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武装之后，我们可以进一步讨论一种我们当然不能省略的建议。人们可能会问“为什么”你们这么固执地把后来性生活赖以发展的童年期的表现根据你们自己的不确定的论据称为是性的呢？为什么你们不满足于只描写它们的生理方面，不满足于只说婴儿早已有了为吸吮而吸吮，或对粪便的依赖等活动，以此向我们表示他在追求“器官快乐”（organ—pleasure）呢？这样，你们就可以避免假定很小的婴儿就具有性生活以致引起人们的反感了。——确实，先生们，我并不反对器官快乐。我知道即使是性交的极度快乐也只是一种与生殖器活动有关的器官快乐。但是，你们能告诉我这种起初都是无足轻重的器官快乐究竟是什么时候才获得后来发展阶段中所拥有的性特点吗？我们对“器官快乐”的认识比对性生活的认识更多吗？你们会回答说在生殖器官起作用时它才获得了其性特点；“性的”与“生殖器的”相对应。你们甚至要拒绝由变态所引起的障碍，向我们指出尽管变态不必依赖于生殖器的接触，但毕竟它更多地是以生殖器来达到性欲顶峰的。如果你们根据变态的存在否定生殖与性的实质特征的关系，并且赋予生殖器活动以适当地位，那么你们就处于强有力的位置来决定什么是“性的”的特性。但是，如果真的如此，我们就不再有分歧了：它不过是生殖器官和其他器官之间的一个问题罢了。然而，其他器官可以用来代替生殖器官来寻求性的满足的论据很多，如就正常的接吻、淫荡的变态实践，或癔症症状来说，原属于生殖器官的刺激信号，感觉和冲动，乃至于生殖器的勃起等通常可由其他的器官或较远的身体区域所取代——如上至头和脸等。这样，你们看作性的主要特性的东西都不再存在了，于是，你们无疑会像我一样不得不下定决心将所谓“性的”的描述也扩展到童年期的寻求器官快乐的早期活动。
现在为了进一步合理化，还有其他两点必须请你们思考。像你们所知道的一样，我们把儿童早期所有寻求快感而不十分明确的活动称之为“性的”，因为在分析过程中，我们由症状而得出这种活动，我们所采用的都是无可争辩的性材料。请允许我假定它们自身不必是性的，但请让我用一个类似的例子来说明。假如有两种不同的双子叶植物，像苹果树和豆科植物，我们无法观察其种子发展的经过，但在这两个例子中，我们都能够从充分发展的单个植物回溯其发展过程，直到起初为带有双子叶的种子植物。这双子叶很难辨别，它们在两种例子中十分相似。那么我是否因此可以断定它们最初真的很相似，只是到了后来植物发展时才产生苹果树和豆科植物之间的特殊差异呢？或者是否从生物学的角度更正确地相信这种差异虽然在双子叶里看不出来，但这种差异早已存在于种子植物之中呢？而我们把婴儿寻求快感的活动称作是“性的”，也是出于这个道理。这里我不能讨论是否各种器官快乐都应被称为性的，或除了性的以外是否还有另外的快感不能称为“性的”。对于器官快乐和其决定因素我知道得实在太少；根据一般的回溯分析的特点，如果现在对于最后所得到的东西是不确定的因素，我并不感到吃惊。
还有一件事，总的来说，你们想要做出的假设——儿童的性纯洁——缺乏论据，即使你们成功地使我相信最好不要以为婴儿的活动具有性意味。因为儿童的性生活从3岁起已确信无疑地表现出来了：大约在这个时候生殖器官已开始萌动，这个时期幼儿开始手淫，或经常地手淫来寻求生殖器官的满足。性生活的心理和社会观察也不容忽视；对象的选择，对特殊人的情感偏好、决策，甚至偏爱某一性别、妒忌等，所有这些都先于并独立于精神分析而为公正的观察事实所确立；并且它们还可得到留心观察幼儿行为表现的任何观察者的证实。你们会反对说你们从来都不怀疑情感的早期觉醒，只是怀疑这种情感是否带有“性的”特点。确实3至8岁的儿童已学会了隐藏这些情感。如果你留心的话，你会收集到足够多的有关这种情感的“性”目的的证据，而你们在此之后还缺乏的东西都可以很容易地通过分析探索得以很好的补充。这一生活时期的性目标和我已给你们举过的一些例子中的性的窥探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当然，这些目标的变态特点依赖于儿童的组织成熟，因为他还没有发现性交的目的。
从6岁到8岁起，我们可以看到性发展的停滞或退化现象。这种情况是最为有利的文化作用的结果，应当被称为潜伏期。这种潜伏期也可以缺省：这个时期性活动和性兴趣不必完全停止。潜伏期开始之前的大多数经验和心理冲动现在成为幼儿健忘症的牺牲品——这就是幼儿期经验的丧失（我们已讨论过），因此，我们就不能再次回忆起早期的经验了。各种精神分析的任务都是将这种遗忘了的时期召回到记忆之中。我们不能不假定这时期的性生活从开始就为其被遗忘提供了动机——实际上，这种遗忘是一种压抑的结果。
