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首批招聘去的人分成了四组，每个周末上一个组，每次分两班，下午2点半到5点半一班，晚上5点半到8点半一个班。我通常是上晚上，因为下午要上班，还要管孩子，那时儿子才3岁多。
为什么要去参加这个事情？回想起来有两个原因，第一是看到自己身边也有了心理咨询这样体现着文明进步的事，非常高兴，想成为其中一员贡献点儿力量；第二算是私心，觉得自己搞写作，应该多了解些社会。
参加了一段时间后，我感觉自己变得更豁达，更知足了。因为在那里接触到的，全是些生活遭遇挫折的人，相比之下，就觉得自己很不错了，不再发牢骚。也就是说，在给别人心理疏导的同时，也顺带疏导了自己。这个是意外收获。
那个期间，我的工作卓有成效，成功地安抚了不少受挫的人，有失恋的，离婚的，生意失败的，人际关系紧张的，还有几位有自杀倾向的。
记得有个女孩子失恋了，打电话来泣不成声，告诉我她不想活了；因为在打电话之前，她刚刚听说那个男的要结婚了。我用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开导她，一直讲到她破涕为笑。我嗓子都哑了；但还是不放心，在她放电话之前嘱咐她下个周末再打给我，后来她果真打来了，虽然还是有些难受，但是说她绝不会为他死了，要好好地活；我这才放心。
还有个男的，也是失恋，喝醉了酒打电话过来。我一上来就说，我都闻到酒味儿了，你能放下酒杯和我说话吗？不然不礼貌哦。他很吃惊。其实我是听出他舌头打结。在长达40分钟的开导后，他终于平静地说，我现在好多了，可我还有个要求不知你能否满足我？我连忙说我尽力。他说，你能不能给我读一首爱情诗？（当时就想，你还好是遇到我哦。）我答应了，背了一首在大学里经常朗诵的爱情诗给他听，那首诗就是写给分手恋人的。
现在想，那情形也挺感人哈，拿着话筒给陌生男人读爱情诗。
记忆深刻的还有一群读六年级的小姑娘，她们放学后一起排队来打咨询电话，依次诉说自己的苦恼，比如父母离婚了，比如学习压力大，比如没当上班干部。其中有个小姑娘很可爱，她说老师不喜欢她，因为她喜欢吹口哨，老师说她流氓习气，她为此苦恼极了。我明确告诉她，吹口哨不是流氓习气，我就很佩服会吹口哨的，我想学还学不会呢。小姑娘开心死了，咯咯地笑。然后我告诉她，咱们不在课堂上吹，咱们下课吹，回家吹，好不好？她一口答应。
除了诉说苦恼，也有来找我们出主意的，比如给恋人买什么礼物，给孩子取什么名字，等等。记得有个年轻女孩儿想给男朋友送生日礼物，没多少钱，又想别致。我就建议她做一件文化衫送给男友，在上面画上自己的画儿，写上想说的话。她很高兴地接受了。
我们中有好几位本来就是心理医生和精神病学专家，有时候碰上那种超出了一般心理问题，已经是精神疾病的用户，我们就转给他们，或者建议他去华西医大的心理门诊。那几位医生真的又热心又负责，成为我们这支队伍的骨干。
现在想来，电信局开通这个电话，真是做了大好事，用了这么个响亮的号码，免费为市民服务。是当时全国开通的第一家，后来报纸还报道过。
我坚持了差不多4年，从1990年初到1993年底。也许不是每周都去，容易坚持。后来我被电信局评为“优秀心理咨询员”，发了证书的；再后来事情有了变化，一是加入的新人越来越多，二是电话开始收费了，我便逐渐退出。
