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有天使和魔鬼的一面。我被自杀、被升官都是网上出来的，但是我从来没有因为我经历过它带给我魔鬼这一面，就否定它天使这一面。我认为在今天的中国，天使这一面更可贵。因为中国一定会一步一步走向民主的进程，提前让每一个民众在互联网里找到这样的味道，非常有价值。”
最后仍是新年祈望。
我特意翻看了一下我去年底写的新年希望：“最希望的是平安，家人平安，朋友平安，百姓平安。在平安之上，日子过得比今年好一些。”
那么，今年依然是这一希望，希望家人平安，朋友平安。希望老百姓的日子能过得好一些。不过今年还要再加上一条，衷心希望我们的社会能向公平公正的方向前进一步。因为，只有在公平公正的社会里，老百姓才能真正过上好日子。
最后祝每一位朋友新年快乐！
2010年12月31日
寒冷带来的思考
今天成都奇冷，雨夹雪。偏偏今天又不能宅在家里，有很多事要处理。因为从明天开始，本人又要进入会议期了。
早上先去办公室，简单交待一下工作，就外出去办事。中午回家吃了点儿东西。又外出去美容院（打理一下，以良好的精神面貌参加会议）。在美容院，看到几个服务员都穿着单衣，冷的两只脚倒来倒去，不停地喝热水。她们的房间并不暖和，虽然有空调，但我知道外面的气温到零度时，空调是没什么作用的，制热很难。
我问她们为什么不穿棉衣？答，老板不让穿，怕影响美观（不要说棉衣，连毛衣都不让穿）。我说那冻感冒了怎么办？她们说，这就看我们的身体素质了。
我简直觉得无法理解，我说你们什么老板啊，管理也要以人为本那。她们笑，不敢怒，更不敢因此辞职。
从那儿出来，因为离家不是太远，我决定走回去。
不过一二里路，而且棉衣、围巾、手套齐全，还是冻得我清鼻涕直流，没了任何念想。本应绕一点路去菜市场买菜准备晚饭的（家里的钟点工回去给儿子办喜事去了），但实在是多一步都不想走了，只想赶快回家。
中途遇一卖菜大爷，几乎我每次从那儿过都能看到他。今天他还站在那儿，也无人买他的菜。我想了想，还是停下来买了他两样菜，拿钱的时候，居然手都僵了，取不出来。真不知大爷一直站在那里是怎么忍受的。
匆匆忙忙回到家，好暖和。泡了杯热茶，在电脑前坐下来，感慨万千。
先想到那些不允许穿棉衣工作的姑娘们，再想到那位不得不在寒风中卖菜的大爷，还想到过马路时看到的交警，以及无数顶风冒雪骑自行车的人，他们都是不得不挨冻受冷的人。我的心情真的如韩寒所说，即使现在舒适的生活是自己劳动换来的，但面对不得不在寒冷中求生活的人时，依然很不安（大意）。所以在有能力的情况下，还是要多做善事，多帮助比自己贫困的人。
然后就想，在寒风中挨冻的人，他们眼里看到的世界，一定是和我们是不一样的。换句话说，寒冷世界的人和温暖世界的人，想问题肯定是有很大差距的，沟通也一定是有困难的。
再想，我的许多小说都是写的所谓的底层小人物，我一直觉得我在努力地体会他们，感悟他们，但实际上，我对他们的生活到底知道多少呢？我能真正的理解他们吗？
今天的寒冷，让我想了这么些问题。如果今天我宅在家里，是不会想到这些的。
匆匆记下。
2011年1月17日
我的年三十
昨天，在晚点6个多小时之后，我回到了杭州父母家。进门时已接近夜里12点了。全靠朋友一棵树和一棵小树，拿了我家里的钥匙去机场接我，再将我送回，使爹妈得以按时入睡。真是感谢加感动。
