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接着我努力考最好的大学。”我说，仿佛看到了我面前的路，“将来我要当医生。”
“孩子，你一定会实现你的理想，但你首先要学会忍耐，你必须付出很多很多的忍耐，还有大量的艰辛劳动，这样你才会成功，懂吗？”
“放心吧！爷爷。”
“好极了，坚持下去。”
我照他的吩咐，把表递给他，祖父深情地凝视了金表好一会儿，然后上紧了发条。当他把表递给我的时候，我感到了它的分量。
“五十年来它一直在我身边，是我事业成功的印证。”祖父自豪地说。
早年祖父以打铁为生，虽然现在看来很难相信那双虚弱的手曾经握过那把巨大的锤子。
盛夏的一个晚上，我和祖父谈完话，我正准备起身时，他抓住了我，“谢谢你，小家伙！”他用一种非常疲劳而虚弱的声音说，“你要牢记我的话。”
一刹那，我被深深地感动了。“放心吧，爷爷。”我发誓说，“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您的教诲。”
第二天，妈妈告诉我，祖父已经离开了人世。
在遗嘱中，祖父把那块他最心爱的表留给了我，但在我不能确保它完好无损时，则由母亲代为保管。我母亲想把它藏起来，但在我的坚持下，她答应把表挂在起居室里，这样我就能经常看到它了。
在那个可恶的夏天之末，我成了一所新学校的新成员。这儿的一切对我来说都很陌生，有一段时间内，我很少与其他的男孩交往。在他们中间，有一位很富有的男孩，他经常在那些人面前炫耀他的东西。我承认，他的脚踏车是新的，他的靴子是高档的，他所有的东西都要比我们的好，除了那块他自认为是最棒的表以外。
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表不但走时极为准确，而且还有精致的外壳，难道这不是最好的表？
“你的表远没有我的好。”我宣称。
“真的？”
“当然，是我祖父留给我的。”我坚持。
“那你拿出来让我们开开眼界。”他说。
“可我没有把它带在身边。”
“你肯定没有！”
“我下午就拿来，到时你们会感到惊讶的！”
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想让母亲把表交给我的办法，但没有结果。突然，我记起来那天正好是清洁日，我母亲把表放进了抽屉，等她走出房间，我把表放进了口袋。
我急切地盼着回校。吃完中饭，我从车棚推出了自行车。
“你骑车子去上学？”妈妈问，“我想应该将它修一修了。”
“只是一点小毛病，不碍事的。”
我骑得飞快，想着将要发生的激动人心的场面，我仿佛看到了他们羡慕的目光。
谁知，倒霉的事发生了，车前突然蹿出一条狗，仓皇之间，我死命地捏了后闸，然而，在这同时，闸轴断了，这正是我所说的不碍事的小毛病。我赶紧又捏前闸，车子停了下来，可我也撞到了车把上。
我狼狈地从地上爬了起来，顾不得疼痛，忙用颤抖的手拿出那令我和我祖父都视为最重要的表，可在表壳上已留有一道凸痕，正面的玻璃已经粉碎了，罗马数字也已经被古怪地扭曲了。我把表放回口袋，慢慢骑车到了学校，痛苦而懊丧。
“表带来了没有？”男孩子们追问。
“我母亲不让我带来。”我撒了谎。
“是吗？看你这样是不是在蒙人啊？”那富有的男孩嘲笑道。
“多棒的故事啊！”其他的人也跟着哄了起来。
当我在课堂上坐下来的时候，心里却怎么也平静不下来，我不是在为受到同学们的讥笑而难受，也不是因为害怕母亲的发怒而不安，我所想到的是祖父躺在床上，他虚弱的声音在响：
“要忍耐，忍耐……”
我忍住了没有哭，因为我已答应了祖父要忍耐。
