旗昌在中国拥有两个第一：第一家在长江航线开启了轮船运输业务；设立了上海第一家外资专业轮船公司——旗昌轮船公司。
夜色渐深，其他的洋行早已偃旗歇店，唯独旗昌洋行一层的办公大厅里却依旧发出明亮的灯光。这是一幢砖木结构的三层建筑，外观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古典式样，底层是石砌外墙和一排拱形门窗，上面两层的清水红砖墙蔚然一新，显得格外独特。
此时此刻，洋行的董事们正聚集在一起，室内的空气中仿佛弥漫着一股硝烟的气息。旗昌的竞争对手们远远没有想到，一场精心酝酿的价格大战即将血腥上演。
“长江航线的水被搅得越来越浑了，连广隆、吠礼查这样的三流洋行都争先恐后地成立了轮船公司。还有清美、美最时，虽然没有成立公司，却也肆无忌惮地购置轮船投入航运，让人更气愤的是那些不知主顾的‘野鸡船’，也闯到这里觅食。各位，我想现在已经到了我们必须下决心来整顿长江航运秩序的时候了。”
福士，一位满头棕发的年轻人，开门见山地表明了自己的意见。
坐在他对面的波特，用一种充满火药味的语气，表示赞同：“是该教训一下这帮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们了。压低我们的运费，不出一个月，就让他们全都滚出长江。”
另一位董事奥弗韦格，抱着双臂舒适地靠在椅背上，缓缓地说：“我想……降低运费的做法已经无须讨论了。需要讨论的是……下降的幅度是多少，才能达到我们的目的。”
波特稍作思考：“至少应该从现有的每吨货物7两5钱下降到5两。”
福士持有异议：“这个幅度还不够。应该调低到每吨3两，这样才足以构成杀伤力。”
波特轻蔑地笑了笑，反驳道：“年轻人，你是想以牺牲我们的利润为代价来打响这场战役吗？如果是那样的话，这个想法简直太幼稚了。”
福士毫不示弱地回敬：“价格这把剑，只有具备一定实力的人才配使用它。我们要通过它，让对手知道你有实力，还要让他们从今以后相信，你随时都敢于使用这种实力。”
波特还想争辩什么，却被总经理金能亨摆摆手制止了。
这是一个留着俾斯麦式胡须的中年男人，他用一种高昂的语调说：“我同意福士先生的观点。我们的价格之剑不出则已，一旦挥出就必须要刺中对手的要害。要让他们受伤、让他们流血。不过，坦率地说，即使把运费降到3两，我认为……这个幅度还是不够。”
整个会议室顿时安静下来，除了记账员米勒在低头核算着手里的一堆数据之外，所有的人都把诧异的目光投向了金能亨。
“我们要把运费降到——每吨货物只收2两。”金能亨的语气虽然平静，但众人却都感受到了一股无形的杀机。
天呐！从75两降到2两，一吨货物少了5两的收入，以一艘船平均载重1000吨来计算，每次航行就要少收入5000两。再加上船只日常开支、维护、修理的费用，即使这次价格战重创了敌人，旗昌自己也难免元气大伤。
金能亨难道疯了吗！
他环视了四周一眼，抽出一支雪茄，慢悠悠地点燃，轻轻地吸了一口：“诸位可能会怀疑从现有的运费调低到2两，会不会给我们造成亏损。可事实恰恰相反，只不过……利润低得有点可怜而已。”
说到这，金能亨提高声调，对坐在最远处的米勒喊道：“米勒先生，请把计算利润的那张表格给诸位先生们过目。”
“好的，先生。”米勒答应了一声，依次发给了每位董事一张报表。
“如果按这样的价格运行一个月的话，‘湖广号’的盈利是1500两，‘四川号’是730两，‘江西号’是800两……”为了让大家能明白其中的道理，金能亨进一步解释，“目前，在整条长江航线营运的轮船共有17艘。我们有5艘，还有宝顺的两艘——‘飞似海马’、‘气拉度’，再加上怡和的两艘，其他拥有一艘轮船的洋行可以忽略不计。以上海至汉口为例，拥有两艘船的洋行，每周只能往返一次，而我们是它的一倍。由于数量上的优势，所以能够保证在其他洋行的轮船全都航行的时候，我们始终会有一艘停泊在码头上，用来满足客商随时配货的需求。这种通过规模形成的优势，是那些仅仅拥有一两艘轮船的对手们完全不具备的。”
