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还有另一个现象，一个更奇怪的现象。在我们的分析中，我们发现在有些人身上自我批评和良心的官能——这是一些心理活动，即排位级别特别高的活动——是潜意识的，并且潜意识地产生着最重要的后果；因此在分析中保持潜意识抵抗的例子绝不是唯一的。但是，这个新的发现却不顾我们有更好的批判判断才能，都强迫我们谈论一种“潜意识罪疚感”，它比其他的发现更使我们糊涂得多，而且产生了新的问题，特别是当我们逐渐发现，在大量的神经症里，这种潜意识的罪疚感起着决定性的实际作用，并在疾病恢复的道路上设置了最强大的障碍物。如果我们重返我们的价值观标准，我们就不得不承认在自我中不仅最低级的东西，就是最高级的东西也可以是潜意识的。就像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我们刚刚断言的有意识自我的证明：即它首先是一个身体的自我。
（第三章）自我和超我（自我理想）
如果自我只是受知觉系统的影响而发生改变的本我的一部分，即现实的外部世界在心灵中的代表，那么我们要处理的事态就很简单了。但还有一个更复杂的问题。
我们假定在自我之中存在着一个等级，一个自我内部的分化阶段，可以称之为“自我理想”或“超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已在别处提出了，它们仍然适用。这个现在必须探究的新问题就是，自我的这一部分和意识的联系不如其他部分和意识的关系密切，这需要做出解释。
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稍微扩大一些我们的范围。我们通过假设（在那些患忧郁症的人里面），失去了的对象又在自我之内恢复原位，就是说，对象贯注被一种认同作用所取代，这样我们就成功地解释了忧郁症的痛苦紊乱。然而，在当时，我们并没有意识到该过程的全部意义，也不知道它有多么常见和典型程度如何。自此我们开始理解，这种替代作用在确定处在我所采取的形式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形成它的所谓“性格”方面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最初，在人的一生的原始口唇期，对象贯注和认同作用无疑是很难互相区别开来的。我们只能假设，对象贯注在以后是从本我中产生的，在本我中性的倾向是作为需要而被感觉到的。在开始的时候还很不强壮的自我后来就意识到了对象贯注，并且要么默认它们，要么试图通过压抑过程来防备它们。
当一个人不得不放弃一个性对象时，在他的自我中常常会发生一种变化，这种变化只能被描述为对象在自我之内的一种复位，就像在抑郁症里发生的那样；这种替换的确切性质迄今尚未为我们所知。通过这种心力内投（introjection），一种退行到口欲期的机制，可以使自我更容易放弃一个对象，或使该过程更容易成为可能。这种认同作用甚至可能是本我能够放弃其对象的唯一条件。无论如何，这个过程，特别是在发展的早期阶段，是一个经常发生的过程，它说明了这个结论，即自我的性格就是被放弃的对象贯注的一种沉淀物，它包含着那些对象选择的历史。当然从一开始就必须承认，有各种程度的抵抗能力，正如在某种程度上所表明的，任何特殊人物的性格都在一定程度上接受或抵抗他的性对象选择的历史的影响。在有多次恋爱经历的女人中，似乎并不难在其性格特质中发现其对象贯注的痕迹。我们也必须考虑同时发生的对象贯注和认同作用的情况——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对象被放弃之前，它还会发生性格上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性格的变化将能从对象关系（object—relation）中幸存下来，并且在某种意义上保存它。
从另一种观点看，或许可以说，一个性对象选择的这种向自我的变化也是一种方法，自我能以这种方法获得对本我的控制，并加深和它的联系——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是以默认本我的经验为代价的。当自我假定对象的特征时，可以这么说，它把自己作为一个恋爱对象强加给本我，并试图用这种说法补偿本我的损失。它说：“瞧，我这么像那个对象，你也可以爱我。”