昨天航班延误的原因是机场大雾，我感到很不解，现在科技这么发达，就拿大雾没办法吗？一有大雾就封锁机场。今天更惨，成都所有航班延误到晚上7点以后才能起飞，幸好我到家了，不然休想赶团年饭了。这团年饭，可是老爸去年国庆节订好的啊。我吃不上不要紧，一家人都会扫兴的。
这年三十的饭实在重要，成千上万的人，都在为这顿年夜饭奔波。因为团年团年，重头戏就在这个晚上。
回想一下，从小到大，已经过了多少个年三十？
不用算，肯定与自己的年龄相等。
但过了多少种年三十，倒是要好好回忆一下了。
5岁以前都没有记忆了。其中三年在乡下，乡下的年三十咋过的我完全不清楚，只猜想那个岁月，一切都是凑合的，好不到哪儿去，但因为跟着祖奶奶，也差不到哪儿去。5岁以后到了石家庄，开始有记忆了，年三十是地道的北方过法，重头戏就是包饺子。
我们家包饺子分工很明确，父亲和面，母亲拌馅儿，父亲擀皮，母亲包，姐姐也帮着包。我呢，只负责把包好的饺子一五一十地放到一个大簸箕里，并且数清楚有多少个了。当然，前期的准备工作，我们也是要参与的，挑韭菜，帮着剁肉馅儿。最后由母亲这个烹饪大师调味，而父亲这个工程师，一切都是数字化的，他先算好全家人要吃的总数，然后再富裕出一些。现在回想起来，好像每次都要包120个左右。当然，还要煮一碗送给邻居，邻居再还我们一碗，互相品尝，互相赞美。
包饺子的时候，虽然没有春晚可看，但一家人很开心。开心的源泉主要来自父亲，他一会儿吹嘘自己擀皮如何快，我妈我姐两个人都包不过他，一会儿又逗我，说我是蒋介石。这个典肯定出自解放战争了，那时嘲笑蒋介石把好枪好炮都运给了共产党，是运输大队长。我负责送饺子嘛，就说我是蒋介石。我很不乐意，蒋介石是坏人那。但我越不乐意父亲越是逗，大人就是这样啊。
有时候馅儿和面不是正合适，如果是面多了还好办，就把皮儿当面片儿一起煮了，可馅儿多了就麻烦了，还得再揉点儿面解决。于是喜欢计算的父亲，就提出了“等分法”，在快要结束时，把皮儿全部擀好，一张张摊开，再把馅儿均匀地分在每个皮儿上。当然，这样一来，最后这批饺子，就没有前面的那么饱满了。
饺子煮好了，一大盘热腾腾地端上来，一家人立即围在一起，就着大蒜，蘸上酱油醋，真是觉得太香了。母亲一般尝两个就搁筷子了，去厨房接着煮。等最后一锅煮好了才和我们一起吃。父亲尽管狼吞虎咽，也绝对不会忘记数数，吃着吃着突然说，啊呀，我已经吃了38个了！母亲就说，没事的，还可以再吃两个。父亲作犹豫状，但这种犹豫只能坚持两秒：好吧，那我再吃两个，不过无论如何，不能超过40个！
年年三十，年年如此。好像除了包饺子吃饺子，也没有其他内容了。但初一的早上，肯定是要穿新衣服的。并且在新衣服的兜里装满花生和糖果，然后去邻居家找小朋友玩儿，一脸的幸福和快乐。
后来到了重庆，年三十的形式发生了很大改变，不再包饺子了。重庆的年三十就是烧一桌菜。而烧菜基本上都是母亲的事，我们极少参与，没什么印象。但有一件事我是参与的，那就是初一吃汤圆，这个习俗石家庄没有。
那时吃汤圆很麻烦，一切自己动手，从做馅儿开始。把花生芝麻核桃捣碎，再用猪油糖炒熟，作为馅儿放着。然后泡糯米，去磨成汤圆粉。那时我们住在一个工厂宿舍，五六栋宿舍楼，只有一户人家有个磨盘，大家就上她家去排队磨汤圆儿粉。现在想来那户人家真好，从没有不耐烦，也没有收过一分钱。磨的时候，一个人推磨，一个人往里添糯米，添糯米是要半勺米半勺水这样添。磨好了以后，拿回来沉淀，然后才可以包。包剩下的粉要摊开来晒干。可重庆那个地方，太阳很少，冬天更少，所以常常因为晒不干而坏掉，坏掉的汤圆粉就发红发酸。