“我支持金能亨先生的提议。”听了金能亨的阐述，福士第一个举手赞同，“他是一位杰出的商业天才。”
“金能亨先生，我不得不提醒您……”许久一言不发的总买办买办：旧中国时期，受雇于外商并协助其在中国进行贸易活动的中间人和经理人。一般而言，他们既是外商的雇员，也经营自己的商号，是独立的商人。兼华人董事陈煦元字斟句酌地说，“这样的降价——是屠杀。”
金能亨不置可否地一笑，随后严肃地说：“陈先生，实在没有别的办法。我也是为了更好地保障公司里华人股东的利益，才被迫这样做的。”
说完，他再次提高声调：“我们的目的是要打痛宝顺，震慑怡和，把琼记赶出长江。中国人有一句话，‘老虎的屁股摸不得’。我要让他们知道，老虎的屁股虽然可以摸，但一定要付出代价——惨痛的代价！”
房间里稍稍静默了一会儿，随即传来一阵轰然大笑的声音。陈煦元望着在坐的诸人，无奈地摇了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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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一年之中的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天津，只有冬天的两三个月是在保定的直隶总督府度过的。
到了“知天命”的年纪，意气风发和从容倜傥在他的身上已隐而不现，代之而来的却是在庄重沉稳之中透着一种不怒自威的锋芒。此刻，他正在花园之中神情悠然，心无旁骛地看着自己的亲兵头目赵立志舞刀。
盛宣怀——李鸿章的亲信幕僚。手里拿着一沓报纸，步履匆匆地从外面进来。见李鸿章在观看舞刀，便放缓了脚步，伫足在他身边，一同观看。
李鸿章似乎没有发觉盛宣怀，依然饶有兴致地怡然自顾。
刀锋在阳光的照射下发出夺目的光芒，隐隐之中透出一股逼人的杀气。赵立志的动作大开大阖，如行云流水，没有半点凝阻窒碍。须臾之间，一套六合刀法已练完。赵立志收式站定，呼吸自然，没有半点疲累之态。
“好！”盛宣怀高声喝彩。
“你的刀法是越来越纯熟了。”李鸿章哈哈一笑，“去府库领赏！”
“谢中堂大人！”赵立志收刀入鞘，躬身拜谢之后便退了下去。
李鸿章转过身，对盛宣怀微微一笑：“我这身子骨虽说是越来越不中用了，可常看他们比划比划，也能多提醒一下自己，是从鞍马上过来的人，不要忘了居安思危。”
盛宣怀说：“孔夫子说：‘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中堂身居庙堂之高，雄视四海之远，犹能不忘圣人之遗风，不免让卑职顿生高山仰止之感。”
“我哪里敢和圣人相提并论？只不过尽自己之力做一些该做的事罢了。”
两人边说边走入内堂，李鸿章意味深长地说：“杏荪盛宣怀，字杏荪。江苏武进人。曾创办诸多“中国第一”的近代企业。如：第一家电报局——中国电报总局、第一家铁路公司——中国铁路总公司、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等。，人们常说‘做大官，办大事’，似乎只有先做了大官才能办得了大事。我们不妨反过来看，一个人若先办成大事，自然也就可以做得大官。其中的道理，你以后会慢慢体会到的。”言毕，拿起书案上的一块方巾，一边擦手一边示意盛宣怀坐下说话。
盛宣怀若有所思地眨了眨眼，便躬身道：“中堂教诲，卑职必当永铭于心。”
李鸿章在太师椅上坐定，继续说：“可这话又说回来了，庙堂之高，何其危哉！其实，哪个不想置身事外，做一只闲云孤鹤，终老山林。”
