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六日，奉蔡公委任为云南都督府军政部总参事官，凡云南政府民国以来各种法规，皆蔡公命余起草，公随笔改缀所订定。元年五月，密保余为云南财政司长，所有云南现行之财政计划、银行制度及关于财政上、金融上之诸项法规，皆余秉公命详细规定。云南之财政虽穷而不乱者，皆公所赐。并屡嘱余曰：云南自前清以来，本系受协省份，现在中央财政不能顾及各省，云南亟宜自谋，务使收支适合，不可专向中央乞怜。乃下令裁减军政各界薪饷，自都督以下每月过六十元者，均只准支六十元；六十元以下者，均酌量裁减；各项军费、政费亦皆至于减无可减，节无可节。是以元、二年以来，不惟中央未曾协济云南，云南反协济中央数十万元，而云南政事当行者亦均行之，并未停滞。蔡公在滇都督任内两年，除每月之六十元薪俸外，并未支用公费。其公馆之食用费每日限用小洋二角，其律己之严，可见一斑矣。至于治军之严，尤所罕见。云南自辛亥重阳首义以后，从未添招新兵，迨援川、援黔归来，皆令其退伍，纪律谨严，未曾有一乱暴之事。曾有一兵戏放手枪一响，即罚判徒刑二年。故余在滇前后三年，未尝闻过枪声。尤可怪者，蔡公都督任内，全省土匪为之绝迹。虽其威望足以服人之心，亦士卒用命，军队之配布咸宜有以致之。
云南其时既已安已治矣，公乃旁及于国中之大局。始则命余在云南组织统一共和党，旋由党众举公为总理，而余与孙君敏斋副之，全省风靡，云南之统一共和党遂为中央及各省同党所倚重。其后，公见国内党争激烈，军人任意干涉政治，乃首倡军人不入党之论。适值统一共和党有合并五党为国民党之举，公遂脱离党派关系。并谓余曰：予读法兰西革命史，自拿破仑时代起至第三共和国成立止，其间法国宪法更变者计十九次，其重大之原因，皆因未有宪法，即先有党。其宪法皆由当时得势之党派所造成，及其党势一衰，而其所造之宪法，遂亦因而失其效力。甲仆乙起，循环不已，故良好之宪法终不能产出。及普法战争之后，法国全国一致，成立今日之宪法，而共和国家亦因之巩固。可见，政党者乃运用及维持宪法之物，宪法不可由政党所造而成之。今我国国基亦未固，宪法未立，而党争之激烈如此，吾辈切不助其焰，而扬其波。
公又默察袁世凯之行动，终非可望其为爱国救亡之人，乃内则集合滇省军政各界要人秘密开会，定计组织建国团。首由公演说，略谓：我辈革命，原有数重：其第一重，推倒满清，恢复旧物，可谓已达目的。其第二重，满清虽倒，而官僚势力尚盘踞如故，帝制难免不再发生，加之暴民乱政，亦不可不防。其第三重，经过之后，国家断不能谓之成立。何则？国家者对于世界要有独立不羁之实力及资格，在国际上与最强国列于平等之地位，乃得称为完全之国家。今我财政上、经济上、行政上、司法上、军事上无一不受外人之压迫及挟制，故第三重非达到国家独立不羁之目的不可。余本此意，已与桂、蜀、黔等省都督联络，暗中组织建国团，以建立强固共和国家为主旨。乃公决派田君宗浈赴长江各省联络军界，派余赴京为滇省财政代表联络政界。癸丑之役，公以余为京、沪间军事侦察员，密电往来，日以数起。克强先生据南京时，公即联桂、黔、蜀实力援助，公之意盖欲假名戡乱，由滇出兵，经湖南出武昌，屯师武汉，再行迫令袁世凯退位。[8]后南京失败，公闻之痛哭者累日，而袁之忌公亦以此时起。
及其来京也，虽与袁虚与委蛇，亦欲在北方占一军事上势力，以期达所谓第二重、第三重革命之目的。筹安会起之第二日，公即将其太夫人、夫人及如夫人在京所生之一子，派张君瑞嵩送回宝庆，而京寓只留如夫人一人，早已准备时时可走矣。数日后，召余密商，首问余曰：君之对于筹安会之观察如何？有人邀君否？我将来对于此事当取若何之态度为妥？余对以该会尚无人邀余，余亦决不参入。以余观之，外交上万难办到，现在欧战时代，日本将有左右世界之机会，袁自前清北洋大臣以后，即与日本大生恶感，日本之排袁，几同举国一致。袁帝制自为，日本决不承认，日本不承认，即当援助民党，而帝制必不能成。其结果，袁不为路易十六世，即为拿破仑第三世。公一笑曰：与外国开战之事，断不至有，拿破仑第三世或不能学也。余继言将军对于此事暂宜取沉默态度，置之不理，随后观察形势，以定行止。公曰：然！并嘱余与上海民党暗通消息，得其真相报告之。
迨五国提出劝告，公又召余密商曰：予观袁实在立脚不住，上海民党情形若何？有信来否？余对以有人来坐探将军意见，以定进行之道。
