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点上，那来自遥远地方的一个思想涌上心头，它是那么迷人。在古埃及人的象形文字中，秃鹫的画像代表着母亲。埃及人还崇拜女神，她被描绘成有一个秃鹫的头，或者是几个头，但其中至少有一个是秃鹫的头。女神的名字读做摩特（Mut），与我们的单词“Mutter”（母亲）读音相似，难道这仅仅是一种巧合吗？那么，若是在秃鹫与母亲之间存在着某种真正的联系，又会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呢？我们没有任何权利期望列奥纳多了解这种联系，因为第一个成功地读懂象形文字的人是生活在1790—1832年的查姆波林（Fransois Champollion）。
探究古埃及人是怎样选择了秃鹫作为母亲的象征的，这一点是非常有趣的。甚至对希腊和罗马人来说，埃及人现在的宗教和文明是科学的好奇心的对象：在我们自己能熟悉埃及遗迹很久以前，我们就已经从流传下来的古典作品中获得了我们可用的有关埃及遗迹的资料。作品中有一些是知名作者所写，如斯泰波（Strabo）、普鲁塔契（PIutarch）和阿美安斯（Ammianus），另一些著作是人们不熟悉的作家所著，其史料出处及写作日期都不确定。像赫拉波罗的《象形文字》和留传于世的那本作者名字是赫姆斯（Hermes Trismegistos）神的关于东方教士的智慧的书。我们从这些史料中了解到，秃鹫之所以被看成是母亲的象征，是因为人们仅相信雌秃鹫的存在，这一物种被认为是没有雄性的。在古代自然之中我们能找到单性繁殖的相应例子：埃及人崇拜圣甲虫，把它当作有神性的，因为它被认为只有雄性的存在。
如果所有的秃鹫都是雌性的，人们便要猜测它们是怎样受孕的。这一点在赫拉波罗的论述中给予了充分的解释：在某一特定的时间里，这些鸟停留在半空中，敞开它们的生殖器，风使它们受精。
我们此时意外地达到了一种境地，仅仅是不久前我们还当作荒谬并加以否决了的东西，现在看来是非常有可能的了。列奥纳多熟悉一则科学寓言是相当有可能的。在这则寓言里，埃及人让秃鹫担当起了母亲这个概念的形象化代表。他是一个涉猎极为广泛的读者，他的兴趣包括了文学和知识的全部分支。在《阿特兰特抄本》中，我们发现了一本他在一段特定的时间里所拥有的全部书籍的目录，并且还有大量对从他朋友那里借来的图书所做的阅读笔记。假如我们从里希特（Richter，1883）摘录的列奥纳多的笔记来推断，他的阅读范围怎么估计都不会过高。除了同时代的书外，自然史的早期著作在他阅读范围中很具代表性——所有这些书籍当时都已出版了。事实上，米兰是意大利新的印刷艺术的领头城市。
我们通过对一则信息的进一步探讨，便能把列奥纳多知道秃鹫寓言的可能性变为确定性。赫拉波罗的博学的编辑者和评论家就上面引用的原文做了下面这样的笔记（李曼斯，1835）：“然而这个关于秃鹫的故事被教会的神父们热切地接受了，他们凭借着从自然秩序中获取的证据，试图驳倒那些否认圣灵感孕的人，因此，几乎他们所有的人中都流传着这个话题。”
所以，单性秃鹫的寓言和它们的概念模式跟圣甲虫类似传说一样，绝非不重要的轶事；教会的神父们抓住这个对他们有利的来自自然史中的证据，来对抗那些怀疑神圣的历史的人。假如在最好的古代记载里秃鹫被描述为受孕于风，那为什么同样的事儿在相同情境中没能发生在女人身上呢？既然秃鹫的寓言变得这样重要，“几乎所有的”教会神父们都经常挂在嘴边，所以，我们就无法怀疑列奥纳多也知道这则被广泛地庇护和宠爱的寓言。
现在我们可以重构列奥纳多有关秃鹫幻想的起源了。他曾经很偶然地在一个神父那儿或者在一本自然史的书里读到了所有的秃鹫都是雌的，并且它们在没有雄性帮助的情况下能够自行繁殖，在这点上，一个记忆在他的脑海中浮现出来。这个记忆被改造成我们正在讨论的这个幻想了，然而这个幻想是表示他也是个这样的小秃鹫——他有过母亲，却没有父亲，这一点与他的记忆联系起来了，那么重要的年龄印象——在母亲胸前吃奶时的快乐回声——唯一可以表达出来的一种方式联系在一起。教会的神父们引喻的圣母及其孩子的思想，即每个艺术家都珍爱的思想，对他来说，必定是助长了这个幻想的价值和重要性。的确，他能够以这种方式把自己等同于一个小基督，不只是这个女人的安慰者和拯救者。
