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欧洲各国饱受战争创伤，元气大伤。德国、意大利更是一片废墟，丧权辱国，割地赔款，像一只只被打翻在地的猛虎，任人宰割。英国则像一只受了重伤的雄狮，蜷伏在草丛中舔着流血的伤口，但它的眼睛还在闪着贪婪的欲火。唯有苏联和美国两个巨人，仍然身强力壮。苏联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但因为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赢得了威望，同时在东欧地区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经济和政治势力范围。美国在战争中不但毫发未损，还捞取了巨大的经济和政治利益，成为财大气粗的金元帝国。这两个“二战”期间的盟友，当今世界上两个重量级的“拳击手”，由于存在着无法调和的利益之争，因而注定不能成为永久的朋友。随着“热战”的结束，他们又拉起队伍开始了漫长的“冷战”。
“冷战”一词最早出现在1946年初，美国政论家赫伯特·斯沃普为美国参议员伯纳德·巴鲁克起草了一篇演说稿，称“美国正处在冷战方酣之时”，首先使用了“冷战”一词。顾名思义，“冷战”是与真刀真枪的热战相对而言，它是指对立双方除了直接武装进攻以外的一切敌对活动。
最早向杜鲁门政府提出“冷战”政策建议的人是美国驻苏联大使馆参赞乔治·凯南。此人出身微贱，有点小才，但长期郁郁不得志。为了讨好美国当局，曾写过许多有关苏联政局的捕风捉影的报告，但可信度极低。例如，他仅仅根据斯大林一个多月不在莫斯科公开露面，使武断地作出斯大林的权威受到巨大挑战甚至可能被赶下台的结论，被美国国务卿贝思纳斯斥之为“一派胡言”。
但这位老兄面对挫折，毫不灰心，仍然在寻找机会表现自己。一次，凯南在百无聊赖中随手打开了收音机，斯大林1946年2月9日的讲话，引起了他的极大兴趣。他认为，斯大林的这个讲话，集中地反映了苏联的对美政策。于是心血来潮，奋笔疾书，写下了他对苏联的看法。文中说：“苏联的政权是不通情达理的，但对武力的逻辑却是高度敏感的，好像一辆开足发条的玩具汽车，只有遇到无法对抗的力量才会停下来。美国必须以实力遏制苏联。”
凯南这通宏论，正中杜鲁门的心思。恰在这时，美国国务院指示美驻苏使馆上报对苏联的看法，已成为美驻苏使馆临时代办的凯南，马上组织材料班子，在他以前宏论的基础上加以扩充和发挥，写出了洋洋8000字的长篇电报，由他签发发往华盛顿。
凯南的长篇电报，其中心思想是，美苏两国的国家实力因战争胜利迅猛增强，国际地位已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从而确立了美苏在世界上的“两极”地位。
面对强大的苏联，美国应对其实行遏制政策。
这个长篇电报，受到华盛顿的重视，杜鲁门等极其欣赏凯南的这篇杰作，将其作为美国冷战政策的思想基础和理论依据，并以此为基础产生了冷战的宣言书-“杜鲁门主义”。
杜鲁门老谋深算，鉴于当时不甚明朗的国际形势，他一时还不敢贸然公开发表反苏的“杜鲁门主义”，便想请一位大名鼎鼎而又身居要位的人放出试探性气球，看看国际社会的反应，然后再选择适当时机抛出他的“杜鲁门主义”。经过深思熟虑，他选中了丘吉尔。
丘吉尔在“二战”中出任英国首相，与斯大林、罗斯福一起被称为反法西斯三巨头，他为战胜德意日法西斯立下赫赫大功，在全世界享有很高威望。不幸的是，这位反法西斯英雄，在英国战后举行的大选中，出人预料地遭到惨败，失去了英国首相的宝座。此时，他正以平民身份在美国游历。杜鲁门就把丘吉尔请进白宫将发表冷战讲话的意图透给丘吉尔。丘吉尔的反苏情绪由来已久，两人一拍即合。于是，他爽快地答应，愿以布衣身份发表惊世之说。