公云：此人为何人？所使能靠住否？余云：系彭君允彝、欧阳君振声、谷君钟秀等所使，断不误事。公云：速令返沪，只说我已决定袁实行表示意思，决定帝制时，我即离京。及袁搜公私宅之后，公愈不可在京一日居。又于十一月九日召余密商曰：予已决定出京，但倡义当以何处起点为妥？余曰：能得四川支持数月，则各省必有响应，天下事尚可为也。公曰：最好是由云南入四川。余曰：唐将军[ZW（]指云南将军唐继尧。[ZW）]意思未知若何？公曰：无碍。又曰：予此去以先往何处为妥？余曰：宜先往日本，与民党计议，旋赴安南，以规云南为上策。公曰：予去后，君等务宜不动声色，力持镇静，将经界法规编立成书，以为将来进行之张本。并嘱电沪上各要人，以便接洽。此即余与公永别之日也。公乃于十一月十一日出京，十九日余追至天津，则公已于先日乘山东丸赴日矣。以后遂未得有公书至。今年在泸赴成都及赴日过重庆时，接公两电，一言介弟松垣不宜令长铜元局，恐年少有误公事；一询太夫人已经来省与否？急欲一见，以慰孝思。
呜呼！公已长逝矣。余犹忆在滇时，每逢星期，与公在偕行社为弯弓射箭、踢球斗拳诸戏，一若同校之亲友。及至入办公室，则严如神圣，不可侵犯。此景此情，宛然如昨。又忆南北统一纪念会之日，滇省举行提灯会庆祝，市民填街塞巷，公邀余微行于人丛之中，入市店中购买游戏之玩物，入酒店饮酒，则又如兄弟骨肉之在家庭中人，皆不知其为都督也。公夙娴文学，余于民国元年十月由滇赴京，曾亲书横披赠余。录其游西山两绝云：
东风吹彻万家烟，
迎面湖光欲接天。
千载功名尘与土，
碧鸡金马自年年。
双塔峥嵘矗五华，
腾空红日射朝霞。
遥看杰阁层楼处，
五色飞扬识汉家。
可见其文学之妙也。
（《长沙日报》1916年11月11日）
蔡锷年表
江涌
1882年（清光绪八年壬午）
12月18日（十一月初九日）出生于湖南省宝庆（今邵阳）城东之亲睦乡。父蔡正陵以农为业、兼营缝纫。母亲王氏，在家务农。
1887年（清光绪十三年丁亥）5岁
其父因家中生活困难，携带家人由邵阳迁居武冈县城西之山门黄板桥。
1888年（清光绪十四年戊子）6岁
开始读书识字。
1889年（清光绪十五年己丑）7岁
4月聘武冈刘氏女侠贞为室。
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甲午）12岁
从同邑名士、著名维新学者樊锥读书。
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乙未）13岁
4月应院试，为督学江标赏识，补为县学生。
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丁酉）15岁
秋考入长沙时务学堂。翌年秋戊戌政变发生，时务学堂被迫停办，去武昌求学两湖书院，被拒。
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己亥）17岁
6月与范源濂等去上海，考入南洋公学。7月逃亡在日本的梁启超来函相招，乃东渡日本，入东京高等大同学校，旋改入东亚商业学校。与刘百刚、吴禄贞创办“励志会”，后加入唐才常的“自立会”。
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庚子）18岁
秋与同学十余人回国参加唐才常组织的自立军准备在武汉举行的反清起义。事泄失败，师友多遇难，蔡锷幸免，乃改艮寅名为锷，表示投笔从戎的决心。
1901年（清光绪二十七年辛丑）19岁
与旅日湘人创立湖南编译社、游学编译社、设立留学会馆。12月17日考入日本东京成城学校自费学习陆军。
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壬寅）20岁
2月著《军国民篇》，发表在梁启超创办的《新民丛报》第1、3、7和11号上。
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癸卯）21岁
7月24日入日本仙台骑兵第二联队实习，同年9月转为江南官费生。12月1日考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三期骑兵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