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苏争霸世界的较量，不仅集中地表现在中东、拉美、亚太等热点地区，而且还突出表现在高科技密集的太空领域。他们都试图把太空优势作为威慑对方的一张王牌。
太空技术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就有多方面的运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科学技术、特别是火箭技术、电子技术与原子能技术的迅猛发展，出现了各种类型的飞行器和导弹核武器。于是，茫茫太空变成了各种卫星飞驰不息的领域，辽阔大地竟有数以万计的核弹待命发射，太空已成为一个新的作战空间。
本来，美国在空间技术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战后苏联人异军突起，卫星接连升天，导弹不断发射试验，很快赶上了美国。到20世纪70年代初，双方在空间技术上几乎不相上下。这种军备竞赛，对双方都是沉重的负担。为了相互有所制约，1972年5月美苏举行会谈，签署了关于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双方商定要采取一定的措施限制这方面的发展，用协商来中止竞赛。
正当美国人按照“条约”办事，盲目相信自己的空间技术、继续做安装多弹头的工作时候，苏联的空间技术在许多方面很快赶上和超过了美国。有这样几个数据很能说明问题。苏美战略核力量对比：运载工具总数为1.3∶1，核弹头总当量为1.9∶1，导弹投掷重量为1.8∶1。当然，美国在分导技术、核导弹弹头总数、命中精度等方面仍占领先地位。这种情况，使得美国人越发感到不安。
更为严重的是，美国反卫星系统曾因月亮升起、一群野鹅飞翔、计算机的集成故障等，出现了十几次错误警报。有一次，一名操作员误将一卷模拟进攻的磁带输入正在运行的系统中之后，致使北美防空司令部接到了十分逼真的紧急警报，从美国和加拿大起飞了战术飞机作为应急，司令官还召集了一个多级估计威胁的会议，6分钟之后才发现，这个进攻警报是假的。
面对苏联太空技术的发展，美国朝野上下一片喧哗，决心从外交、军备等方面与苏联展开争夺。1976年上台的卡特，所面临的是既要遏制苏联在全世界的扩张，又要缓和美苏之间的紧张关系，而如何继续进行第二阶段的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就成了美苏关系中最迫切的问题。
卡特决心通过各种手段缩短与苏联导弹的差距，但表面上又不得不作出与苏联发展关系的姿态。1977年4月20日，卡特给勃列日涅夫去了一封信。信发出后，反映不好也不坏。卡特自有旗开得胜之感，于是要求会见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两人坐定，卡特便提出研究美苏大幅度地削减核武器，减少先发制人的攻击可能性，提议美苏削减常规武器，减少国际武器出售等问题。
多勃雷宁第一次会见卡特，美方提出的又是这么尖锐的问题，因而一开始极其紧张，额头上都冒出了汗珠。然而，他很快镇定下来，以巧妙的外交艺术与卡特周旋。参加会见的布热津斯基觉得多勃雷宁是条变色龙，时而是能言善辩的演说家，时而变成拍着朋友肩头谈心的亲切老者，时而以极为凶恶的北极熊的面目出现。
几天之后，多勃雷宁面带笑容来到白宫，送交了勃列日涅夫给卡特的复信。
信中宣称：“苏联发现美国总统的来信是建设性的、令人鼓舞的，实现裁军是目前苏美关系的中心领域。”
卡特对勃列日涅夫的看法信以为真，便再次给勃列日涅夫写信，对苏联人大加吹捧。他哪里知道，勃列日涅夫是个吃硬不吃软的人。勃氏见卡特如此吹捧他，便把尾巴翘了天，时过几天在回信中声称：“苏联不愿意在任何国际政策问题上包括苏美关系问题上，使我们的忍耐力受到考验！”
这样，勃列日涅夫迎头给美国总统泼了一盆凉水。
针对勃列日涅夫使他相当不愉快的举动，卡特做出决断：“我们打出中国牌，来对付这个北极熊。”
一年之后，卡特访问了中国，中美关系出现了新的转机。这使得勃列日涅夫坐卧不宁，寝食不安，不得不重新回到与美国举行战略核武器问题的谈判上来。