从3岁起，儿童的性生活和成人的已有很多相同之处。就我们所知，与成人的不同之处在于：儿童的性生活由于生殖器尚不成熟而缺乏稳定的组织；变态特性的存在；以及整个倾向十分微弱。从理论的观点来看，这种最为有趣的性阶段或我们称之为力比多阶段（libidinal）的发展早于这个时期。这个过程发展得很迅速，我们甚至不能成功地通过直接观察把握其稍纵即逝的情形。只有在精神分析对神经症的探索的帮助下，才有可能辨别清楚更早期的力比多发展情况。这些都是构想，如果你们进行实际的精神分析工作，你们就会发现它们是必要的和有用的构想。你们不久就会知道它是如何得出的，病态的现象时常能够使我们弄清楚那些在正常的情况下容易忽视的情况。
这样，我现在可以给你们描述确立生殖器的主要地位之前儿童性生活所采取的形式。这在潜伏期之前的幼儿初期就已经有了基础，从青春期开始有了永久的组织。在这种生活早期，有一种松散的可称为“前生殖的”（pregenital）组织存在。在这个阶段处在前面的不是生殖部分的本能，而是虐待狂的和肛欲的本能。这里“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区别尚不起作用。它的位置由“主动的”和“被动的”之间的区别所取代，而这个区别可看作性的“两极性”（polarity）的先驱。我们从生殖器阶段的观点来看时，所有男性的表现容易转变为支配的冲动，并且有时还易于转化为虐待行为。带有被动目标的倾向则多与这个时期很重要的肛欲的性感带有关，窥视和好奇的本能强有力地在起作用；生殖器实际上在性生活中只起排尿的作用。这个阶段的部分本能并不是没有对象，但这些对象不必合成为单一的对象。这个虐待的、肛欲的组织是性器主导阶段的直接先导。深入细致的研究表明，这个组织在后来定型的状态中保存多少，并且研究也表明这些部分本能是被迫通过什么途径而能够在新的性器组织（genital organization）中占据其位置的。在力比多发展的虐待的、肛门的阶段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更早的、更为原始的组织阶段，其中嘴这个性感带起主要作用。你们可以猜测到，吸吮的性活动属于这个阶段。古代埃及人的艺术、绘画中的儿童都把手指放在嘴中，包括神圣的贺鲁斯（即埃及的鹰头神）也是如此，他们对人性的理解令人敬佩。最近的阿伯拉罕（1916）也通过例子说明，这种原始的口欲阶段在后来的性生活中依然得到了保存。
先生们，我可以假定这最后所讲述的性组织与其说是教你们，不如说是为你们设置障碍，这可能是由于我讲得太细的缘故。但你们一定要有耐心。刚才所讲到的内容对你们以后的应用是很有价值的。目前你们应坚信性生活（我们称作力比多机能）不是一经发生就有其最后的形式，也不是按照自己的样子发展起来的，而是经过了各种各样的不同阶段。因此，它的发展是重复多次的，正像毛虫变为蝴蝶的情况一样。这个发展的转折点是将所有的性本能组成部分从属于性器的支配，并且使性生活受生殖机能的支配。在此之前，性生活被描绘为错乱——不同的组元本能独立地活动寻求器官快乐。这个无政府状态受到“前性器的”（pregenital）组织的原始的调节——先于虐待、肛欲阶段的或许是更为原始的口欲期。另外，还有许多仍不完全知道的过程。这种过程从一个组织阶段过渡到随后一个更高的阶段。我们随后会知道力比多发展所经过的许多时期对于了解神经症究竟有什么意义。
现在我们接着谈这种发展的另外一面——即部分性本能与其对象的关系。但我们对这种发展只能做粗略的说明，以便多留些时间来论述它的后果。性本能的一些组成成分，起初具有对象并且坚持不变——例如，支配的本能（施虐狂）和窥视本能。其他的则与身体的某个特殊的性感区具有更为确定的联系，只有它们一开始仍与无性机能的身体部位相联系才有了对象。而当它们从这些机能中分离出来时，才放弃这个对象。这样性本能口欲部分的第一个对象是母亲的乳房，它满足婴儿的营养需要。在为营养而吸吮时这种情爱成分原也可以满足，但在为吸吮而吸吮的动作里则使其独立出来；它放弃了外部的对象，而代之以自己身体的某个部位。口欲本能复为自淫的，这与肛欲以及其他性感本能一开始便为自淫的相类似。简要地说，进一步的发展具有两个目标：（1）放弃自淫，再次以外界的对象取代自己身体。（2）将各种单独本能的对象组合起来，由一单独的对象来取而代之。当然，这只有在目标对象再次为和自己一样的整个的身体时才可获得。除非许多自淫的本能被化为无用的东西放弃，否则这也很难奏效。