不值一文的老奶奶
——［德国］布莱希特
奶奶一生大部分时间都为五个孩子操劳，只在爷爷辞世后的两年，她才过上了自己的生活，虽然那种生活让我们大家很不理解，但却给她带来了快乐。
奶奶七十二岁那年，爷爷辞世了。爷爷生前在巴登的一个小城镇开了一家石版印刷厂。奶奶操劳家务，不雇女佣，照管着荒凉破落的老屋，为大人和孩子们煮饭烧菜。
奶奶看上去十分瘦小枯干，说话不紧不慢，但眼神却十分有神，她含辛茹苦地把五个孩子抚养成人，为了孩子们，她年复一年地消瘦下去。
五个孩子中，两个儿子先后成家并独立门户，两个女儿也先后去了美国，只有最小的一个因为体弱多病，留在小城里当印刷工人，现也已成了家，独自生活。因此爷爷去世时，老家只有她一个人。
外面的儿子和女儿都很孝顺，经常写信问候她，并邀她同住。只有那做印刷工人的小儿子则希望带着家人一起搬到她屋子里去。可是老奶奶拒绝了他们的建议，只希望每个孩子在能力所及的范围内稍稍寄些钱来。这家印刷厂早已被淘汰，几乎没有什么生意，甚至负了债。
孩子们不放心，仍想接她同住，但她硬是不同意，他们只好屈服，每月寄给她一小笔款子。大家以为，老太太是舍不得离开那在小城里当印刷工人的小儿子。
小儿子经常与哥哥姐姐们联系，主要是谈母亲的生活状况，从他给我父亲的信中以及奶奶安葬后两年我爹的一次访问所获悉的情况中，才使我对这两年内发生的事有了一个粗略的印象。
在了解整个事情的经过中，我首先感觉到的是印刷工人对于奶奶拒绝他搬到她屋子一起住十分失望。他和四个孩子住在三间房间里。奶奶跟他们的关系并不怎么密切，只是每星期日下午带孩子们去喝咖啡，剩下的时间各过各的日子。
小儿媳妇对婆婆的这种做法大为不满，她满腹牢骚，经常说住在印刷工人的屋子里实在太挤啦。印刷工人沉不住气，在信里大发牢骚。
有一次，我父亲写信问奶奶的近状如何，他的回答只是寥寥数语，说她常去看电影。
看电影在我心目中感觉很平常，但在父亲那一辈人心里却有另一番意义。三十年前的电影同今天的不一样，它总是在设备简陋、通风不良的场所放映，往往在玩九柱戏的球道上演出，演出前的宣传广告也很撩人，往往是些暴力和情爱场景。到那里去的只是少年，或者是一对对贪图那里光线黑暗的情侣。孤零零的一个老太婆去那儿必然引起人们的注意。
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这种电影的票价便宜，但这种娱乐在等级上跟吃甜食相差无几，这就等于“瞎花钱”，瞎花钱是不光彩的。
奶奶的性格是孤僻的，她不与同住一地的儿子过多来往，也未见她对哪一个左邻右舍表现出热情来。她从来不赴小城的咖啡茶会，却常常到一个补鞋匠的工场里去，工场坐落在一条声名狼藉的小巷里，下午时分，总有各式各样、不大正派的人闲坐着，其中以地位低微的女侍者和青年工匠居多。补鞋匠是个中年人，曾游历世界各地，但结果一无所得。据说他也喝酒。我们都反对奶奶到那种地方与那些人交往，因为这对奶奶的身份多多少少有些损害。
小儿子也曾苦口婆心地劝过母亲不要去那种地方，但得到的却是冷冷的回答。“他看到些什么了？”这就是她的答复，谈话就此中断。和我奶奶商谈她不愿意听从的事，可不是那么简单的。
在一次印刷工人给我爹的信中，他说奶奶现在隔天就要在饭店里吃饭。
这消息极大地震动了家里人，因为奶奶一生本来为一家十余口煮饭烧菜，吃的一直只是一些残羹，如今却上饭店吃喝起来了！事情竟这么不可思议。
不久，我父亲到家乡附近一带出差，于是去探望奶奶。