卡特和勃列日涅夫在战略核武器问题上的较量经过一年多的讨价还价，终于在1979年6月签署了一个条约。
这时的美国，国内经济衰退，国防与外交又四面出击，且正值1980年总统大选。11月4日，大选揭晓，里根作为美国共和党候选人，在大选中以压倒性多数的优势战胜对手卡特，当选为新一届美国总统。
里根入主白宫，标志着美国国内保守势力对苏联强硬派在美国政坛重占上风，必然会强烈要求调整军事战略，重振国威。
爬上总统宝座的里根，以共和党最强硬的姿态发表了就职演说。他说：“我们不愿发生冲突也不应被误认为是意志不坚。当必须采取行动来保护我们国家的安全时，我们应会采取行动。如有必要的话，我们也将维持足够的力量以占据优势。因为我们知道，只有这样做才是避免使用那种力量的最佳方式。”
里根之所以在就职时说这么一番话，是因为当时美国在战略核力量方面深感被苏联甩到后面。尤其使美国感到不安的是，苏联部署的新型洲际弹道导弹不仅数量多、威力大，而且在命中精度方面也接近美国的水平，对美国的洲际导弹固定发射井构成了严重威胁。美国国防部惊呼，美国核威慑力量出现了“易受攻击之窗”。苏联战略核力量的扩充和战略防御系统的改进，使美国威慑态势的可靠性受到威胁。
苏联不仅积极加强自己的军事实力，还利用美国深受“越战后遗症”之害被迫进行战略收缩的机会，以军事实力为后盾，加紧向外扩张。对此，美国感到自己的霸主地位受到挑战。另一方面，美国与其盟国之间也出现了许多新的公开的意见分歧，美国的“领先地位”逐渐削弱。北约欧洲盟国对于“共同承担防卫负担”半心半意。
1981年6月，国防部的一份报告摆在总统的办公桌上。报告称：在美苏两国的一场全面核战争中，如双方只打击对方的军事和经济目标，苏联可能死亡1亿人以上，美国可能死亡1.5亿人以上。后面还附有美国科学界对开展核大战后果的各种意见。什么“地球毁灭论”“核冬天论”等等，五花八门。总之，在核战争中没有胜利者。
里根陷入沉思：如何缩小美苏核差距？如何打破美苏竞争的核僵局？以往的遏制战略到底效果如何？怎样以新的战略思维应付变化了的局面？于是，他按照就职演说时的承诺开始行动起来。
9月，里根邀请有关专家开会，研究对策。他根据丹尼尔·格雷尼姆的建议，在传统基金会的资助下组织了一个研究小组。这个小组囊括了美国30余名着名的科学家、经济学家、太空技术专家和军事战略家，着重研究如何改变70年代初出现的“恐怖均衡”的局面，如何利用美国的科学技术优势夺取有利的战略地位，以取得世界霸主地位等战略问题。
这个小组经过7个月紧张而有创造性的工作，于1982年3月提出了一份名为《高边疆-一项新的国家战略》的研究报告。该报告指出：“美国面临着一个能把它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机会。通过部署太空防御系统，我们可以避免‘恐怖均衡’理论所提出的那种威胁。通过为工业化开拓广阔和丰富的外层空间领域，我们可以挫败灭亡的预言。”
为了掩人耳目，美国政府设法把“高边疆”战略与军事战略加以区别。报告主持人丹尼尔·格雷厄姆说，“高边疆”不是一项军事战略，它是处理美国和盟国正当的经济和政治愿望以及安全需要的一项真正的国家战略。他还说：“从长远看，‘高边疆’计划最主要的战略结果，事实上将是非军事领域。”
实际上，里根政府的“高边疆”战略的核心内容是一个国际军事战略构想，是对过去的“遏制”战略的较大修正。这正如“高边疆”战略研究报告中指出的，对外层空间研究的目的是要制定一个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太空技术来达到下列目标的国家战略，那就是：消除苏联军事力量对美国及其盟国的现有的和不断增长的威胁；用“确保生存战略”来取代危险的确保相互摧毁战略；为开发外层空间巨大的工业和商业潜力而提供保护和动力。
里根政府完全接受了“高边疆”研究报告的思想和措施，并且在一次讲话中非常露骨地说：“这是一场把世界和平和人类自由的美好希望带到我们国界之外的革命……我们的任务是培育和扞卫自由与民主，并把这一思想传播到全世界。”
“高边疆”战略的出台，也是美国垄断财团利益上的需要。
里根在竞选总统时主要靠西南部财团的支持，而传统基金会就是代表西南部财团极端保守势力利益的政策研究机构。因此，里根一上台很快就采纳了“高边疆”战略，并吸收了该会11名成员在过渡班子里任职，在参议院军委会和国防拨款小组委员会中，有10多名成员也是来自西南部选区。
