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精神分析治疗中，我仍使用你们从释梦所熟悉的同样的方法。我们教导患者自己先安静下来，进行自我观察，然后，向我们依次报告他能够内在觉知到的一切情况（包括情感、思想、记忆等）。同时，我们警告他，不要对联想到的观念有所选择或取舍，不论是由于那些观念太“令人讨厌”或是太“无聊”而难以出口，或者因为它们“太不重要”、“太不相关”、“太无意义”而不值得诉说等。我们促使他只注意其意识到的东西，不要对这些发现做任何形式的评价。并且我们要向他保证治疗的成功，特别是治疗时间的长短，都依赖于他是否遵守这个基本的分析技术规则。我们从释梦的技术中已知道引起疑虑和否认的联想，时常包含着导致揭示潜意识的材料。
通过建立这第一个基本的技术规则，我们获得的第一件事就是患者把它作为抵抗攻击的目标。患者以各种方式来逃脱它的束缚。一会儿，他表示他什么也不知道，一会儿又说想到的事情太多以致无从选择。接着我们吃惊地看到他忽而批驳这一观念，忽而又批驳另一观念。这可以通过他谈话时所出现的时间停顿推想而知。随后，他承认他确实有某种东西不能讲出来——即他感到很羞愧，于是由于这个理由他不再信守诺言了。或者他说他想到了某事，但它与另外一个人、而不是他自己有关，并因此不能讲出来。或者，他现在想到的实在太不重要、太愚蠢和太无意义，我不可能会让他想这样的事情。就这样用各种方法拖延着时间，他只是不停地说要讲出一切，结果什么也没有讲出。
我们遇到很多患者总设法将自己思想的某一部分隐藏起来，来阻止对他的治疗。一位男子十分聪明，他就曾以这种方式把他个人的爱情经历隐藏了数星期之久，在指责他破坏了神圣的规则时，他自我辩白说，他认为这个特殊的故事是自己的私事。当然，分析治疗不能容许患者有这种庇护权。要是这样的话，那就相当于我们一方面设法捕拘罪犯，一方面却又允许在维也纳城内设一特区，禁止在马克特广场或圣斯蒂芬教堂抓人。那么，我们肯定可以在这个避难所找到他。我从前也曾有一次允许给某男子以这种例子的权利，因为他须恢复其做事能力，而他是一位文官，由于受到誓约的束缚，他不能将某种事告诉外人。他对结果表示真正的满意；但我却不如此。我决定从此不再进行这种条件下的治疗工作。
强迫性神经症患者以其多心或怀疑知道如何使我们的规则成为几乎无用的东西。焦虑性癔症患者有时也成功地使这些规则变得荒诞可笑，他们只产生一些牛头不对马嘴的联想，这无助于分析的进行。但是，我不想让你们知道这些技术上的困难，你们只要知道通过我们的决心和坚韧不拔的精神，最终成功地使患者从抵抗转向遵守这些基本技术规则——然而，这种抵抗又转向另一个方面。
它现在以一种理智的抵抗出现，它将一般人所指出的精神分析学说的困难和不可靠之处引为自己的论点，来反对这种理论。我们现在的命运是从每一位患者的口中听取科学界对我们所施加的一切批判和反对。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所有这些从外界传入我们头脑中的呐喊没有一个听起来是新鲜的。这是小茶杯里的风浪。但是患者是愿意接受治疗的；他急于让我们教导他、指导他、驳倒他，给他介绍些文献，以便他可以得到更进一步的指导。他很易于成为精神分析的拥护者——在这种分析由他个人单独进行的条件下。但我们可以把这种好奇看作是一种抵抗，看作是他想借此逃避我们的特殊任务，这我们当然不能允许。在强迫性神经症病例中，我们预料到一种特殊的抵抗方法。患者时常会允许分析顺利地进行，以便能够使其疾病逐步明确。然而，直到最后我们才开始对这种分析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感到奇怪。最终我们认识到强迫性神经症的这种抵抗又回复到以怀疑为特征，这使我们束手无策。患者似乎在说：“是的，这都很好，很有趣，并且我很高兴能够继续下去。如果它真的有效，就会大大地减轻我的疾病。但我一点也不相信它真的有效；而只要我不相信它，它就不可能减轻我的疾病。”事情这样持续了很久，最终患者失去了耐性，终于又爆发出激烈的反抗。