发现对象的进程是相当复杂的，并且至今对此还没有有关的详尽论述。为了我们的目的，可特别地指出以下事实：在青春期之前的童年期，当这一过程在某些方面已完成时，那么所发现的对象几乎与口欲的快感本能由营养而选取的最初的对象是一致的。尽管实际上不是母亲的乳房，但至少可以说是母亲。因此我们称母亲为第一个所爱的对象。因为我们所说的爱着重于性倾向的精神方面，而暂时不管或抛开这种倾向的身体的或“肉体”的本能要求。在儿童以母亲为爱的对象时，他们已开始受到压抑作用的影响，并且开始忘记自己性目标的某一部分。这种以母亲为爱的对象的选择称为“俄狄浦斯情结”（Oedipus complex），这在对神经症的精神分析解释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也成为人们反对精神分析的重要原因。
欧战时发生这样一个故事：在波兰的某个德军前线上，有一位信仰精神分析的医生，他由于有时对病人有出人意料的影响，引起同事们的注意。在人们问及他的时候，他承认自己使用的是精神分析方法，并说他准备将他的知识传授给其同事。这样，军队里的医生、他的同事和他的上级每晚都聚到一起听他讲精神分析。开始的时候，演讲进行得很顺利，但在他讲到俄狄浦斯情结时，一位长官对此表示怀疑，并指责他把这种事讲给为国捐躯的勇士及做父亲的人，不免使人感到低级趣味，这样，他被禁止再进行这种演讲。结果，这位分析家不得不转移到前线的其他部分。然而，如果德国的胜利要求科学以这种方式得到“组织”，这在我看来是一件糟糕的事情，并且在这种组织之下，德国的科学也不会繁荣起来。
你们现在可能急于知道这种可怕的俄狄浦斯情结的内容。从它的名字就可知其意。你们都知道希腊传说中的俄狄浦斯国王的故事，受命运的决定，他要杀父娶母，他竭尽全力来避免这神谕所预言的命运，但最终当他发现自己不知不觉地竟真的犯了这二重大罪，于是深悔不已，自己将双目刺穿来作为惩罚。索福克勒斯将这个故事改编为悲剧，我希望你们大都可以自己体会这个故事的动人之处。这位雅典的剧作家的作品展示了一种方法，即通过长时间巧妙的询问，以及新证据的不断发现，使俄狄浦斯很久以前的习性逐渐暴露出来，这种询问的经过与精神分析的进程具有某种相似之处。在对话中，不明真相的母亲和妻子约尤斯达对这种持续的询问表示反对。她表示有许多人都梦到与其母同居，但这种梦应是无关紧要的。我们则认为不应轻视梦——尤其是许多人都做过的典型的梦。我们坚信约尤斯达所指出的梦与这种传说的怪诞可怕的内容具有密切的联系。
令人吃惊的是索福克勒斯的悲剧并未引起听众的怒骂——这种反应与那位头脑简单的军医（army doctor）相似，但更有理由。因为它基本上是一种不道德的作品：它描绘某种神力指定某人要犯某种罪过，即使由道德冲动反抗这种犯罪的行动，也都无济于事，最终使个人逃脱社会的法律责任。很容易假设作者想借这个神话故事表示其对上帝和命运的控诉，在对上帝进行批评和表示敌对的欧里庇得斯的手中，很可能确实有这种控诉。但是，对于虔诚的索福克勒斯来说，他绝不会有这种含义。他认为尽管上帝可以预定我们要犯某种罪过，我们也必须顺从其意志，这才称得上是最高的道德，甚至在它助长罪恶时也是如此。我想这种道德不是这个戏剧的要点，而且它对剧本的效果并不产生任何影响。观众并不会因此受到感动；他的反应不在于此，而在于传说本身的神秘意义和内容。他的反应就好像是通过自我分析，他已认识到了自身的俄狄浦斯情结，并且上帝和预兆的意志就是他自己的潜意识的令人高兴的化装物。似乎他被迫记住两个愿望：去除父亲和取代父亲的位置娶母为妻。他又对这两个愿望感到可怖。他明白剧作家的声音就好像在对他说：“在与这些罪恶意图的对抗中，你对你的责任进行抗争和对你所做的一切进行反抗，这些都是徒劳的。你对无法打消这些恶念感到内疚；它们仍然存在于你的潜意识之中。”这其中包含着心理学的真理。即使将自己的邪恶冲动压抑到潜意识中，并且想要随后告诉自己他已不再对它们承担任何责任，但他仍然以罪恶感而意识到这一责任，尽管他并不知道这种罪疚感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