“话虽如此……可树欲静而风不止。”盛宣怀也坐下来，把手里的那沓报纸放在桌上说，“宋晋奏请裁停福州船政局和江南制造局的事，不知怎么让报馆知道了，上海的各大报纸都纷纷登了出来。一时间，有关中国是否应该继续制造轮船的争议，遍及整个上海，现在这事儿已经闹得沸沸扬扬了。”
“挑有用的念来听听。”李鸿章靠在椅子上闭目养神。
盛宣怀挑出一张《上海新报》，念道：“《荒谬的论调》：轮船，是一个国家和民族从野蛮走向文明的标志，为节省经费而停止造船，这是一个多么荒诞不堪的论调……”
李鸿章摆了摆手，盛宣怀又挑出一张报纸，读道：“停造轮船，固然有损于一个国家的体面，但制造轮船也不能代表一个国家的实力。因为轮船和国家之间，本来就没有逻辑上的必然联系……”
“胡说。”李鸿章淡淡地吐出两个字。
盛宣怀又拿起一份《申报》：“《论中国轮船进止大略》：轮船者，得其道则转败为功，失其道则虽利亦害。何谓得其道？无他，但改官造为商造一言而已。只因官若停造，则厂基、机器之费无可补，人工匠役之身无所靠。若以招商接任之，则前之所费皆可收回，工役之人亦无失业之叹……”
“这篇文章听起来还有那么点意思。”李鸿章缓缓睁开双眼。
听李鸿章这么一说，盛宣怀便把报纸递了过去，李鸿章接过报纸，眯着眼睛一边看，一边缓缓地说：“现在外面动静闹得大，各地督抚的动静也不小。何璟支持宋晋的提议，文煜这只老狐狸没说行也没说不行，左宗棠和沈葆桢则坚决反对，力谏皇上造船停不得，闽、沪二局更撤不得。现在是针锋相对，面对面顶上了，朝廷也是举棋不定，没个主意。”
盛宣怀不失时机地说：“朝廷现在……最想知道的是中堂的意思。”
李鸿章不置可否地微微一笑，微微晃了晃手中的报纸：“这‘变官造为商造’的提法，还颇有些独到之处……”
盛宣怀注视着李鸿章，静静等待着下文。
李鸿章放下报纸，起身走到自己的书案前，拿起自己的水烟袋吸了一口说：“宋晋的论调有三：一是徒费国币以百万计；二是朝廷与洋人早经议和，再造兵船必会引起他们的猜疑；三是我们自制的兵船即便与西方列强交战，也占不得上风……”
李鸿章缓缓坐下：“士大夫囿于章句之学，而不知我国实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自强之道，在于师其所能，夺其所恃。若我真能深通其法，愈学愈精，愈推愈广，又焉知百数十年后不能攘夷而自立？”
李鸿章又吸了一口烟，重重地吐了出去：“怕引起洋人的猜忌？笑话！日本，弹丸小国，近来与西洋通商，开设铁厂，制造轮船，推广使用西方火器，难道他们是存了一个谋图西方列强之心？不过是为了自保而已。日本为求自保，反而逼视中国，我们难道就不能为自保而亡羊补牢，未雨绸缪？没事的时候，耻笑西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一旦有事，则惊叹外国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他们不知道，洋人视兵轮火器为身心性命之学已数百年矣！”
盛宣怀略微思忖了一下：“我们兴办洋务本来就没有驰骋域外之意，不过就是想守疆土，保和局。退而言之，纵然我们现在所造的兵船打不赢西洋各国，但自保尚且有余，而洋人也会因此不敢轻举妄动。如果因为我们的船没有他们的坚，炮没有他们的利，而放弃了制造，就更会被他们轻视，一旦出了事，就只能拱手听命了。”
李鸿章点点头，轻喟道：“再说了，他宋晋是什么人？翁同龢的一丘之貉罢了。”
盛宣怀似乎听懂了李鸿章的弦外之音，但沉默着没有做声。
李鸿章长叹了一口气：“其实轮船能不能继续造，关键在于一个字——钱。朝廷现在拿不出这笔钱来，沈葆桢也没想出怎么筹钱的法子。我之所以迟迟没有复奏，就是在思忖一个万全之策。”
盛宣怀沉吟道：“筹钱的办法无外乎开源、节流。”
“左宗棠倒是想了个节流的好法子。”
盛宣怀忙问：“什么法子？”
李鸿章把水烟袋往桌上一顿：“停了制造局的造船经费，全部转拨给船政局，好让制造局专心生产枪炮。”