杜鲁门喜出望外，亲自陪同丘吉尔乘火车前往他的故乡密苏里州富尔顿。
来到富尔顿，杜鲁门陪丘吉尔住进富尔顿最豪华的饭店，盛情招待。他深知丘吉尔一生离不开三样东西：醇酒、美女、雪茄，便把美女找来由他挑选，但却找不到一杯美酒，颇使这位“酒仙”郁郁不快。原来，富尔顿是个禁酒城市，当然无酒可买。
杜鲁门急忙下令美国军用飞机从附近城市空运美酒，讨丘吉尔的欢心。
为了照顾好这位下台首相，杜鲁门还把他的孙子请来，问他祖父还有什么嗜好，他的孙子向杜鲁门透露了这样一个小秘密：“我爷爷有抽雪茄的癖好，据说是触景生情形成的，据称是爷爷在瞥见古巴女人撩起裙子，在大腿内侧卷烟叶制成雪茄的情境后，才开始抽雪茄的。”于是，杜鲁门投其所好，特意派人购买最好的雪茄，供丘吉尔享用。
1946年3月5日，杜鲁门陪着酒足饭饱的丘吉尔步入富尔顿城威斯敏斯特学院讲演厅。偌大的讲演厅人头攒动，座无虚席，丘吉尔在一片掌声和欢呼声中发表了题为《和平的中流砥柱》的演讲。这就是战后历史上着名的“富尔顿演说”。在场的听众约有3000余人。由于电台进行了转播，据说成千上万的美英听众也在收音机旁聆听了他的讲演。丘吉尔针对随着“伊朗危机”“原子间谍案”等事件而出现的美苏之间的紧张局势，发表了他的看法。他恭维美国“此刻正高踞于世界权力的顶峰”，“拥有最大的力量”，“对未来负有令人敬畏的责任”，建议“英语世界”和“英语民族联合”，建立“以英联邦帝国为一方和以美利坚合众国为另一方的特殊关系”。随即又把话锋一转，声称：“不久刚被盟国的胜利所照亮的大地，已经笼罩上阴影”，“从波罗的海的斯德丁（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亚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在这条线的后面，坐落着中欧和东欧古国的都城：华沙、柏林、布拉格、维也纳……所有这些名城及其居民无一不处在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内……”他极富煽动性的说，“如果英语民族联邦和美国合在一起，并在海洋、天空、科学和工业领域中进行世界范围的合作，则在力量对比关系上将存在不可动摇的优势。”丘吉尔的演讲实际是呼吁美英建立反共军事同盟，来对付以苏联为首的“铁幕”后的国家。
丘吉尔的演讲，在世界各国引起强烈的反响。美国政府暗中喝彩，认为丘吉尔直言不讳地说出了杜鲁门一直憋在心里、想说而又不敢说和不便说的话。
而英美舆论对此则反应不一，毁誉不齐：有的表示同情和支持，有的认为其言词太过火，也有的指责他想把世界引入新的战争中去。反应最强烈的则是苏联，3月13日，斯大林针对丘吉尔的演说，对《真理报》记者表示，“富尔顿演说”是个危险的行动，其目的是要在盟国中散布不和，丘吉尔的方针是进行战争的方针。苏联《真理报》就此发表了题为《丘吉尔玩弄刀枪挑起反苏战争》的社论。
许多亚非国家也从不同的角度抨击了丘吉尔的这篇演说。
“富尔顿演说”揭开了“冷战”的序幕，标志着战时的盟友已成为彼此激烈竞争和对抗的对手。
