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愿意对这一历史性的争论再作思考。既然还有人关注我，那我就为感兴趣的人们简要说一下我个人的经历。在我41年的医学活动之后，我认识到我从没有成为一个正常意义上的医生。我被逼着背离了初衷而成了一名医生。然而，我一生中取得的成就在于，走过漫长曲折的旅途，我发现自己又踏上了最初的道路。在我童年早期，我不渴望了解有助于解脱人间痛苦的知识。我先天的虐待狂倾向并不很强，所以我不必发展它的派生物。我也从未做过“假扮医生的游戏”，我选择了其他途径满足了我幼儿时的好奇心。在我年轻时，我强烈渴望理解我所居住的这个世界的一些谜团，甚至于想为解开谜团奉献点什么。成功地达到此目的的最好办法似乎就是上医学院校。但我对动物学和化学实验很不在行，直到最后，在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人布吕克的影响下，我决定学习生理学。尽管在那时这门课主要限于组织学，那时我已经通过了所有的医学考试，但我对医学却没有任何兴趣。直到有一天，一个我深深尊敬的老师警告我说，因为我的一些实质性的课程较差，我也许不能从事理论研究。于是，我从神经系统组织学转向了神经症理学。受新影响的驱使，我开始关注神经症。然而，我很少想到，由于缺乏真正的医生素质，我会对我的患者产生很大危害。假如医生的治疗兴趣随情感而变化，那么对病人不会有多少好处。只有他冷静地行事，尽可能地按规则去做，对病人才最有益处。毫无疑问，我刚才说过要稍微阐明非专业者的精神分析问题，我个人的观点是：精神分析具有一定的内在价值，它可独立应用于医学。但是作为一门科学，精神分析恰在属于医学还是属于心理学这一点上遭到异议。实际上这是个纯学术问题，没有实际意义。争论的真正要点，据说只有一个，即能否应用精神分析去治疗病人。精神分析如像它声称的那样属于医学的特别分支——像辐射属于物理学的分支一样——使用它的人都服从在治疗方法中所设定的规则，那么它一定会令人满意地让人接受，尽管仍有争议。我就是这样认识并接受了精神分析。我只想确认治疗法不会破坏科学性。不幸的是，治疗与科学还有一段距离，是两回事。我们只要把二者看成是沿不同方向的比较就好了。精神分析不同于辐射学。物理学家在研究控制X光线的规律时，并不需要一个病人，但精神分析研究的唯一主题是人的心理过程，而这个过程只有在人身上才能加以研究。这道理很容易理解。神经症患者比正常人能提供更多的、具有指导性的和易理解的材料，阻止希望研究与应用精神分析的人取得这些材料，便使他们获取良好训练的可能性减少了一半。当然，我无意探讨神经症患者的利益应不应该为教学与科学研究的利益而牺牲。我的这本关于非专业者的精神分析的小册子的目的是想清楚地表明，如果遵循某些预防措施，二者的利益会很容易地调合起来，并且医学也不是在这种调和中最后获益的学科。
我已提出所有的必要遵循的措施，我能肯定对此详加叙述没有必要。我想指出的是，人们经常以一种不能公平地面对事实的态度去强调这一点。在许多病例中存在着诊断上的困难和不能确定躯体症状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医学知识与干预是必须的——确实如此。然而，也有相当数量的病例容易诊断、且不需要医生确定躯体症状。这些病例或许没有多大的科学上的意义，但它们对于判断有能力处理病例的非专业精神分析家的活动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不久前，我曾对一个同事做过精神分析，他强烈反对本来不是医生却被允许从事医疗活动的做法。我恳切地对他说：“我们在一起合作也3个多月了，在我们的分析中，在什么地方我曾使用过我的医学知识？”他承认我没使用过。
再者，我不很重视这样的论点——非专业分析家在患者眼中没有权威，还不如整骨大夫和按摩师受人尊敬——因为非专业分析家一定要时时准备向医生咨询。这种类比仍然不十分确切，因为它忽略了一个事实：病人的情感变化决定着他们对权威的认知，拥有医学院毕业证书不会像医生想的那样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一个非专业精神分析家可以和“世俗的牧师工作者”一样很容易赢得尊重。确实，用“世俗牧师工作者”一词是对精神分析者的很好概括，它基本描绘了精神分析家——不管他是专业的还是非专业的——在处理公众事务时所执行的功能。