再后来，我就当兵离家了。年三十就是在连队过了。
连队的战友虽然来自五湖四海，虽然驻地在重庆，但年三十的过法却是按照北方的传统过，包饺子。不知何故？也许是随了三总部？三总部在北京嘛。我们连队一百多近两百号人，假如每个战士吃30个饺子的话，也得包四五千个，工作量太大。于是就由各分队分头完成。炊事班早早地把面和好，把馅儿剁好，各分队就派人去领。领回宿舍后大家一起包，我就是在连队的那两年学会了包饺子的。我包的饺子很有型，速度也很快。如今这手艺正在荒废中。
连里规定，哪个分队先包完哪个分队就先去煮。我们分队是话务分队，全女兵，先包完是肯定的，而且每次都是。我们去炊事班煮好了，就端着碗一边吃一边往宿舍走。路过男兵宿舍，看见他们还在手忙脚乱的，就大声说，嗯，今天的馅儿还真不错，好吃。嗯，皮儿也好，有劲道。男兵们假装没听见，暗中吞口水。尤其是一个女兵都没有的维护排，回回都落最后。维护排的排长就来我们分队求援。分队长说，好吧，派两个快手去帮帮他们吧。我们一帮，维护排情况大变，时常一举跃为第二。值得骄傲的是，我也参与过这样的外援。
第一次在连队过年三十那个晚上，我们那批新兵里有几个女兵哭了鼻子。我倒没哭，略略有些惆怅。后来分队长就把大家弄到一起唱歌儿聊天，互相陪伴，混过去了。到了初一，就无所谓了，值班的照常值班，上街的就去上街。真奇怪。好像只有年三十，是滋生伤感的温床。
再后来上了大学，年三十肯定在寒假中，我也加入到了“春运”的大军中。一次又一次，为了赶回家过年三十，在车站排队，在火车上颠簸。坐不起卧铺，经常是硬座，有时连硬座都买不到。有一次我和我姐姐怎么也买不到票，就决定年三十再走。那天的票果然好买。上车后，整个车厢就七八个人，我和姐姐一人占了一排座位，可以躺下睡觉了，很舒服。印象很深的是，其中有两位旅客是公安局的，我问他们为什么年三十还在外面，他们说是为了追一个逃犯。可惜那时我不写小说，没有刨根问底，错过了一个好故事。到了晚上八点，餐车送来了饺子，是免费的，拿脸盘端着，一个一个旅客地送，说是为了让大家在旅途中也能有过年的感觉。吃了饺子，列车员还把几节车厢的人叫到一起，开了个小型联欢会。真是很温馨。
回想起来，那应该是我过的最特别的年三十了。
如今，我依然是每个年三十都回家陪父母过。父母都是85岁高龄的人了，大约七、八年前我表态说，以后每个年三十我都回家陪他们过。可是我公公婆婆也都85岁以上了，我先生也得陪他们过年三十。于是这些年，一到年三十，我们就各回各的家，各陪各的父母。像今年，因出国留学六年没和我们一起团年的儿子总算回家了，我还是离开他独自一人回了杭州。到了年三十晚上，我们去饭店吃团年饭，饭后姐姐一家就回去了。而我父母都是早睡早起的人，一过9点就上床了，从来不看春晚的。我就回到自己的房间，把电视声音开得小小的，一边看春晚，一边回复着络绎不绝的拜年短信，守着自己的岁，也守着父母的岁，迎接新的一年。借用海子的那句诗，今夜我不想人类，只陪伴父母。
不同的是，这个年三十我写下了这篇博文，向各位朋友们拜个年。谢谢朋友们陪我度过了许许多多的日子，度过了一年又一年。衷心祝福每位朋友兔年吉祥，新春快乐，健康平安！
2011年2月2日
老友记