至于在写作上，直接的收获并不大，我只写了一个短篇《等待星期六》（获《中国作家》小说奖），还有一篇随笔《心理咨询手记》。但对我的人生态度影响很大。我很庆幸自己那个时候参与了这件事。
今天聚会只来了其中8位。因为十几年没联系了，好多人一时联系不上了，得慢慢找。大家聚在一起很开心，虽然都人到中年甚至老年，但回忆起往事来个个精神焕发。在他们的回忆中我也想起了好多被遗忘的细节，比如上晚班时，电信局会发两个面包给我们；还比如，电信局组织我们出去郊游了很多次，游山玩水，以弥补我们的无偿劳动。
当年的发起人之一，是省团委的干部，今天也来了。他回忆说，因为当时连续发生大学生自杀事件，他们就在团委搞了一个心理咨询室，很快发现不够用；而同时电信局也发现个现象，一些用户打电话到他们那里，不是为了问号码，而是想找人诉说苦恼。于是一拍即合，商议决定开通心理咨询热线。在商议中意识到，光靠专家和医生是忙不过来的，于是面向社会招聘。
回首往事，我们都为当年自己的行为感到骄傲，因为能够主动热情地去做公益事业，并且坚持数年不求回报，足以证明我们是好人。当时我们这个群体的平均年龄也就是二三十岁，最年长的四十多岁。可以说是最早的志愿者了。所以今天聚在一起，大家毫不客气地进行了表扬和自我表扬。
让我感到欣慰的是，我们中的大多数在分别十六七年后的今天，都过得很好，自己事业有成，儿女也都不错，除少部分退休外，多数都是单位的领导或骨干。这也说明这个群体的素质的确不错。
最后我们约定，以后要常聚，要把能找到的同志都找到。
各位，趁年轻的时候多做点儿好事，老了好有愉快的回忆哈。
2009年9月6日
为800条短信送行
我的手机丢了，在长假期间。
我相信很多人看到会说，我也丢过。或者说，太马虎了，以后小心点儿。但是我还是得絮叨一下，因为我这部手机，值得我絮叨。
这手机是儿子送我的。
2007年夏天他回国度暑假，去杭州看望外公外婆，外公外婆满心欢喜难以言表，便以生日的名义压岁钱的名义塞给他不少钱，让他在杭州玩儿个痛快。我在一旁作羡慕状说，你好富有哦。儿子立即慷慨地说，我给你买个新手机吧，你那个太旧了。我乐滋滋地笑纳。于是便有了这部在当时很新潮的手机，花了儿子近3000元人民币。
从那时到本月，两年多的时间，这部手机一天也没有离开过我，包括进藏，包括出国，包括去年的大地震，直到一周前。
那天丝毫不像是丢手机的日子。天气晴好，生活平静。我是因为父亲生病临时回到杭州的，回家后父亲的病已基本好了，就等着假期结束出院了。我心情放松，那天和姐姐一起去逛街。离开商场时我忽然发现时间有点儿晚了，害怕独自在家的母亲一个人烧饭，于是跟姐姐说先走，就冲出商场打车。哪知那个时间很难打，我一边张望一边往前走，途中遇到一个年轻女孩儿蹲在地下乞讨，面前写着：讨要8元钱路费。虽然很急，我还是停下来从口袋里拿出9元零钱给了她。我也知道有可能她是骗我，但一个年轻女孩儿拉下脸来乞讨，总有她不得已的原因。
打上车，一路堵，天已擦黑。好不容易到家门口，我付了车费，说了声谢谢，急慌慌地下车。因有两个衣袋一个提包要拿，就不慎将手机跌落。一下车我就发现手机不在（我总是习惯捏在手上），立即喊停车没喊住。这里我犯了个错误，我又停下来翻包，等确定手机不在包里时车已开远了。（我应该先记住车号再翻包的，笨那！）
我迅速到路边拨打我的手机，通了，但无人接听，连续打了三次都响到断为止。因怕妈妈着急只好先回家，回家后再打，还立即查到交通台请其广播，还用妈妈的手机发短信过去，说如果他送回来，我会付他路费并致以酬谢。所有能想的办法都想到了。但半小时后我再拨，手机关了。您拨打的用户很郁闷……
