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讲精神分析和精神病学
女士们，先生们：
在新学年的开始，我很高兴又看到你们来继续参加我们的讨论。去年我给你们讲了用精神分析来解释失误动作和梦的方法。今年我想使你们对有关神经症现象有所了解。你们将会看到，神经症现象和梦及过失两者都存在着很多共同之处。但我必须首先警告你们，我不会让你们再和我保持像去年一样的关系了。那时，我每前进一步，总是先征求你们的同意；我和你们一起讨论了很多，并且对你们的反对总是做出让步——实际上，我承认你们的“共同感觉”常起决定的因素。可是，现在我们不可能再这样了，理由很简单，过失和梦都是你们所熟悉的现象，可以说你们有很多的经验或可以很容易地获得和我一样多的经验。然而，神经症现象这个领域对你们来说是陌生的；你们自己不是医生，除了我要给你们所讲的之外，你们没有获得这方面经验的其他途径；如果你们对这方面的材料不熟悉，再好的判断能力又有什么用呢？
但是，你们不要以为我的警告意味着我要给你们以教义式的演讲，并且只许你们无条件地接受。这样一种误解将阻碍你们的进一步的学习。我不想让你们迷信，我只想激起你们的思考，并且打消你们的偏见。如果由于缺乏有关材料的知识，你们不能做出判断，那么，你们暂时不必相信，也不必拒绝。你们应静静地听讲，让我所讲的东西对你们发挥作用。信仰是不容易获得的，如果你们很快获得，它们不久就会失去其价值，并且没有抵抗力。只有像我这样对这种材料研究过多年，并从中获得一些同样新的和令人吃惊的经验的人，才有权对这些问题表示信仰。然而，在学问上，这些轻信，这些突然转变，这些即刻的反对又有什么好处呢？难道还不清楚“一见钟情”的爱源于一种很不同的情绪作用吗？我们甚至不需要我们的患者将其对精神分析的事实的信仰带入到治疗之中，或坚持下去，这样一种态度时常引起我们的怀疑。我们发现最需要的态度是合理的怀疑主义。因此，你们也应努力允许精神分析的见解伴随着一般的或精神病学的见解，默默地在你们内心发展起来，直至找到机会使两者相互影响、相互竞争，以形成某种结论。
另一方面，你们也不应该认为我所讲的精神分析观点是一种推测系统。相反，它是经验的——不论是直接的观察表达，或者是根据这些观察而得出的结论。这些推导出来的经验是否适当和合理，那要看这门科学的进一步发展情况而定。而实际上，我毫不夸张地说，经过了近25年的研究，现在也算是上了年纪了，这些观察是专心致志和详细钻研的结果。我时常感到我们的反对者不愿意讨论这个理论的起源，就好像是他们认为这个理论只来源于主观决定，所以别人可以任意地指责。我们的反对者的这种行为，我是完全不能谅解的。这可能是由于这样的事实造成的：作为医生时常很少与神经症患者联系，并且很少注意到他们的讲述，以至于不能想象出从他们的说法中可能获得有价值的东西。我借此机会向你们保证在这些演讲当中，我将不涉及相反的观点，尤其是个人的。我从不相信“辩论是真理之源”这句话。我认为它来自于古希腊诡辩派的哲学，而诡辩派就错在过分夸大辩论的价值。相反，在我看来，所谓科学的论辩，从总体上来说则是没有多大效果的，更不用说论辩几乎总是各持己见的这个事实。几年前，可以说我生平第一次从事过一次正规的科学争论——对手是一位工作人员（慕尼黑的洛温费尔德）。最后，我们成了朋友，我们至今仍是朋友。我很久没有再重复这样的实验，因为我不敢保证争论的结果会是同样的。
现在，我这样公开地拒绝讨论，你们肯定会认为我太固执己见，而且太不虚心。我想这样回答：在人们通过艰苦的工作而获得信仰的时候，他同时就获得了某种权利来顽强地保持这种信仰。我认为在工作过程中，我曾在某些重要的地方修改过观点，用新的观点改变它们，替换它们——当然，每次修改，我都会让公众知道。可这种坦诚得到了什么结果呢？一些人不顾我曾做过的自我修正，至今仍继续批评我原来的假设，而这些假设对我来说很久以前就已不再具有同样的意义了。还有其他一些人则批评我善于变化，并认为我不值得他们信赖。当然，屡次改变观点的人是不值得信赖的，因为他最新修改了的假设也许仍然难免是错误的；但是努力坚持己见的人，或不愿很快让步的人，则必定被认为是固执而不虚心的！面对批判者们的这些矛盾的反对意见，除了仍然保持己见并按照自己判断行事之外，人们还有什么办法呢？我决心这样做，我仍将根据我新近的经验的需要，来不断地修改或撤销我的任何理论，但是根据我的基本发现，现在还不觉得有什么地方需要改动，并且也希望这在将来仍然是正确的。