理性的抵抗并非是最坏的：人们仍然可以战胜它。但患者也知道如何在分析的框架之内坚持这种抵抗，对这种抵抗的征服乃是技术问题中最为困难的一个。患者不是记起而是重复过去生活中的某种情感和心境，并使它们复活起来，通过所谓的“移情作用”（transference）来反抗医生和治疗。如果患者是一个男子，他时常从他与其父亲的关系中选取一些材料，并用医生来取代其父亲的位置，他以这种方式努力争取个人独立和思想独立，以示反抗；他也可能由于野心而反抗，而野心的最初目标就是力争与父亲平等或超越父亲；或者由于他为不愿使自己在其生活中再次背上感恩图报的包袱而反抗。这样，有时我们感到患者反过来认为是医生的过错，认为是医生使他自觉无能，企图击败他，并完全消灭他的治疗疾病的良好意图。妇女们为了达到其抵抗的目的，具有移情于分析者的天赋。如果这种依恋达到一定的程度，那么她们对于实际治疗的一切兴趣及治疗时的一切束缚都削弱了，她们惯有的妒忌，以及无论受到多么婉转的拒绝后所产生的怨恨，都破坏了她与医生的私人关系。这样，分析的一种强有力的动机作用消失了。
这种抵抗不应片面地受到谴责。它们包含着很多的来自于患者过去的最为重要的材料，而且这种材料的表现方式如此地令人信服，如果分析家具有精巧的技术，知道如何使这种抵抗转化为对分析的帮助，那么这些材料会成为对分析的最好的支持。然而，还有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这种材料时常成为一种抵抗、一种伪装，有碍于治疗。也可以说患者用来反抗治疗的就是他的性格特点和自我态度。在这种联系中，我们发现这些性格特点与神经症的决定因素有关，并是在与其要求的对抗之中而形成的。而且我们遇到的特性不可能正常出现，或者不能达到同样的程度，并且可能被描绘为潜隐的材料。你们不必形成这样的印象，认为我们把这些抵抗的出现视为是对分析治疗的意外冒险。不，我们知道这些抵抗是终究会出现的；实际上，只有当它们不能清楚地被唤起，并且能够向患者证明其存在时，我们才感到不满。确实，我们最终认识到战胜这些抵抗正是分析的基本任务，是保证我们已取得了治疗成效的那部分工作。
如果你们进一步地考虑患者时常以分析期间的偶然事件来阻挠分析的进行，如他利用分散注意的事物，或其所处环境中的权威人物对精神分析的指责，以及足以使神经症加剧的任一偶然的机体失调，甚至是他的境况的改善等原因。如果你们考虑到了所有这些，你们就已获得了一种近似的，尽管还不够完善的，有关抵抗的形式和方法的情况，每种分析都伴随着这种抵抗。
我之所以对这一点讲这么多，是因为我现在必须告诉你们，有关神经症的动力学观点正是基于我们经验到的神经症患者对治疗的抵抗。起初，我自己和布洛伊尔都分别用催眠法进行心理治疗。布洛伊尔的第一位患者完全在催眠暗示的状态中接受治疗。一开始，我也随着他用这种方法进行治疗。我承认这个时期，我的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用的时间也较短。但结果却常出现反复，并且疗效不持久，由于这个原因，我最终放弃了催眠法。我这时认识到，只要采用催眠的方法，就不可能理解这些疾病的动力。因为在这种状态下，医生是观察不到患者的抵抗的。尽管催眠取消了抵抗的力量，为分析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但是，抵抗的力量以一种无法攻破的方式聚集于这个领域的边沿，正像强迫性神经症中疑虑所产生的作用一样。由于这个原因，可以说在我取消了催眠的帮助之时，精神分析才算真正开始。
然而，如果对抵抗的认识变得如此重要，我们不应太草率地假定它的存在，而应对它做慎重的考虑。或许真的存在由于其他原因而使联想失败的神经症病例，或许对我们的假设的驳斥真的值得我们注意，并且或许我们随便地把患者的理智的批评视为抵抗而置之不理，这对患者来说是不公平的。但是，我要告诉你们，我们做出这种判断，并非是草率的，我们有机会观察到的是这些批判的患者在他们的抵抗出现之时和消失之后的情况。因为抵抗在治疗期间逐渐改变其强度；在我们探索一个新问题时，它总是增强；在我们要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它表现得最强烈；而在这个问题已处理完毕时，它即随之消失。如果我们不犯技术上的错误，我们也不至于立即引起患者有能力做出强烈的抵抗。因此，我们能够使自己相信在无数次情况下，在分析过程中，一位患者会忽而放弃其批判态度，忽而又重新恢复其抵抗。如果我们将患者感到特别痛苦的潜意识材料带入其意识，那么他会极力地表示抗议；他可能先前已理解和接受了许多，但现在就好像是这些获得一扫而光；在他极力地表示反抗时，他可能表现得像“情绪迟钝”（emotional imbecile）者一样。但是，如果我们成功地帮助他战胜这种新的抵抗，他就会恢复其理解能力。这样，这种批判力不是一种独立的机能，不值得如此地重视，它是其情绪态度的工具，并且受其抵抗的指引。如果有某种他不喜欢的东西存在，那么他可能很巧妙地予以驳斥；而合乎其胃口的东西，他反过来会信以为真。或许我们所有的人都没有什么两样，接受分析的人，他的理智之所以明显地受情绪的支配，就是因为在分析的时候，他受到强大的压力。