这样发生的从对象—力比多（object—libido）向自恋力比多的转变，显然指的是对性目的的放弃，即一种失性欲化（non—desexualized）的过程——所以，它是一种升华作用（sublimation）。的确，这个问题出现了，应该受到认真的考虑，这是否并非总是通往升华作用的普遍道路，是否一切升华作用都不是由于自我的媒介作用而发生的，它一开始先把性对象力比多转变为自恋力比多，然后，或许继续给自恋力比多提供另一个目的。以后我们将不得不考虑其他本能变化是否也有可能不是由这种转变造成的。例如，是否这种转变不会造成已经融合在一起的各种本能又分解。
虽然这有点离题，但是，我们暂时不可避免地要把我们的注意力扩展到注意自我的对象认同作用。假如这些认同作用占了上风，并且变得为数过多过分强大，且互不相容，那么，取得病理学的成果将为期不远了。由于不同的认同作用被抵抗所互相隔断，可能会引起自我的分裂；或许所谓多重人格（multiple personality）这种情况的秘密就是各种认同作用轮流占有意识。即使事情不致如此，在四分五裂的自我的几种认同作用之间存在着冲突问题，这些冲突毕竟不能描述成完全病理学的。
但是，不论对这种被放弃的对象贯注的影响进行抵抗的性格能力在数年之后其结果可能是什么，童年最早期的第一次认同作用的影响将是普遍和持久的。这就把我们领回到自我理想的起源；因为在自我理想的背后隐藏着一个人的第一个而且是最重要的认同作用，以父亲自居的作用，这是在每个人的史前期就曾发生的。这显然并不是最初对象贯注的结果；这是一种直接的、即刻的认同作用，比任何对象贯注都早。但是，属于最早的性欲期，并且与父母有关的这种对象选择，正常说来，似乎会在被讨论的那种认同作用中发现其结果，并将因此而强化前一种认同作用。
然而，全部问题是如此复杂，有必要更细致地探究它。问题的错综复杂归之于两种因素：俄狄浦斯情结的三角特征和每一个人身体上的雌雄同体。
男孩子的情况可以简单地做出如下叙述。在年龄还很小的时候，小男孩就发展了对他母亲的一种对象贯注，它最初和母亲的乳房有关，是在所依赖的原型上最早的对象选择的例子；男孩子用以父亲自居的方法来对付他的父亲。这两种关系一度曾同时存在，直到对母亲的性愿望变得更加强烈，而把父亲看作是他们的障碍；这就引起俄狄浦斯情结。于是他以父亲自居的作用就带上了敌对色彩，并且变成了希望驱逐父亲以取代他对母亲的位置。此后和父亲的关系就有了心理上的矛盾；在认同作用中这种内在的矛盾心理好像从一开始就表现出来了。对父亲的矛盾态度和对母亲的那种充满纯粹深情的对象关系构成了男孩子身上简单积极的俄狄浦斯情结的内容。
随着俄狄浦斯情结的退化，男孩子对母亲的对象贯注就必须被放弃。它的位置可被这两种情况之一所取代：要么以母亲自居，要么加强以父亲自居的作用。我们习惯上认为后一结果更为正常；它允许把对母亲的深情关系在一定限度内保留下来。这样，俄狄浦斯情结的解除将加强男孩性格中的男子气。小女孩身上俄狄浦斯态度的结果，以完全类似的方式，可能就是加强以其母亲自居的作用（或者这种作用是第一次这样建立起来）——这种结果将会使孩子的女性性格固定下来。
由于这些认同作用并不把被放弃的对象吸收到自我中去，因此它们并不是（我们以前在第29页论述过）我们所期望的东西。但是这种二择一的结果也可能出现；在女孩子身上比在男孩子身上更容易观察到。分析常常表明，当一个小姑娘只好不再把好的父亲看作恋爱对象之后，就把她的男子气突出出来，并且以其父亲自居，即以失去的对象自居来代替以其母亲自居。这将明显地依赖于她的性情中男子气是否足够强烈——而不管它可能是由什么构成的。
由此看来，在两种性别中，男性女性性倾向的相对强度决定着俄狄浦斯情结的结果将是一种以父亲自居还是以母亲自居的作用。这是雌雄同体借以取代后来发生了变化的俄狄浦斯情结的方式之一。另一种方式甚至更为重要。因为人们得到的印象是，简单的俄狄浦斯情结根本不是它的最普遍的形式，而是代表一种简化或图式化。的确，这对实际目的来说常常是非常恰当的。更深入的研究通常能揭示更全面的俄狄浦斯情结，这种情结是双重的（消极的和积极的），并且归之于最初在童年表现出来的那种雌雄同体：就是说，一个男子不仅对其父亲有一种矛盾态度，对其母亲有一种深情的对象选择，而且他还同时像一个女孩那样，对他的父亲表示出一种深情的女性态度，对母亲表示相应的敌意和妒忌。正是这种由雌雄同体所带来的复杂因素使人难以获得一种清楚的事实观念，这些事实与最早的对象选择和认同作用有联系，而且更难以明白易懂地描述它们。甚至可能把在与父母的关系中表现出来的矛盾心理完全归咎于雌雄同体，如我刚才所说，它不是由于竞争的结果而从认同作用中发展起来的。