我们剖析一个童年幻想的目的是要区分其中哪些是真正的记忆，哪些是后来被修饰、歪曲动机。在列奥纳多的情况中，我们相信现在我们了解了幻想的真正内容：秃鹫替代母亲揭示孩子意识到了自己缺少父亲，只有他和母亲为伴。列奥纳多是一个私生子的事实与他的秃鹫幻想是和谐的，只是由于这个原因，他才能够把自己比作一个秃鹫的孩子。我们掌握的他童年时代的另一个可靠的事实是，大约在他5岁的时候，他被父亲的家庭接受了。我们完全不知道那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到底是他出生后的几个月里呢，还是在土地登记注册前的几周呢？在这里秃鹫幻想的解释是这样的：它似乎在告诉我们，列奥纳多一生中关键性的最初几年不是在他的父亲和继母身边度过的，而是和他那贫穷的、被抛弃的亲生母亲共度的，因此，他在一段时间里体验了缺少父亲的感受。这似乎是从我们精神分析的努力中得出的一个不够充分、却很大胆的结论，但是它的意义会随着我们继续深入的研究而增加。当我们考虑到列奥纳多的童年时代的情况确实对他起作用，这个结论的肯定性就被加强。史料告诉我们，在列奥纳多出生的那一年，他的父亲瑟·皮罗与出身很好的阿尔贝拉小姐结婚了，因为他们婚后一直没有孩子，所以他被他父亲的（确切地说是他祖母的）家庭收养了。就像文件证实的那样，那一年他5岁。在婚后不久便让一个年轻的、期望自己被保佑生养自己孩子的新娘来抚养一个私生子的事是很不常见的。他们在决定收养可能自己长得很讨人喜欢的小男孩（这对他们没有一个所希望的合法孩子的状况是个补偿）即私生子之前一定经历了几年失望的生活，如果他与孤独的母亲生活了至少3年，或许5年之后，才转变成有了父母双亲，那么这与秃鹫幻想的解释就是最吻合了。可这为时已晚。在生命的最初三四年里，某些印象已被固定，并且对外部世界的反应方式也已建立，反应方式的重要性永远不可能被后来的经验抵消。
如果一个人童年时代的难以理解的记忆及建立在其基础上的幻想一律强调这个精神发展中的最重要的成分是可靠的，那么，秃鹫幻想证实的列奥纳多生命中的最初几年是同他生母共同度过的这一事实，将会对他的内心生活的塑造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这种情形的必然结果是，这个孩子——在他早年生活中就比别的孩子多面对一个问题——开始带着特殊的感情焦急地思索这个谜，就这样在他很幼小的时候，便成了一个研究者——被婴儿从哪来、父亲与婴儿的起源有什么关系等重大问题折磨着。这是一个很模糊的猜测：他的研究和他童年的历史就这样被联系着，促使他在后来声称：因为他还躺在摇篮里的时候，秃鹫就拜访过他，所以注定了他从一开始就要对鸟的飞翔问题进行探索。这样，在下文要说明他对鸟儿飞行的好奇心如何源于他童年时代关于性的研究，就不困难了。
（第三章）
我们在列奥纳多童年时代的幻想中，拿出秃鹫这个因素代表他的记忆的真实内容，而他这个幻想的来龙去脉有助于说明这个内容对他以后生活的重要性。在我们进行解释的过程中，我们遇到了一个奇怪的问题：为什么这个内容被重新置于同性恋的情境中。用乳汁哺育了孩子的母亲幻化成了把尾巴放进孩子嘴里的秃鹫。我们已经断言，根据语言置换成替代物的通常方式，秃鹫的“尾巴”（coda）只能象征着男性生殖器——阴茎。然而我们不清楚想象活动是怎样成功地把男性的显著特征明确地赋予了象征着母亲的鸟，这种荒唐的观点使我们茫然不知怎样才能分解出列奥纳多的幻想创造有什么理性的意义。
不管怎样，当我们仔细考虑那些显然是荒谬的，在过去我们被迫放弃其意义的梦，我们就不该绝望。为什么一个童年时代的记忆比一个梦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困难呢？是什么原因呢？
记得当一个特性被单独发现时，是不能让人满意的，让我们赶紧加上另一个更显著的特性。