东西方“冷战”首先在土耳其问题上爆发。由于土耳其位于欧亚大陆交接之处，其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两海峡扼黑海与地中海之咽喉，历来是大国角逐之地。1923年凯末尔革命取得胜利后，苏联和土耳其关系一度出现良好发展的势头。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土耳其不仅在大国之间搞平衡，而且随着战局的发展，其亲德反苏的倾向日益显露，迫使苏联屯兵土苏边境，以防止土军突然进攻苏高加索地区。这期间，盟国希望土耳其能参加反法西斯战争的种种努力，均一一受挫。当苏军在苏德战场上节节取胜，美英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德国败局已定时，1944年7月15日，斯大林便明确表示：“逃避同德国进行战争的土耳其在解决战后的事务中，将自然没有资格提出对特殊权利的要求。”虽然8月2日，土宣布与德断交，1945年2月4日又先后对德日宣战，但为时已晚，已改变不了苏联准备在战后对其惩罚的决心。
1945年3月19日，苏联照会土耳其，单方面宣布废除1925年订立的《苏土中立和互不侵犯条约》。此举引起土耳其政府的极大惊慌，经商讨后即于4月4日对苏复照，表示愿意认真研究与苏签订一项新约。然而，6月7日苏外长莫洛托夫在召见土驻苏大使夏帕尔时，提出了苏联方面签订新约的4项条件。这就是：把土耳其东部卡尔斯、阿尔达汉地区交还苏联；允许苏联参加对海峡地区的监管，苏联在海峡地区拥有建立海军基地的权利；修改《蒙特勒海峡公约》；土耳其应调整与保加利亚的边界。
苏联的条件是相当苛刻的。卡尔斯和阿尔达汉原系土耳其帝国领土，19世纪时割让与沙俄，1921年苏与土订立的《苏土条约》及亚美尼亚、格鲁吉亚、阿塞拜疆3个苏维埃共和国与土耳其订立的《卡尔斯条约》中已明确解决了该两地的归属问题，苏联此时翻出历史旧账，显然有惩罚土耳其之意。至于监管海峡与在海峡建立海军基地的要求，则更侵犯了土耳其的切身利益。因而土政府断然拒绝了苏方的要求，此后双方均开动宣传机器，相互进行攻击。苏联直接支持土耳其境内的民族分离主义分子进行反政府的活动，而土耳其方面则由传统上的恐俄情绪转为激烈的反苏情绪，两国关系日趋恶化。
苏土反目，英美不仅幸灾乐祸，而且公开支持土耳其。针对6月7日苏联对土耳其的照会，美国在11月2日就修改《蒙特勒海峡公约》阐明了自己的立场。其要点为：海峡应在任何时候对任何国家的商船都开放；在任何时候对黑海沿岸国家的军舰都开放；除非得到黑海沿岸国或联合国的允许，否则海峡在任何时候都不得对非黑海沿岸国家的军舰开放。英国立即对美国的立场表示赞同，土耳其也认为原则上可以接受作为谈判的条件。
然而苏联却不买英美的账，于1946年8月8日再次照会土耳其、美国和英国，重申共管海峡和在海峡地区建立海军基地的要求。此后又以军事演习为由，在苏土边界集结重兵，试图迫使土耳其就范。苏联的举动，引起美英诸国的强烈反应，土耳其政府发出求援的请求。美国国务院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分别进行紧急磋商，并就此向杜鲁门提出了备忘录。一致认为，苏联的意图在于控制土耳其，而“土耳其本身是东地中海和中东最重要的军事基地”，如果苏联一旦得手，则美国必将难以阻止苏联势力向近中东地区渗透。经与英国磋商，美英两国决定采取强硬立场，共同支持土耳其抵制苏联的要求；美国军方还建议政府允许土耳其购买美国军火，对土进行军事技术援助。8月19日，美国对苏联发出照会，重申1945年11月2日照会的立场，并提出，美国坚决认为土耳其应是海峡防御的主要承担者，任何对海峡的攻击都将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过问。
8月21日，英国也发出了一份类似的照会。美英的态度无疑撑起了土耳其的腰杆，8月22日，土耳其拒绝了苏联所提出的有关海峡的要求。9月，美国派遣“罗斯福”号航空母舰率7艘战舰组成特遣舰队驶入东地中海水域，以示对土耳其的声援，随即又向土耳其提供了2500万美元的贷款，用于土耳其军队的装备建设。