奶奶正拿起帽子准备外出，看见我父亲进来，把拿起的帽子又放了下去，她倒了杯红葡萄酒给他，并送一片面包给他吃。她看上去镇定自若，既没有特别兴奋，也并非默不作声。她问起我们大家的情况，很粗略的那种问，她主要想知道孩子们有没有樱桃吃。她还跟过去一模一样。房间里一尘不染，她看上去也挺健康。
她的新生活方面，有件事很令我父亲吃惊，那就是她不想跟我父亲一起到墓地去扫丈夫的墓。“你自己去吧，”她漫不经心地说，“他的墓在第十一排左面第三座。我还得去别的地方呢。”
印刷工人事后又说，她一定是到补鞋匠那里去了。他大发牢骚：
“我们那么多人挤在几间小房里，我工作又累又不挣钱，最可怕的是我的气喘病越来越重，那大屋子却一直不让我们住。”
我父亲在旅馆里租一间房间，等着邀奶奶去住，至少形式上表了一下态，但她还是老样子，不领情，哪怕整屋子都是家里人，她还是提出一些反对的理由，说她不该和家人一起来住，把旅馆房钱白白花费了。
奶奶的行为在我眼里是一种背叛家庭的行为，她完全是在走自己一意孤行的路，我父亲的脾气很好，既然看到奶奶十分愉快，就对我叔父说，一切按她的意思吧。
可她究竟想干什么呢？
根据下一步报道，她已订了一辆“布雷克”，想在某一个星期到某个地方单身旅游。“布雷克”是一种大型高轮马车，坐得下整整一家人。在我记忆中，我们小一辈的在去探望爷爷时，有时便会享受到坐“布雷克”的待遇，当时奶奶一直待在家里。她不屑地把手一挥，拒绝一起去。
乘了“布雷克”马车后，奶奶又准备观光Ｋ城。这是一个大城市，乘火车约两小时才到。那边正在赛马，奶奶就是乘车去看赛马的。
印刷工人很是恐慌，他急忙写信给我父亲，主张给奶奶请医师。我父亲看信时摇着头，他不主张请医师。
奶奶不是独自观光Ｋ城的，她还邀了一个姑娘一同去。印刷工人信里说，姑娘是个傻里傻气的人，是奶奶隔天吃饭的那家饭店里的厨师助手。
从这时起这位傻里傻气的姑娘就成了奶奶的向导与玩伴。
事实上也确是如此，奶奶把她当做宝贝似的宠着她。她带奶奶去看电影，到那个补皮鞋的铺子里去。据说那鞋匠曾是社会主义党中的重要一员呢。有人告诉我们，奶奶和那个傻姑娘在厨房里一面玩牌，一面喝红葡萄酒。
“她替那个‘傻姑娘’买一顶帽子，上面还有玫瑰花。”印刷工人十分伤心，“而咱们的安娜连圣餐时穿的衣服都没有！”
印刷工人对他母亲的做法十分不理解，信中充满了抱怨、数落之词，而且丝毫不肯让步。别的情况我是从父亲那儿获悉的。
旅馆老板向他眨巴着眼睛，悄悄说：
“那太太像大伙儿说开的那样，现在正在寻欢作乐呢。”
可事实上却不是如此，奶奶晚年生活过得很是拮据，主要以干面包片、蛋制品、咖啡为主食，只偶尔去次饭店。为此，她还买些便宜的红葡萄酒，每餐总要喝上一小杯。
她屋子收拾得很干净——不仅仅收拾她所住的卧室和所用的厨房。但有一个令人不解的地方，就是奶奶在偷偷地抵押东西，大家都在猜测奶奶的钱都消费在哪里了，看来她都给那个补鞋匠了。
奶奶死后，补鞋匠搬到另一个城里，据说在那儿开了一家很像样的鞋店。
奶奶的生活历程可以划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生活是她做女儿、妻子和母亲时代的；第二阶段则纯粹以老太太的面目出现。这时她孤身一人，不尽任何义务，经济情况虽不十分好，但还过得去。第一阶段的生活前后长达六十年，第二阶段却不到两年。
在奶奶离世前半年，她更少与人来往，也更显得孤独。她清晨三点钟就起床，在小城空荡荡的街上漫步，因为她只有一个人。她有时去看望牧师，人们传言，那位跟老太太做伴的牧师，竟也邀她一起去看电影！
据奶奶自己说，她过得很充实，在补鞋匠那儿显然有一群兴高采烈的人们，他们在高谈阔论。她在那儿经常带着自己的一瓶红葡萄酒站着，只顾喝自己杯里的酒，听着那些人大谈特谈对时局的看法和对当局的抨击。这瓶红酒她是专留给自己的，有时也带些烈性的酒给大伙儿喝。
