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采用的是斯特雷奇的一个新译本。
在弗洛伊德的全部著作中，或许除了《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外，本书是流传最广的一部。本书的另一特征是其中含有大量的印刷错误，如第2版就以附页的形式纠正了40处错误。但事实上，本书的印刷错误远不止这40处，而且在正文的不同版本中可以发现大量的细微变化。本译本根据的是《全集》，其正文与《文集》中的正文几乎完全一致。这里只对以前各版本中较重要的变化加以注释说明。
本书三个部分的实际出版日期很难确定。第一部分肯定在1916年7月末以前出版，因为弗洛伊德在1916年7月27日致萨洛美（Lou Andreas—Salome）的一封信中已提到它（见弗洛伊德，1960）。在这同一封信中，弗洛伊德也谈到，第二部分正在排印之中。第三部分可能是在1917年5月出版的。
在维也纳大学，一个学年分两个部分：冬季学期从10月到翌年3月，夏季学期从4月到7月。《精神分析导论》所包含的各讲，是弗洛伊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两个连续的冬季学期发表的，即1915~1916学年和1916~1917学年的冬季学期。关于导致这些讲座出版的背景情况的详细说明，参见琼斯撰写的传记的第2卷（1955，第245页以下）。
虽然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新论》的序言中指出，他作为维也纳大学的教员只是一种“表面的关系”，但从他1885年被聘为维也纳大学讲师到1902年被晋升为副教授这个期间，他还是在维也纳大学讲了很多课程。这些课程的讲演均未作记录，虽然对它们的说明零星可见，如萨克斯（Hans Sachs，1945，第39页以下）、赖克（Theodor Reik，1942，第19页以下）以及厄内斯特·琼斯（Ernst Jones，1953，第375页以下）。弗洛伊德当时决定，讲完1915年秋季开始的这一系列讲座后，他就不再在维也纳大学讲课了。正是在奥托·兰克（Otto Rank）的建议下，他才同意将这些讲座付印出版。在前述《精神分析新论》的序言中，弗洛伊德说，这些讲座的“前半部演讲稿临时口授，事后立即撰写成文”，而“后半部系在萨尔茨堡度暑假时写就，冬季间逐字讲述”。他还指出，那时他“还有很好的记忆力”，因为不管他的讲稿准备得多么好，他的实际讲演不可能不脱稿。关于他的讲课方式有一个共同的反映，那就是他从不浮夸，总是语调平和，甚至像是促膝谈心。但我们切不可由此设想，他的课讲得乱而草率。事实上，他的每一次讲座都有清晰明确的形式——有引言，有主题，有结论——而且还给听众留下一个印象，即每个讲座都像是一个完美的整体。
有人指出（赖克，1942，第19页），弗洛伊德不喜欢讲课，但这很难令人相信，这不仅因为弗洛伊德在他的一生中讲过很多课程，而且因为在他实际出版的著作中，有相当大一部分都是以讲稿的形式完成的。对这种矛盾情况有一个可能的解释。分析表明，在他出版的著作中，大凡解释性的著作，主要以讲稿的形式出现，如早期关于《癔症的病因》（1896c）讲稿，稍后的《论心理治疗》（1905a），当然，还有后来在美国发表的《精神分析五讲》（1910a），以及这里所讨论的《精神分析导论》系列讲座。但除此之外，在多年以后，当他出版《精神分析新论》（1933a）以图对他的观点的后期发展做一阐解时，不知出于何种缘故，他也把它写成讲座的形式，而《精神分析新论》的内容却从来没有以讲座的形式在课堂上讲过。所以，以讲稿的形式作为发表见解的写作方法，显然对弗洛伊德富有吸引力，但这要从属于一个特殊的条件，即他必须与真实的或假设的听众有着活跃的接触。本书的读者将会发现，弗洛伊德总是保持着这种接触——他总是把各种反对意见写成是听众提出来的，书中还描写了大量发生于他和听众之间的假想争论。事实上，他把这种表达观点的方法推广应用于其他一些著作，而这些著作根本就不是讲座的讲稿，如《非专业者的分析的问题》（1926e）和《一个幻觉的未来》（1927c）的绝大部分都是以发生在他和某一批判性听众之间的对话形式写成的。也许和某些误解相反，弗洛伊德完全反对以权威和教条的方式提出他的观点。他在本书的某个地方（第431页）对他的听众说：“关于这个问题我不想直接告诉你们，而想让你们自己去发现。”弗洛伊德从来不压制反对意见，而是使之公开并加以考察。这实际上不过是精神分析技术本身所具有的特征的一种扩展而已。
《精神分析导论》可以公正地被认为是弗洛伊德的观点大全和精神分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状况。其时，阿德勒及荣格与弗洛伊德的分离已成过去的历史，自恋概念亦已过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狼人”个案史也已于1915年秋以前完成（其中只有两个段落是后加的），尽管它的出版是后来的事。探讨基本理论的有关“心理玄学”的系列论文亦已于数月前写就，虽然其时只发表了3篇（在1917年冬以后又完成两篇，但另外尚有7篇却不知去向）。所有这些活动，当然也包括有关精神分析的讲演，都得益于因战争而造成的临床工作的萧条。这里显然形成了一个分水岭，而且时间似乎停滞了。但事实上，弗洛伊德此时正在酝酿一些新的创造性观念，这些观念预示了《超越快乐原则》（1920g）、《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1921c）和《自我与本我》（1923b）。当然，其间界限不可能划得十分明确，例如，“强迫性重复”观念（274页）的线索早已存在，对自我（ego）进行分析的开端亦很清楚（第422页和第428页），而由于“潜意识”一词的多重意义的困难（第227页注（1）），则逐步导致一种新的、对心灵的结构性说明。
虽然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导论》前言中谦逊地说这些讲演缺乏新意，但无论是谁，不管他如何熟悉精神分析文献，都不必担心它们会枯燥无味，也不必顾虑能否从中发现大量在别处发现不了的新观点。弗洛伊德在前言中指出，只有关于焦虑（第25讲）和原始幻想（第24讲）的材料是新材料，但实际上新材料决不限于这些。第10讲关于象征的概述也许是他所有关于象征论述中最为完备的；他对梦的形成的概述从没有像本书第14讲中说得那么清晰；第20讲和21讲中对有关性变态的理解亦比先前更深入；而且，在最后一讲对精神分析治疗过程的分析，是任何其他地方的分析都无法与之相媲美的。即使是那些看似老掉牙的论题，如变态及梦的机制等，本书都从意识不到的方面加以研究，而且给予清晰的说明。《精神分析导论》如此流行，实当之无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