由于美英的强硬态度，苏联对土耳其的打压被顶了回去。
苏土之间的这场危机，不仅影响了两国关系的发展，而且使美国趁机将手伸入这一地区，不仅使美国取代英国成为土耳其的头号“保护者”，而且在东西方“冷战”局面最终形成时，把土耳其纳入遏制苏联的全球战略之中，使它成为“巴格达条约组织”和北约的重要成员。
美英与苏联的对抗，在土耳其问题上爆发后，便一发不可收。时隔不久，他们又在伊朗问题上闹翻。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英苏结成反法西斯同盟，为了保障盟国间交通运输线的畅通，1941年8月25日，苏英联合决定，由苏军占领伊朗北部，英国占领伊朗南部。苏联方面声称此举系依据1921年苏伊条约第6条所采取的行动，即如果第3国企图把伊朗变成反苏军事基地，苏军为了自卫可进驻伊朗境内。而实际上苏英双方所遵循的仍是1907年英俄协议对双方在伊朗势力范围的划定。1942年1月，苏英伊三国在德黑兰订立同盟条约，规定苏英两国军队应在战争结束后6个月内撤军。同年10月，美国成立“波斯湾后勤司令部”，也派遣后勤供应部队进驻伊朗。
在1943年举行的德黑兰会议上，美英苏三大国首脑均对撤军问题和维护伊朗独立作出了保证。
1946年1月，伊朗政府正式向联合国提出控诉，指责苏联违背条约，制造伊朗内部分裂。苏联代表则辩称，撤军问题可以谈判，而阿塞拜疆人和库尔德人的分离活动则纯属伊朗内政，与苏联无关。后在苏联的压力下，伊朗不再坚持其对联合国提出的申诉。然而美英方面却不肯就此善罢甘休，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表示，如有必要，美国将动用军事手段。杜鲁门也致函斯大林，措词强硬地表达了美国的态度。美国政府还声称，一旦需要，美国将到联合国去提出苏军撤出伊朗的问题。由于美国的强硬态度，加之也不占多少理，说话不很硬气，苏联最后只好作出妥协，于是苏联和伊朗在1946年4月4日达成了苏军撤离的协议，条件是伊朗允诺将其北部的石油开采权长期租让给苏联。5月6日，苏军全部撤离后，伊朗政府在美英的支持下，完全控制了北部的局势。1947年，新选出的伊朗议会又否决了苏伊联合开采伊朗北部油田的协议。于是美国顾问和美国公司携带着武器与设备堂而皇之地开进伊朗，此时苏联除了表示抗议和警告外，已经无可奈何。在伊朗危机中，苏联遭到了严重的失败。
美苏对抗莫过于在战后德国问题的处理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德国问题是大国纷争的晴雨表。围绕战后德国问题，美国与苏联展开了激烈的争斗，曾几次出现兵戎相见、险些导致战争的危险局面。
早在欧洲激战之时，美国总统罗斯福就在德黑兰会议上对斯大林和丘吉尔说：为了使德国将来没有报复的能力，再惹起战端，就应在德国战败后，将它分割成100多个小省。斯大林和丘吉尔听罢，连声叫好，回去与法国一商量，法国更是大喜过望。
德法两国虽然山水相连，唇齿相依，但却是历史上的冤家对头。
当年拿破仑横扫欧洲，使德意志联邦中最大的普鲁士被迫割让半壁河山。
不料世事多变，后来，法国在普法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惨败于德国，几乎亡国，如此旧怨新仇自然令法国没齿难忘，趁此良机肢解德国，何乐而不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