因此，我现在给你们讲解有关神经症现象的精神分析观点。这样做，为了类推或对比，最好的方案似乎是一开始就与我们已遇到过的这种现象相联系。我先来讲一下症候性动作（symptomatic action），在我咨询时，常可以看到许多人表现出这种症候。一些人来我们的咨询室，用15分钟的时间向我们叙述他们多年的痛苦，我们这些分析者并不轻举妄动。医生会说：“没什么病。”并建议说：“你应接受点水疗法（hydropathic treatment）。”而分析者拥有更深入的知识，使之不会有这种表示。有人问我的一个同事，他是如何对付那些咨询患者的，他耸耸肩说：“我罚他们用很多的钱来赔偿时问损失。”因此，当你们听说即使是最忙碌的精神分析者也没有很多的病人咨询时，你们不会感到吃惊。我在我的候诊室与咨询或治疗室之间设有两个门，并装衬了粗纺呢。这种布置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现在时常发生的情况是，当我把一个人从候诊室带入咨询室时，他往往忘记关门，并且时常是让两扇门都开着。我注意到这一点，我就很不友好地让他回去，重新把门关上——即使是一位绅士，或一位时髦的女士。这可能给人以傲慢的印象。我有时在弄明白这个人自己根本不能关门时，也会认识到自己的这种要求是一种误会。而当和他一道的人能帮他做这一切时，我还是感到很高兴的。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我是正确的，因为不论是谁这样做，将医生的候诊室和咨询室之间的门开着不关，那么他是行为习惯很差的人，并且应受到不友好的对待。但在你们听完我的演讲之前，请不要误会这一点。因为部分患者的这种粗心大意只发生于只有他一人在候诊室的情况，他才因此不关门，如果有其他陌生人在那里和他一起候诊，这种情况就不会发生。在这后一种情况中，他很清楚地知道为了他自己的利益，在他与医生谈话时，最好不要让他人听到，这样他就不会忘记把两个门都关好。
这样，患者的疏忽既不是偶然的，也不是无意义决定的；并且它也确实不是无关重要的，因为，像我们所看出的一样，它会影响到新来者对待医生的态度。这样的患者是许多渴望世俗权威的人中的一员，他想要被推崇。他可以用电话安排一个他最方便的时间见面，他想象有许多人在寻求帮助的情景，就像欧战时杂货店外面所看到的情景一样。而现在他来到一个空候诊室，并且室内布置得很朴素，不免会感到失望。他认为医生应该对这种失敬负责：所以——他不去关候诊室与咨询室之间的门，他用这种行动向医生表明：“呸！这里现在没有别人，我在这期间恐怕不会有人来这里。”如果他的这种想法在开始时不受到打击，咨询期间他可能会表现得同样无礼和放肆。
对于这个小的症状性行动的分析不能告诉你们任何新的东西：（1）这种动作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动机、有意义和有意图的；（2）这种动作在可指定的心理背景中具有一定的位置；（3）这种动作通过小的线索可以提供更重要的心理过程的信息。但是，除此之外，发生这种动作的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个动作，因为留下两扇门不关的任何一位患者都不会承认他想要以此来表示其轻蔑，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还记得在他们进入空的候诊室时那种失望的感觉。但是在这种印象和症状行动之间存在着联系，这当然仍然不为他们的意识所知。
除了对一个症状行动所做的这个小分析之外，我们现在还要举一个对一位患者进行观察的例子。我选择这样一个例子，一方面是因为它使我记忆犹新，另一方面是因为它比较简单便于叙述。然而这种叙述中，也有许多细节是必不可少的。