那么，我们如何说明患者奋力反抗症状的解除和心理过程恢复常态这一观察事实呢？我们已成功地发现了这种强有力的力量，它反对患者状况的任何改变；它们必定是过去引起这种状况的同样的东西。在这种症状的形成过程中，必定也有过某种过程，其性质如何则可以通过我们治疗的经验推想而知。从布洛伊尔的观察中我们已经知道，这种症状的存在有一个前提条件：一些心理过程在常态时没有进行到底——以致没有形成意识。这种症状就是这种未完成的心理过程的替代物。我们现在知道那些猜测在起作用的力究竟在哪里。一种激烈的反抗必定要开始于反对可疑的心理过程进入意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它仍然是潜意识的。作为潜意识的东西，它有力量形成一种症状。在精神分析治疗期间，这种同样的反抗又活动起来抵制我们将潜意识的东西转化为意识的东西的努力。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抵抗。我们建议把这种由抵抗所证明的致病过程称为压抑（repression）。
我们现在必须形成有关这种压抑过程的确定的观点。它是症状形成的前提条件，但它也是我们尚不理解的东西。我们举例来加以说明，某种冲动或心理过程想要转化为一种行动，我们知道它可以受到我们所称的拒绝或责难的抵制；这时，它能支配的能量得到削弱；尽管它可以保存于记忆中，但它也变得软弱无力。这整个的决策过程是在自我的知识范围内进行的。如果我们假定这同样的冲动受到压抑，结果将大为不同。在这种情况下，冲动的力量仍然存在，并且不会留下记忆痕迹；再者，压抑的过程不被自我注意就得以完成。因此，这种对比并没有使我们接近压抑的实质。
我要先给你们讲一些理论概念，压抑一词可因这些概念而具有较为明确的意义。为了这个目的，首要的是我们应从“潜意识”一词的纯粹描绘意义前进到这一词的系统意义（systematic meaning）。即我们认为一种心理过程是意识的或潜意识的，这只是其一种属性而不必是决定性的。如果一种这样的过程仍然是潜意识的，它不能进入意识可能只是它所经历的变化中的一个迹象，而不必是变化自身。为了形成这种命运的一幅图景，我们假定每种心理过程——我们必须承认一种例外，这我们以后再讲——起初都在潜意识状态或阶段之中，然后只有从这里进入意识状态，正如一幅照片起初是一张底片，只有印成正片后它才成为一张照片。然而，并非每张底片都有必要印成正片；每种潜意识心理过程也不必都转变为意识的。这最好可表示为：一个单独的过程起初属于潜意识系统，而随后，在某种条件下进入到意识系统。
对我们来说，最为便利的是把有关这些系统的最为粗略的概念比作一种空间概念。我们把潜意识系统比作是一个大的前厅，其中心理冲动像许多单个的人一样相互拥挤在一起。和前厅相连，有一个较狭小的房间（一种接待室），意识就停留于此。但是在两个房子之间的门口，有一个人站着在执行其机能：他审查不同的心理冲动，起到一个检查员的作用，如果这些潜意识使它不快，它就不允许它们进入接待室。你们立即就会看到，那位稽查者究竟是在门口逐出任何冲动，或究竟是等到冲动侵入接待室之后才将其赶回，那都不太重要。这只是一个他看守的严密程度，以及他怎样敏捷地识别出来的问题。如果我们保留这幅画面，能够进一步扩充我们的名词。前厅中的潜意识冲动是另一个房间中的意识所看不到的，起初它们必定呆在潜意识中。如果它们冲到了门口，并且被守门者赶回，那么它们不为意识所接受；我们把它们称为是被压抑的。但就是那些守门者让其跨越门口的冲动也不一定成为意识的；如果它们成功地引起意识的注意，那么它们才能成为意识，因此，我们应把这第二个房间称为“前意识”系统。在这种情况中，成为意识可保存其纯粹的描述意义。然而，对于任何特殊冲动来说，受到压抑意味着守门人不许它由潜意识系统进入前意识。这位守门者正是我们通过分析治疗的方法试图释放被压抑的意念时所知道的抵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