我们的基督教朋友和最近一个时期的天主教的朋友们，经常在日常生活中能够以加强教区居民的宗教信仰的方法去减轻他们的苦恼。而这往往首先是通过给他们提供一些关于冲突本质的分析信息实现的。我们的反对派，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家们也在那些变得适应不良及做事效率较低的人身上，通过努力唤起他们对社区的兴趣来产生相似结果。其方法是：先了解他们心理生活的一个方面，然后向他们表明社区对治疗他们由自我和无信仰的冲动导致的疾病所起的作用。这两种方式都是源于精神分析，属于心理疗法；我们这些精神分析家的目标是，无论何人，只要他是我们的患者，我们就要对他进行最彻底、最可能深入的分析。这并不是通过把他们带到天主教堂、基督教堂或社区来解除他们的痛苦。我们所追求的只是挖掘他的潜能，利用他的在自我中储存的、由于压抑限制在潜意识中的不易理解的能量和那些被迫浪费在维系这些压抑的无效任务上的能量，以这种他自己的内在的资源丰富他自己。这样的活动似乎是用最有意义的词汇所描述的牧师的工作。我们的目标设得太高吗？患者中的大多数值得我们为他们辛劳吗？从外部维持他的病症不比从内部重建他的潜能更经济吗？我不能做出结论，但我却了解一些其他情况。精神分析从它出现那天起，治疗与研究就密不可分。知识使治疗成功，没学习任何新东西而去治疗一个患者是不可能的。没有体察到有效的治疗，要获得新鲜见解也是不可能的。我们的分析程序确实存在着这种宝贵的联系。只有执行这种分析牧师的工作，我们才能逐渐加深对人类心灵的理解。分析工作的科学收益前景是这一工作最令人骄傲、最快乐的特征。我们要为某种实际的考虑而牺牲这种特征吗？
在讨论过程中，我们对一些评论产生了怀疑。无论如何，我的关于非专业者的精神分析的书在一个方面被人误解。有人替医生辩护来驳斥我，好像是我宣称医生们一般都不胜任分析实践，好像是我发出了一道口令：拒绝医学援助。这不是我的意图。对我的这种看法或许是由于我根据我的观察（目前该观察结果存在争议）曾说过这样的话：未经训练的医学分析家甚至比非专业分析家更有害。我也许可以用小说《天真的流浪者》中有关如何评价女性的讽刺语的回答来清楚地表达我的观点。一位男士正向他人抱怨女性有软弱和麻烦的品性。“都一样，”他的同伴回答说，“女人是我们拥有的最好的东西。”我趋向同意这点：只要我渴望的分析训练学校还没诞生，那么已经有了医学初等教育的人就是从事我们未来精神分析的最佳人选。然而，我们有权指出，他们不该误认为那初等教育是完备的，应该克服接受医疗学校教育所带来的片面性，并努力研究内分泌学和自主神经系统，在心理学概念的框架下理解心理事实。我也赞成这样的看法：只有医学分析专家，即只有研究了所有有关心理现象与心理器官、生理解剖、化学基础之间关系的问题的人才能够处理好它们的关系。然而，我们不能忘记，这并不是精神分析的全部。就另一方面而言，若没有那些受过心理科学初级教育的人的合作，我们将一事无成。实际上，我们习惯于——确实，顺便提及一下，我们的出版物也是如此——都把医学的和应用的精神分析区别开来。但这不是一个合乎逻辑的区分。真正的分界线在于医学与非医学领域中的科学的精神分析与它的应用。
在这些讨论中，我们的美国同行表达了对非专业人员精神分析的最坦率的反对意见。我认为我给他们的回答是恰当的。假如我说他们的反对是源于现实的因素，那我就不应该受到为争论而滥用精神分析的谴责。他们见到的是在他们自己的国家中，非专业精神分析家们为了邪恶的和非法的目的而使用精神分析，结果不仅害了病人，也玷污了精神分析的好名声。因而，他们愤慨地把不审慎的滥用精神分析者的范围定得太大，以致极力阻止任何非专业人员的精神分析，这并不奇怪。而这些事实也降低了美国在精神分析问题上的重要地位。因为仅仅考虑到某些实际情况，不能判定非专业精神分析家能否实施精神分析，美国当地的状况也不能对我们的观点产生唯一决定性的影响。
我们的美国同行们，基于美国当地的情况而通过反对非专业人员精神分析的决议，在我看来是行不通的，因为它不能影响控制情境的任何因素，这样做无异于强行压抑。假如公众不支持反对非专业者的精神分析的运动，如果阻止非专业者的精神分析不成功，那么给他们以训练的机会，承认他们的存在这一事实，岂不更有利？或许这对他们能产生一些影响，也不一定。另外，如果向他们提供允许他们成为医学专家的机会和有被邀合作的可能性，他们怎么会没有兴致提高自身的伦理和理智的水平呢？
1927年6月于维也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