一位年轻的军官休假在家，请我给他岳母治病，这位老妇人尽管家庭环境很幸福，但她却以一种很无聊的想法使自己和家属生活得很苦恼。这样，我认识了这位保养得很好的53岁的妇人，她性情友善而诚实，她坦率地给我讲了下面的故事。她和丈夫幸福地结婚并一起住在乡间，丈夫是一个大工厂的经理。她说丈夫对她恩爱备至。他们已经结婚30年，从来没有发生任何烦恼、争吵或嫉妒。她的两个孩子已幸福地结婚，她丈夫尽职尽责却仍不愿退休。一年前，她接到一封匿名信指控其丈夫正和一位年轻女子相爱，她信以为真，从此以后她的幸福生活被毁坏了。事件的起因更详细地说是这样的：她曾经雇了一位女仆，她们时常亲密无间地谈很多话题。这个女仆有一女友，和这位女仆相比出身虽不高贵，但在生活上却比较幸运。她努力获得一种商业训练，并进入工厂，而没有去当女仆，由于男职员服兵役去了，缺乏人手，结果她就被提升到一个待遇优厚的职位上。她现在住在工厂里，与所有的男士都有一些社会关系，她因此被称为“女士”（Frulein）。这样，那位在生活中很少成功的女仆当然就想要给她这位原先的同学捏造很多罪状。一天，老妇人与这位女仆谈论起一位来访过的男士。据说这位男士没和妻子住在一起，却与另一位女士同居。这位老妇人不知道这是怎么发生的，但却突然说：“如果我知道我亲爱的丈夫也有这样的事情，那真是太可怕了。”第二天，她收到邮局送来的一封匿名信，就好像是变戏法一样，信中告诉她的正是这种信息，信的字迹是伪造的。她断定这封信可能是不怀好意的女仆所为，因为信中说她丈夫的姘妇正是那位女仆所痛恨的女人。尽管这位老妇人立刻识破其骗局，她还是深受刺激，终于因这封信而得病。她变得十分地激愤，立刻把丈夫叫回，并大加责备。她丈夫大笑，否认此事，并把此事处理得很好。他找来一位家庭医生（也是一位工厂里的大夫），这位大夫努力安慰这位不幸的老妇人。他们所做的第二步行动也很合理。立刻解雇了女仆，而不是那假定的姘妇。从此以后，患者（老妇人）多次考虑了这件事，似乎不再相信这封匿名信的内容。但不久，只要她听到有人提及这位年轻女子的名字，或在大街上遇到她，就会重新引起她的不信任、痛苦和责备。
以上是这位老妇人的病史。和其他神经症相对照，不需要很多的精神病学的经验就可以知道：她在叙述她的症状时太心平气和了——也就是她是在掩饰，另外她从来未真正忘却那封匿名信的内容。
那么精神病学者对于这种病例究竟采取什么态度呢？我们已知道他如何对待未关咨询室门的患者的症状行动。他说这只是一个偶然事件，没有心理学上的兴趣，所以他认为对此不必进一步研究。但这种态度则不能用于对待那种爱妒忌的妇女的病。这种症状行动似乎是无关紧要的；但症状本身却应引起我们的重视。它由强烈的主观上的痛苦感受伴随，并且作为一个客观事实，它直接威胁到家庭生活，这样，它又无疑会引起精神病学的兴趣。精神病学者开始努力给这种症状赋予一些基本的特征。那折磨着老妇人的观念本身不能说是荒唐的；确实，年老的丈夫有可能与那年轻的女性发生关系。但有其他一些荒唐的东西，是很难理解的。患者除了匿名信中所讲的内容外，没有其他理由来证明她亲爱的忠实的丈夫也曾属于这一类人，显然不能算是普通的一类。她知道这类材料没有证据，并且她能够给出其来源的一种满意解释。因此，她应告诫自己没有根据的妒忌，她也确实这样告诫过自己。尽管如此，她仍然好像认为真有此事而深感痛苦。这种观念不基于现实的逻辑论证，它被通称为“妄想”（delusions）。那么这位老妇人的痛苦则来自于“妒忌妄想”（delusions of jealousy）。这无疑是这种病例的基本特征。
在这第一个观点确立之后，我们的精神病学的兴趣变得更为浓厚。如果一种妄想通过与现实的比照而未得到去除，那么无疑它便不是来源于现实。它来自于别的什么地方呢？有各种各样内容的妄想：为什么在我们的例子中特别以妒忌妄想为内容呢？哪种人才产生妄想，尤其是妒忌妄想呢？我们想要听一下精神病学者对此如何解释，但在这一点上，他仍不能使我们明白。他只讨论了我们所询问的很多问题中的一个。他要探查这个老妇人家庭史，并且给我们的回答很可能是：“如果一个人其家族史中曾发生类似的或其他的精神错乱，那么他本人也会产生妄想。”也就是说，如果这位老妇人有妄想发生，那么她具有引起这种妄想的倾向。无疑这句话有一定的道理，但难道这就是我们所想要知道的一切吗？难道这是引起这种疾病的唯一原因吗？难道我们同意假定发生这种妄想而不发生另外一种妄想这一事实是无关紧要的，或任意的，或不可解释的吗？我们应认为遗传素质倾向也产生消极的影响——而不管老妇人一生遇到过何种经验和情绪，她最终不免在此时或彼时会出现这种妄想吗？而我给你们的回答则是：“他是一位以吹牛骗人的流浪汉。”精神病学者根本不知道如何来解释这样的问题。她尽管有丰富的经验，也只能满足于诊断和预测其将来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