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三一个月才放假一次，虽然只放一天，高三学生韦邦红还是像大部分同学一样在将要放假的那个礼拜鲜明地表现出了感情上的起伏跌宕。周一到周三，在煎熬中期待，在期待中煎熬，心情沉郁，似乎长夜漫漫。周三一过，犹如车子爬上了坡顶，时间也有了加速度，风驰电掣。周五在不经意间悄然而至。潜滋暗长了几天的兴奋突然汹涌激荡，难以压抑。周六早上韦邦红就开始整理行装收拾行囊了。下午直接将包背到教室。同学们与其说是在读书听课不如说是在读秒听钟。下课铃按时骤响，同学们蜂拥而出。学校的大门犹如开闸放水，人潮涌起欢快的浪花向四处奔流。韦邦红是这无数浪花中开得最张扬最显眼的一朵。
然而，这支快乐的花朵一到家就意外地遭到了寒霜，顿时委顿凋落。
韦邦红是在天擦黑时踏进家门的。往常这个时候，妈妈总是在厨房里忙上忙下。碗柜里早已放好她喜欢吃的花生米、鹅爪翅。锅里正煮着鱼或烧着肉，炉子上煨着鸡汤什么的。所以，韦邦红常常是先进厨房，裹一身香气之后才登堂入室放下背包。韦邦红的爸爸在镇上卖熟食，人家吃饭时候正是他最忙的时候。就是这么苦了几年，去年翻建了楼房，总算脱了贫。爸爸常说，他奋斗的目标是先还房债后还儿女债。可今天，跨进厨房的韦邦红闻不到饭菜香，只看见冷锅灶，心不觉一沉。妈妈不在家，爸爸却躺在床上。不知过了多久，妈妈才回来。原来爸爸得了癌症，要住院开刀。妈妈四处借钱，好不容易才凑了一万。大难临头，生死未卜。一家人向隅而泣，茶饭不思，目不交睫，僵卧长愁。第二天下午，把爸爸送到医院后，妈妈给了韦邦红一百二十元，说等借到了再给她送去。
韦邦红踏进校门的时候，浑身乏力，头昏脑胀。她拖着沉重的双腿到会计室买了一百元的饭菜票，去小店买了一袋洗衣粉、一块香皂、一条牙膏。最后口袋里只剩下九元了。晚自习的效率差极了，韦邦红身在教室心在医院，一副魂不守合的样子。正在韦邦红痛苦难忍的时候，团支书走上讲台，布置了捐款献爱心的任务。团支书介绍说，兄弟年级高二有一个同学不幸患了白血病，父母务农，家庭条件很差，治疗需要一大笔钱。学校号召同学们伸出援助之手，慷慨解囊，献上一片爱心。团支书接着又宣读了学校《为身患癌症同学捐款暨献爱心评比活动的通知》。虽然不认识这个身患癌症的同学，但韦邦红的脑海总是浮现出爸爸那蜡黄的脸、妈妈那苍白的脸。病人及其家人的痛苦，韦邦红体验得最深切。韦邦红未加思索毫不犹豫地就将身上仅有的九元钱交给了团支书。
第二天，班主任又一次宣讲了捐款的意义，规定十元钱起捐，上不封顶，并突出强调了献爱心评比活动的意义，明确了争取年级第一、全校第一的目标。班主任透露说，目前的捐款数额，我们班在年级排第二，希望同学再捐一次，争取第一。
韦邦红十分后悔买了一百元的饭菜票，想借又羞口难开。往常遇到这种为难情况，韦邦红总是打电话给爸爸，可现在韦邦红感到自己心有余而力不足，心里挺难过的。第三天，班主任上班兴高采烈地说，再次捐款上升幅度很大，同学们人人争先献爱心，个个踊跃爱集体。班主任说在学校评比表彰之前，班级先评比表彰一下。班主任按捐款的数额由高到低将全班同学排了一次队。班主任把同学排队是司空见惯的事了，不同的是，过去是按考试总分排名次，而今天是按捐款数目排名次。过去一向排在前面的韦邦红这次排到了倒数第一。当班主任报出"最后一名，韦邦红，九元"时，全班哄堂大笑，韦邦红羞愧难当，恨地无缝。
第四天，正逢夏至。学校召集全体师生员工举行捐款接受仪式暨献爱心评比表彰大会。午后的烈日将水泥地面晒得热浪滚滚。庄严的国歌奏响，千余名师生肃立在国旗下的广场上，聆听学校领导宣布评比的结果。年级捐款总额由高到低多少元、多少角、多少分报着，班级捐款总额由高到低多少元、多少角、多少分报着，捐款五十元以上的学生由高到低多少元、多少角、多少分报着，捐款五十元以上的教师由高到低多少元、多少角、多少分报着……电视台的记者扛着摄像机台上台下地拍摄着，太阳像镁光灯一样照得人睁不开眼，为记者们提供着最强最佳的亮度。当听到最有爱心的年级就是高三年级，最有爱心的班级就是自己班时，韦邦红的心中就像堵塞着一团杂草乱糟糟的、毛刺刺的、脏兮兮的，又像冰炭同炉，一会儿怒火中烧，一会儿牙齿打颤。渐渐地，刺耳的广播喇叭声越来越远了，渐淅地，黑压压的一片人头越来越模糊了。韦邦红只觉眼前一黑，一头栽倒，昏了过去。
失地农民在为下岗工人捐款，下岗工人在为贫困学生募捐，贫困学生在为某一位身患重病的垂危病人筹资……真的分不清。到底是该为他们的高尚鼓掌呢，还是悲哀，因为不知道，他们的背后究竟有怎样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