不知所措。当时就是这个状态，好像忽然之间，我与世界失去了联系。细细盘算，我脑子里能记住的号码不到20个。我原本是电话兵啊，背电话号码小菜一碟，但现在太依赖手机了，什么都让它帮自己记着，什么都交给它储存。
很闹心。想到丢手机前我刚做了善事，不是说善有善报吗，怎么来了个反的呢？后来一想，也许不是不报，是时候未到。或者，提前报过了？父亲这次生病住院，几天就好了，无大碍，这不是幸事吗，这不是善报吗？这么一想，平静下来，倒头就睡，以至于老妈给老爸打电话说，你看你这个女儿，说闹心，倒头就睡。真是好福气。
其实丢失的这个手机，已经很旧很旧了，周边掉漆，因摔过几次，键盘盖已扣不住了，一直翘着，有时还自动关机。有一次吃饭服务员把汤洒在手机上，导致显示屏发黑，我花了400元换了个屏，也没舍得淘汰它，当时它的价格已降到1000多了。曾经有个朋友看我手机那么旧，就送了我一个，比我这个高级多了，但我始终不习惯，转送给了儿子。
究其原因，除了因为是儿子送的，因为用时间长了顺手，因为里面有很多资料（比如我的日程安排，我的备忘录，我的邮箱、地址、电话、qq、msn，我随手拍的照片，还有家人和好友的生日等，当然还有几百个电话号码），最重要的，是因为它跟着我经历了大地震最艰难的日子。
在地震发生的那一刻，楼都摇晃得发出响声了，高处的东西都掉下来砸碎了，我人都走到门口了，还是专门返回到书桌旁把手机拿上。直觉告诉我，接下来的日子我会很需要它。
果然，那个小小的手机跟随我跑遍了灾区，跟着我翻山越岭，跟着我乘坐直升机、冲锋艇，跟着我睡帐篷也跟着我露营，它不仅仅是我的通讯工具，有时是手表，有时还是电筒，但更多的时候，它代替所有的家人和朋友陪在我的身边。一个人害怕的时候，常常看里面的短信，给自己加油和安慰。
那个小小的手机，里面储存了我地震期间的800多条短信（因当时电话很难打通，短信是最有效的联系方式）。有第一时间来问候我的亲人和朋友，有来自灾区救灾战友的消息，有当时救灾指挥部的各种通告，有我去灾区采访时部队发给我的路线图，有遭遇不幸请求我帮助的求助信息，有关心我安慰的温馨嘱咐，有各报刊的约稿信和邮箱，还有很多地震期间的打油诗、段子。每每翻开它们，我都会想起那些刻骨铭心的日子。甚至我的一位已经去世的同事，当时我们曾一起下灾区采访，我们彼此联系的短信，也都保留着，为此我还保留了他的号。那些逢年过节的祝福短信，我看过回复过就删除了，这个时期的短信却一条未动。我曾想复制到电脑上的，但因为数据线找不到了，没能实施。
此次，它们全部离我而去。
我无法责怪他人，只能自责。虽然用手机十多年来，这是第一次丢手机，我完全可以原谅自己的。可我还是很难受，持续中。
很多朋友知道这个事后，都让我写篇文章，发在杭州的报纸上，也许可以找回来。我一直没写，我觉得那个将我手机据为己有的人不会看报的。更何况他要找我太容易了，手机里有我的各种联系方式，传统的现代的都有，可至今一点音信没有，说明他压根儿没打算找我。
但今天，我忽然想，还是写一篇吧，不为别的，就算是为我手机里那800多条短信，送个行，向那些难忘的日子，道个别。也许，我可以就此别过那些心碎的记忆？
2009年10月13日
立冬前后的日子
本想写“深秋的一些人和事”，可是立冬已经十多天了，还在纠缠秋天显得过于滞后。所以来个跨季节的题目。