根据罗斯彻（Roscher）的词典中俊克斯勒（Drexler）写的条目，长着秃鹫头的埃及女神摩特是一个没有任何个人特征的人物，她经常与另外一些有鲜明个人特征的女神，如专司生育的女神（Isis）及爱神（Hathor）结合在一起出现，与此同时她又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性和崇拜者。埃及众神的特征是单个的神并不在结合的过程中消失。个别的神在与其他神融合的过程中继续独立存在。现在这个长着秃鹫头的女神通常被埃及人用男性生殖器来代表；她的身体是女性的，这由乳房来揭示，但是还有一个勃起的男性生殖器。
我们发现在女神摩特身上就像在列奥纳多的秃鹫幻想中女性和男性特征的结合一样。我们能否假设列奥纳多读了罗斯彻的书后了解了雌秃鹫的两性同体的性质，如此来解释这种巧合呢？这种可能性是很有问题的，显然他所接触到的资料不包含这个惊人的特征。这一巧合应追溯到在两种情形（指女神摩特与雌秃鹫的两性同体）中都起作用、但我们还不清楚的一个共同因素，似乎更有道理。
神话能够告诉我们，一种男性和女性特征的结合的雌雄同体的结构，不仅为摩特所有，而且也是其他神——像生育神和爱神们所有——虽然这些只可能是就他们也有母性的本性并能与摩特合并在一起来说的（诺玛，1903）。神话又进一步指出另一些埃及神，例如派生出希腊雅典娜的赛斯的内斯神，当初也被想象为两性同体，即两性人。还有许多这样的希腊神，尤其是那些与狄奥尼索斯（Dionysus）相联系的神，而且阿洛罗狄忒亦如此，她后来被限制在充当女性爱神的角色。神话也可能提供解释：把男性生殖器加在女性的身上是要企图表达最原始的自然创造力量，而且所有这些两性同体的神都是这样一种思想的表达：只有男性和女性要素的结合，神的完美才能得到一个有价值的体现。然而，这些思考中没有一个给那个令人迷惑的心理事实以解释，即人类想象力毫不犹豫地把一个欲体现母亲本质的形象，加上了与母性的一切相反的男性能力的标志。
婴儿性理论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解释，曾经有一段时间，男性生殖器被认为与母亲的形象并不矛盾。当一个男孩子第一次把他的好奇心转向性生活之谜时，他就被自己对生殖器的兴趣支配了。他发现自己身上的那个部分有价值、太重要了，以致使他不能相信那些他觉得与自己非常相似的人们身上会缺少那部分。因为他不能猜测出还存在另一种与此价值相等的生殖器结构，他便被迫得出一种假设：所有的人——女人，还有男人——都拥有一个像他那样的阴茎。这种定势牢固地植根于这个年轻的研究者心中，甚至当他第一次观察到小女孩的生殖器时，也未毁坏这种定势。他感觉到他身上真的有某种东西与女孩有别，然而他还是不能向自己承认：他的感觉内容是女孩子们身上不能找到阴茎。阴茎失踪了，这个离奇的、无法忍受的思想使他受到了打击，所以，他试图以这样的结论做妥协：小女孩也有阴茎，只是它还很小；将来会长大的。如果在以后的观察中，他的这个期望没能变成现实，他还有另一种补救的方法：小女孩也有一个阴茎，可是被割掉了，在它的那个地方留下了一道伤口。这个理论的进步已经含有了令人痛苦的个人经验。那时，这个男孩已经听过恐吓，如果他显示出对那个器官太浓厚的兴趣，那它对他来说如此亲爱的这个东西就会被拿走。在这种阉割恐吓的影响下，他现在用新的视角来审视他已经获得的有关女性生殖器的见解。今后，他在为男性而忧虑的同时，将蔑视那些不幸的创造物，像他推测的，严厉的惩罚已经降临到他们的身上。
在孩子还没有受阉割情结的支配之前，在他还认为女人充满价值的那个时候，他就开始表现出极强的窥视的欲望，这是一种性本能的活动。他想看别人的生殖器，最初全部的可能性是把它们和自己的相比较。来自于母亲的性吸引力不久会在对她的生殖器（他以为那会是一个阴茎）的渴望中达到顶点，直到后来他才发现女人没有阴茎。这种渴望就经常转变为厌恶感，在青春发动期这种厌恶感能变成神经衰弱、厌恶女人和长期的同性恋的原因。然而，他的强烈渴望固定在女人的阳具这一对象上，在孩子的精神生活中打下了无法抹去的烙印，他会特别彻底地深究幼儿的性。盲目地崇拜女人的脚和鞋表明他仅把脚当作了他曾经尊崇过的、后来又失踪了的女人的阳具的替代性象征，这也是清楚的，喜欢剪女人的头发的反常者扮演了阉割女性生殖器的行为者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