奶奶是在一个秋天的早晨突然离我们而去的，说她死得突然是因为事前没有任何征兆。她死在窗口附近的一张木椅上，她本来请那位“傻姑娘”在晚上看电影，因而死时姑娘在她身边。她活到七十四岁。
我看到过她的一张照片，挂在死时睡的那张床上。这照片是专为她儿孙们摄的。
那张照片至今我还记得起，那是一张布满如核桃般褶皱的脸，唇狭而嘴阔。她几十年如一日辛苦劳动，只有短短几年才饱享清福，终于油尽灯枯，魂归天国。
找不到的理由
——［日本］森村诚
岛木幸经历了三次婚姻，每次婚姻都给他留下一些教训， 最后他彻底对婚姻失去了信心，不过他还是感到非常欣慰。
岛木幸的婚姻很不如意，三次失败的婚姻给他增添了无穷的烦恼。
他的第一任妻子久惠是他在电车上结识的，他被她那白皙的面容和优雅的气质所吸引，进而步入结婚礼堂。
久惠的家庭条件不错，父亲是知名教授，自己大学毕业后，在一个大型企业担任要职，应该说配岛木幸绰绰有余。久惠的个性一如她那优雅的外表，总是一派从容。对于久惠仍是处女之身，岛木幸更是感激。因为这个时代要一个已二十多岁的女子仍保留处女之身，实比登天还难。但是，蜜月以后回到新居，久惠不足的一面就逐渐暴露出来了。
两人共同生活不久后，岛木幸发现，久惠从未清洁过房间，刚开始还不明显，后来电视、衣橱、地面都落满了灰尘。起先他不好意思责怪妻子，想她可能是因为初婚的混乱还没过去，以后就会好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一幻想被无情地打破了。久惠吃完饭后总是将碗筷一推，自己往后一靠，或坐到沙发上看电视，看丈夫一个人收拾。
久惠可以说对清洁房间、操持家务一窍不通，而且可以生活在垃圾一样的屋子里。她婚前一直和父母住在一起，婚后自己成了主妇，她的独立生活能力极差的特性暴露无遗。岛木幸没有想到，婚前如此吸引他的优雅外表下竟是如此邋遢的一个女人。
虽然有些工作能力很强的女人也不怎么做家务，但那不是她们不愿意做，而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久惠并不是这样的女强人，她与她们有着根本性的差别，而且她和岛木幸结婚后就一直闲居在家。
这样的生活，岛木幸忍受了一年。一年后，他向久惠提出离婚，久惠很诧异，完全不明白他为什么要离婚。
第一次婚姻失败后，岛木幸又独身过了两年。两年后，一个朋友又为他介绍了女朋友，女方是位二十七岁的未婚女子藤崎佐登美，相貌秀丽的她是一家老字号果子店主的千金，职业是翻译。她举止大方、干练。有一点很让岛木幸迷惑，那就是如此完美的女性因何迟迟没有结婚。
交往时间不长，岛木幸就向她求婚了，因为他发现在一同用餐时她总是主动收拾餐具。于是他们结婚了。
岛木幸很为自己的这次选择高兴，新婚妻子是个勤劳持家的女人，家里清洁不说，各种物件也都摆在合适的地方，只要他开口要，她可以马上找到递给他，岛木幸感到满意极了。
不擅长操持家务的女人是笨女人。现代生活需要各种各样的用具，笨女人永远不知道如何安顿这些物件，总是要找这找那。聪明女人就不同了，她们会把一切打理得井井有条，甚至会给人一种美的享受，无疑岛木幸的第二任妻子就属于这一种聪明人。
可是，从婚后第二个月开始，岛木幸发现家里的东西在不断地增加，她给岛木幸买了一件高级羊毛大衣，又给自己买了一件皮衣，岛木幸虽然高兴，但也开始担心当月的家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