盛宣怀听李鸿章这么一说，不由笑了：“制造局乃中堂一手创办，左宗棠此举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李鸿章说：“不过是釜底抽薪的平衡牵制之术罢了，我也懒得去跟他理论。咱们先不必考虑节流，要多在‘开源’上做文章。”
盛宣怀从李鸿章的语气中蓦然明白了什么，小心翼翼地问：“听您的口气，莫非已成竹在胸？”
李鸿章说：“成竹之说现在还为时过早，可我却偏偏不信这轮船造不下去。”
盛宣怀脸上的困惑之色又深了一些。
“朝廷缺银子，可商人有。”李鸿章沉吟道，“我想到两个法子：一是小打小闹。让闽、沪二局把造出的轮船租给商人，或者干脆卖给他们，让他们自行运载货物；二是造出些声势来。我们若能招徕到商人的投资，便可以和他们一道，开设一家轮船航运局，专门承运货物，赚取运费。这样一来，造轮船不就有钱了吗？”
“自轮船直入中国以来，天下商民称便，由此可知，轮船为中国必不能废之物。况且闽、沪二局设意甚深，既已兴之，又怎可轻易言废？”盛宣怀听李鸿章说完之后，不由眼睛一亮，“若真能依中堂所言，暂则为节流，久则为开源，转弱为强，系此一举。”
李鸿章微微一笑：“这么说，你也赞成这个主意？”
“‘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卑职以为，小打小闹不如就算了，还是应着重商榷招徕商人经办之法。华商不如洋商之处，在善于取巧，畏于远谋。况且，中国官、商久不联络，各行其是。官员不顾商情，商人不筹国计。而欲筹国计者，必先顾商情，倘若商不能自立，则国一蹶不可复振。”盛宣怀停顿了片刻，“卑职再三思忖，觉得这件事不是不能为之，而是该如何为之。”
“噢？说说看。”
盛宣怀说：“轮船局试办之初，必先一扫官场之陋俗，为官者不能与商人争利，而要为商人设身处地着想。如此一来，闽、沪二局便可兵舰与商船并造，采商之资，偿兵之费，息息相通，生生不已。”
李鸿章一边听，心里一边暗喜：自己一手培养的幕僚虽然年纪尚不及而立，居然有如此远见卓识，若是再经一番历练之后，或可成就大器。
想到这，李鸿章说：“天下大事，枢机莫不在于人。此事若要办成，自需有体恤商人，熟悉商情，且公廉明干，并为众商所深信之人出面主持方才可行。”
盛宣怀刚要说什么，却欲言又止。
李鸿章迅速捕捉到了这个细微的变化，深会其意地说：“杏荪，我想就由你来草拟一个轮船招商的章程，把你我二人刚才的想法梳理、润色一下。你看如何？”
李鸿章的一席话，正中盛宣怀的心思。况且，李鸿章一开始便暗示他“做大官与办大事”之间的关系，而“轮船招商”就是一项开风气之先的“大事”。这对自己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机遇。
盛宣怀急忙躬身说：“承蒙中堂厚爱，卑职敢不从命。”
李鸿章哈哈一笑，捋了捋胡须说：“杏荪，准备纸笔，关于朝廷裁撤闽、沪二局的事，我这就复奏皇上，我念，你记。”
盛宣怀忙找来纸笔，李鸿章起身走了几步，略微思忖了一会儿，沉声念道：“《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臣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即“北洋通商大臣”的简称，即“办理牛庄、天津、登州三口通商之事务大臣”。李鸿章跪奏……”
旗昌轮船码头，地处华商云集、水陆交通极为便捷的十六铺北首。与之配套的，还有容量高达三万五千吨的货运仓栈。旗昌轮船公司正是凭借这得天独厚的地利优势，在与宝顺、怡和的竞争中占尽了先机。
唐廷枢几乎每天都会到这转上一圈，了解一下旗昌的航运动态。旗昌码头，可以说是长江航运业的晴雨表。无论刮风下雨，旗昌有什么动向，都会第一时间在这里呈现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