至少，它替很多人说了心里话。敢于说出不满，也许是改变不满的开始。
但有些读者与我作品之间的故事，不但不能让我欣慰，反会让我紧张不安。比如一位男青年因读了我的《穿过那篇树林》而决定和一个不漂亮的女孩子结婚（这篇小说的主人公是个丑姑娘），一个女孩子看了我的《拉萨童话》而决定去盲童学校做志愿者，一位军校生因为看了《我在天堂等你》而选择进藏，等等。我怕他们在作出决定后后悔，在遇到挫折后后悔，或者现实让他们失望他们却无力回头。每每这种时候我就扪心自问，在写这些作品时，是否真诚？回答是肯定的。我的每一部每一篇作品，都是以诚恳之态度写出。遂心安。
我知道，每一位作家都能说出很多自己的作品与读者之间的故事。我不知道他们是怎样的感受。在我，每每得知有人因为我的作品感动落泪，或者受到启发，或者开怀大笑时，我都会在感受到文字的神奇的同时，更加敬畏文字，或者说，更加谨慎地对待文字。
如今，网络的普及、QQ、论坛、短信以及微博的兴盛，让文字的表达变得越来越普及了。只要认识个三两千字，都可以用文字来表达自己的心情和看法，并借助媒体平台传播开来，或者与人沟通。文字不再是少数人的表达工具。这时你会发现，不管写作者是专业人士还是非专业人士，能真正被人们喜爱乃至能四下里流传的，依然是那些真诚的文字。
于是，我再次告诫自己，永远都不要肆意挥霍你认识的那些字，永远都不要随意处置你熟悉的那些字，永远都先让文字从心里过一遍，再问世。
2012年3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