在我看来，特别是涉及神经症患者时，假定存在着完全的俄狄浦斯情结，一般地说是可取的。精神分析的经验则表明，在很多情况下它的构成成分总要有一方或另一方的消失，除了那些只有依稀可辨的痕迹之外；这样就可以形成一个系列，即一端是正常的、积极的俄狄浦斯情结，另一端则是倒置的、消极的俄狄浦斯情结，而其中间的成分将展示两个成分中占优势的那种完全的类型。随着俄狄浦斯情结的分解，它所包含的四种倾向将以这样的方式把自己组织起来，以产生一种父亲认同作用和母亲认同作用。父亲认同作用将保留原来属于积极情结的对母亲的对象关系，同时将取代以前属于倒置情结的父亲的对象—关系；母亲认同作用除在细节上做必要修正外，将同样是真实的。任何个体身上两种认同作用的相对强度总要在他身上反映出两种性的倾向中的某一种优势。
因此，受俄狄浦斯情结支配的性欲期的广泛普遍的结果可以被看作是在自我中形成的一种沉淀物，是由以某种方式相互结合在一起的这两种认同作用构成的。自我的这种变化保留着它的特殊地位；它以一种自我理想或超我的形式与自我的其他成分形成对照。
但是，超我不仅是被本我的最早的对象选择所遗留下来的一种沉淀物，它也代表反对那些选择的一种能量反相作用（reaction formation）。它和自我的关系并不限于这条规则，即“你应该如此如此（就像你的父亲那样）”；它也包括这条禁律，即“你绝不能如此如此（就像你的父亲那样），就是说，你不能干他所干的一切；有许多事情是他的特权”。自我理想的这种两面性是从这个事实中获得的，即自我理想有对俄狄浦斯情结施加压抑作用的任务。的确，它的存在正是应该归功于那一革命事件。显然，压抑俄狄浦斯情结绝非易事。孩子的父母特别是父亲被看作是实现俄狄浦斯愿望的障碍；这样，这个幼小的自我便获得了强化，通过在自身之内建立这个同样的障碍以帮助进行压抑。做到这一点的力量可以说是从父亲那里借来的，这种出借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行动。超我保持着父亲的性格，当俄狄浦斯情结越强烈，并且越迅速地屈从于压抑时（在权威、宗教教义、学校教育和读书的影响下），超我对自我的支配，愈到后来就愈加严厉——即以良心的形式或许以一种潜意识罪疚感的形式。我在后面将提出一种它以这种方式支配权利的根源的建议，这个根源，就是以一种绝对必要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它的强迫性格的根源。
如果我们再次考虑一下我们已经描述过的超我的根源，我们将认识到，它是两个非常重要因素的结果，一个是生物因素，另一个是历史因素，即在一个人身上长期存在的童年期的无能和依赖性，以及他的俄狄浦斯情结的事实和我们已经表明的那种压抑，都和力比多潜伏期的发展中断有关，而且也和人的性生活的双重发动能力有关。根据一个精神分析学的假设，人们最近提到的那个对于人类来说似乎很独特的现象，是冰河时期所必需的文化发展的一个遗产。于是我们发现，超我从自我中分化出来无非是个机遇问题：它代表着个人发展和种族发展中那些最重要的特点；的确，由于它永远反映着父母的影响，因此，它把其根源归之于这些因素的永远存在。
精神分析一再受到指责，说它不顾人类本性中较高级的、道德的、超个人的方面。这种指责在历史学和方法论这两方面都是不公正的。因为，首先我们从一开始就把进行压抑的功能归之于自我中道德和美学的倾向；其次，一般人都拒绝承认精神分析研究不能产生一种全面、完善的理论结构，就像一种哲学体系那样。但不得不通过对正常和不正常现象的分析解剖，沿着通往理解心理的错综复杂的道路一步一步地找到它的出路。只要研究心理上这个被压抑的部分是我们的任务，我们就没有必要对存在着更高级的心理生命感到不安和担心。但是，既然我们已着手进行自我的分析，我们就可以对所有那些道德感受到震惊的人和那些抱怨说人体中一定有某种更高级性质的人做出回答：我们可以说，“千真万确，在这个自我理想或超我中，我们确有那种更高级性质，它是我们和父母关系的代表，当我们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就知道这些更高级性质了。我们既羡慕这些高级性质又害怕它们；后来我们把它们纳入到我们自身中来了。”
因此，自我理想是俄狄浦斯情结的继承者，因而也是本我的最强有力的冲动和最重要的力比多变化的表现。通过建立这个自我理想，自我掌握了它的俄狄浦斯情结，同时使自己处于本我的支配之下。鉴于自我主要是外部世界的代表，是现实的代表，而超我则和它形成对照，是内部世界的代表，是本我的代表。自我和理想之间的冲突，正如现在我们准备发现的那样，将最终反映现实的东西和心理的东西之间、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之间的这种对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