10月底从西藏回来，一晃过去20天了。兴奋渐渐平息，最初那几天，我到处炫耀，照片贴出后，还发网址给不常上网的朋友，叫他们赶快去看。朋友们很给面子，纷纷赞扬：“你简直可以搞专业摄影啦”，或者，“你拍的比专业摄影还好啊”，我全部当真笑纳。嘿嘿。接着就有两位编辑找俺要照片了，准备发表，俺更加得意，好歹也两栖一回，涉足了摄影界。
当然，现在已平静下来，将美景深藏心底，继续过日子。该干嘛就干嘛，不该干嘛就不干嘛。
先说该干嘛就干嘛。
回来后参加了会议两次，都是必须参加的。一次是去雅安开评奖会，四川省文学奖，任评委。整整三天（其实雅安景色也不错，但因为没有西藏那种透亮的坦荡的阳光，所以没有兴致拍照）；另一次是在作协参加全国长篇小说研讨会，一整天。见了不少外地来的作家评论家朋友和编辑，听了不少高见。这两个会，不参加不合适，虽然副主席是个虚职，但既然你当了，就不能占着什么不什么，对吧？
然后是本职工作，继续编辑部的故事。因为到年底了，面临明年刊物的征订和封面设计，这些事无法甩给其他人，还是只有亲力亲为。不过我不会“跑发行”的，我就是在开会的时候，群发短信，给我认识的部队领导，请他们支持我的工作。这方法很有效，我年年使用。虽然上级也下发了征订通知，但是再以朋友的方式拜托一下，更好。至于封面设计，连续这三四年，都是我出思路，美编设计。今年也如此，大样已经出来了，看上去很不错。
除此之外，主要在家写作。长篇依然不顺（老被打断），又写了个短篇。然后整理照片，上网购书，闲暇看书，锻炼，家务，等等。一切老样子。
现在说，不该干嘛就不干嘛。
一般来说，我是个与生活比较配合的人。很少拒绝生活的热情拥抱，很少对他人说不。但这两年不行了，你不说“不”，那你基本上就活得不像你自己了。
梳理一下，这段时间拒绝的事情有：
1.某电视台邀请的选美评委；估计这一条，很多先生看了都会顿足：多好的事情啊，干吗拒绝啊。连我们家某人也说，其实你可以去感受一下啊。我说要是能转让我就有偿转让给你哈。
2.某著名杂志社采访：“想写写你的家庭生活”。这个更是忙不迭地推掉，生怕沾边儿。原本就怕这些事，更何况在网上看到，该杂志社最近被一个女作家告上法庭，因不实报道。我知道，哪怕是你自己写好文章给它，它也能“改编”成杂志需要的那种东西。
3.还有一系列活动：某双年展开幕式，某大型采风活动开幕式，某新书发布会，某政府部门下基层视察，等等。
如果这些事我一律答应，那我基本上可以做到吃住在“社会上”（我一个朋友发明的词儿，人家问他在哪儿，他常常既不在单位，也不在家，他就回答说，我在社会上。）
其实还有一件比较大的事，我断然地说了“不”。这里就不细写了。想想自己几十年来勤勤恳恳工作，老老实实做人，偶尔率性一下也是可以的。我知道这个世界不完美，我知道生活中有很多肮脏，我知道一些人没有真才实学，且人品糟糕，却要风是风要雨得雨，我也知道我个人无法改变这一切，但凡事总得有个底线，超过了底线，我只能说“不”，当然，我说“不”不能改变他人，只是改变我自己。
此事对我来说，算件大事。故记之。
天气日益寒冷，北方普降暴雪，航班延误或取消，列车晚点或停开，出行变得困难。从电视上和网上看到，我曾经生活过7年的石家庄，居然下了50多年来最大的一场雪，也就是说，留在我记忆里的那些石家庄大雪，都成小雪了。为北方的父老乡亲们担心，祈祷。
请各位朋友多多保重。
2009年11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