美国在日本的奈基导弹基地美国推出“高边疆”战略，首先是在军事上与苏联争霸的需要，想通过对“高边疆”战略的实施，把与苏联的竞赛转移到美国具有优势的技术领域中去，取得对苏联的战略优势地位。同时在此基础上，借推行太空工业化，促进美国经济与高技术的发展，使西欧和日本重新依附于美国，夺回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霸主地位。
经过一段时间的内部争论和一定范围内的舆论宣传，“高边疆”战略已基本上被美国政府各方面所接受。这时，里根总统已主政两年，各方面的关系基本理顺，感到全面推行“高边疆”战略的时机已成熟。于是，他于1983年3月，发表了一篇着名的电视演说。
同年10月，美国防部根据里根的建议，提出一个建立在全新概念上的“战略防御创新”（SDI-StrategicDefenseInitiative）研究计划，又叫“战略防御倡议”。
说来也巧，当时美国社会正放映一部娱乐性的虚构的故事影片-《星球大战》。影片中描写了在遥远的银河系，一位杰迪骑士用激光武器与罪恶的帝国搏斗，最后打败帝国，拯救了成千上万人的苦难的故事。宣传舆论界借用这个轰动一时的科学幻想片《星球大战》来称呼里根的这个“战略防御倡议”计划。
实际上，美国自20世纪以来已经搞过两次大计划。第一次是由罗斯福总统批准的制造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这个计划的实施，使美国抢在法西斯德国之前制成了原子弹，加速了德意日的失败，使人类进入了原子能时代。第二次是由肯尼迪总统批准的载人登月的“阿波罗”计划。这个计划的实施将6批12名宇航员送上月球，开辟了人类征服宇宙的新纪元。
这次由里根总统提出的“星球大战”计划，比上两项计划更震惊世界和为人关注。因为，这次计划不仅规模比前两次大，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比前两次多，更重要的是它的复杂背景、它所研究的内容和追求的目标都将产生巨大影响。
为了实施里根总统提出的“星球大战”计划，美国防部于1983年3月底成立了一个统管所有关于弹道防御技术研究计划的执行委员会。该委员会由国防部副部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负责审计的助理国防部长、国防部计划分析与评价处处长、军事联络委员会主席、高级研究计划局局长及核武器局局长等人组成。
这个委员会成立不到半个月，里根签署了第6号国家安全命令，要求国防部在同年10月底以前完成评价有效的反导弹系统在美国及其盟国安全中的作用，以及确定一项长期的反导技术研究的发展计划。为此，国防部专门成立了防御技术研究组和未来安全研究组，主要研究反导弹防御系统在将来对加强美国及盟国的安全方面可能起的作用，包括新的反导系统与军备控制、核威慑政策、反导条约、苏联和美国盟国等的关系及可能产生的影响。
美国国防部要求这两个研究组用半年左右的时间分别拿出自己的研究报告。半年后，两个组把研究报告上呈国防部专管局。其中防御技术组提出，最有效的战略导弹防御系统将是多层拦截系统；安全研究的成果之一是，反导弹防御可对美国安全做出贡献。这些研究工作是对付苏联在这个领域取得进展的筹码。
11月30日，里根总统就该计划召集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政界首脑副总统和国务卿，有军界要人、国防部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和军备控制及裁军署署长，还有其他方面的专家如总统科学顾问、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等。会议讨论了有关技术、国际关系与盟国利益等广泛的问题。第二年1月6日，里根签署了第116号国家安全命令，正式批准了新的反导技术研究计划，定名为“战略防御倡议”（SDI），也就是“星球大战”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