一回头，是20年前的事。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我的小说在省内引起一些关注。于是在省作协举办的“四川十青年作家研讨会”上，我有幸成为十分之一，还是唯一的女性。好像是春天，在成都近郊的山里，我们10个被讨论的作者，加上10个讨论我们的评论家，还有省作协的领导及工作人员，一大帮人，在一起开了三四天的会，很认真地研究了如何将我们培养成大作家的计划。会上其他内容我忘了，只记得出台了一个很具体的措施，就是每个评论家追踪一个作家，重点读他们的作品，写他们的评论。现在想来，我很感激省作协的这个举措，不管后来评论家对我有多少评论多少帮助，在当时我是倍受鼓舞的。
当然我要说的不是这个。这只是个引子。
就是在那次会议上，我认识了几个后来成为我好朋友的作家和评论家。那是我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文学活动，刚开始有些拘谨，几天会开下来，感觉大家都对我很友好，我也就放松了。会议结束合影时，大家就着景区的台阶错落地站着坐着。我被邀坐在第一排中间，当摄影师喊一二三时，我感觉有几只手迅速地搭在了我的肩膀上，并发出一阵开心的大笑。
照完后几个“作案”的嬉笑地问我，照片拿回去要不要紧？我回答说，我怕什么？我还担心你们被老婆骂呢。我的回答让他们更乐了，立即认定我这个人是可以做朋友的。因为在此之前，他们知道我在部队上，总觉得我比较刻板，不好打交道。从那次接触后他们没这个顾虑了，也敢拿我开玩笑了。从此我们就成了朋友，后来越来越熟悉，越来越融洽，结成了深厚的革命友谊。转眼20年了。
这几个人，就是当时30岁左右的年轻作家和评论家，如何世平、傅恒、高旭凡、刘继安、易丹，还有邓贤和阿来，我们在一起玩儿时总是互称老师，比如阿来，我们叫他窝老师（根据《阿房宫》的“阿”发音），然后是傅老师、刘老师、高老师、邓老师、裘老师，只有两个人例外，一个是何世平，我们叫他何台（他很长时间在电视台任台长），还有一个是易丹，他当时是川大最年轻的教授，我们喊他教授。
阿老师有很强的语言模仿能力。他能模仿好几个领袖人物说话，讲段子活灵活现生动传神。那些年，我们每次参加笔会聚会时，他都要露一手，常常让我们笑得前仰后合。阿老师表演完了，还有一个压轴节目，这个节目通常是易教授组织的。易教授虽然是海龟，却很喜欢乡土的东西，总是积极组织参与压轴节目，即小合唱：巴金文学院“院歌”。这个所谓的院歌纯属搞笑，就是用语录歌“老三篇”的旋律重新“填词”的：包谷面，不但战士要吃，干部也要吃。包谷面，最容易吃，真正消化就不容易了。要把包谷面，当成细粮来吃。每一级，都要吃，吃了就要拉。搞好农业现代化，搞好农业现代化。
每次唱的时候，我都在下面笑得直不起腰来，他们却很严肃，面无表情。哈哈，实在是开心。所以到现在我还能很顺溜地写出歌词来。
其实我们最初认识时，傅老师还在内江，阿老师还在马尔康，高老师还在泸定，我们只是在笔会上才能见面相聚。后来他们都陆续调到成都了，我们的见面也就经常化制度化了。
每次聚会，发起人通常是何台，倒不是因为他“有权有势”，而是比较有威望，就像我们这伙儿人的大哥（实际年龄他并不是最大）。他一召集，我们就聚在一起，有时在饭店，有时在他家。在他家就聚过好几次。那时他家房子并不大，被我们挤得满满的，聊天喝茶，也吃他夫人左孃嬢（何台这么叫他夫人）烧的菜，喝我们家乡的加饭酒（何台最喜欢这种酒），还假模假式地抽雪茄，雪茄也是何台提供的，我附庸风雅浪费过两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