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李小良，是因为电影。准确地说，是因为盗版的电影碟片。
是在一个拍摄纪录片并狂爱电影的朋友家里，李小良背了一个很大的包敲门，我从猫眼里看见了，吓了一跳，以为是抢劫或者要饭的，赶紧让朋友过来。朋友却只瞥了一眼，便笑着打开了门，说，嘿，李小良，是不是又有什么好货来了？这个背大包的瘦弱大男生一步踏进门来，喘一口粗气，这才得意笑道：好货多着呢，全是市面上见不到的。
我听的有些胆战心惊，好像他们在进行什么违法交易。待那大包打开来，这才发现原来是上百张的碟片，而且全是正版碟店里买不到的好电影，从北欧到南非，再到日本和东南亚，那些地上地下电影节上放映却没有公开发行过的片子，李小良这里都有。
我这才抬头，仔细地看了一眼这个也就22岁左右的大男生，他长得很瘦，那个大包放在旁边，衬托得他愈发地瘦弱，好像有些发育不良。但他的脸上，始终挂着一种骄傲的神色，而且踌躇满志，想要在北京干一番大事业的样子。
朋友是北京一个大学教授电影的老师，但对这个听说高中都没有毕业的李小良，却没有丝毫的轻慢，他很认真地听李小良介绍最近新进的碟片，还时不时地问他一些问题，就像做专业老师的是李小良，而他则是一个虚心的学生。李小良普通话有些蹩脚，但跟朋友聊起电影来，却眉飞色舞，毫无怯意，偶尔还听得出他有些卖弄，喜欢说一两个专业术语，完全能让门外汉听起来，油然生出敬意。
看得出朋友与李小良不只是买卖之间的交流，还有一层私人的关心。他说起最近生意不好，货源减少，对手也来抢顾客，他要费好大的精力，来发展一些忠诚的客户。又说房租也涨了，父母不体谅他在北京的辛苦，几次打电话来催他寄钱回家，幸亏他心眼灵活，留了一些活动资金，否则最近一个朋友遭人黑手，他一点忙都帮不上。
李小良显然是个很会察颜观色的人，知道我也喜欢电影，毫不犹豫地将一张意大利的电影碟片免费送我，说绝对适合我的口味。我简略扫了一眼介绍，便不由得对他刮目相看，竟然能够从我安静内敛的外表，一眼便窥出我会喜欢这类文艺气息浓郁的电影。
走的时候，李小良手里的大包瘪下去了，另一只手里却多出一个更重的摄影机，是朋友借他用的，他在门口做了一个敬礼的姿势，说，保证完成导演交给的自拍任务。我看着这个可爱的大男生，忍不住笑弯了腰。
我自此也成了李小良忠诚的客户，只要买碟，肯定去他那里选购。他的小店，开在北京电影制片厂的旁边，有些隐秘，不是电影发烧友，很难会注意到这个店铺。但在北京混了5年的李小良，却在这个小小的碟铺里，做着成为一个知名制片人的梦想。
慢慢地便听说了李小良更多的故事。他在高二那年，便借口老师批评逃离学校，开始了闯荡北京的梦想之旅。他最初去的是省城的火车站，给一个旅馆四处地拉旅客，但因为生意实在不好做，被老板用50块钱打发了事，他怀揣着仅存的50块钱，看着火车站上的时刻表，突然就将目光锁定在了开往北京的一辆火车上。他用一块钱买了一张站台票，躲在一个民工的大包后面便混上了火车。一路上他借着厕所这一方小天地，成功地逃掉了检票的乘务员，顺利抵达了北京。
出了车站，他站在喧嚣的广场上，像个傻子一样晕头转向地转了几圈，而后随便踏上一辆公交车，便开始了寻找一份能谋生吃饱饭的工作的历程。饥肠辘辘的他先去了一个饭馆，给人洗碗择菜端盘子，这一干就一直到了年底。他说电视里的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他还在刷一大堆的碗筷，是老板过来，说，吃年夜饭了，他这才抬头看到外面闪烁的烟火，解下围裙坐在热气腾腾的水饺面前时，看到老板递过来的薄薄的红包，他差一点就哭了。
他很快地就辞了这份“施展不开拳脚”的工作，去了一个菜市场，这次做的是剁鱼工，天天给各种鱼开肠破肚，有些血腥，但却让他心里淤积的东西随着那刀起刀落，酣畅淋漓地发泄了出来。等到将体内废气排完之后，他便再一次辞职，去做了野保安，专门给一个建筑工地守夜间的班。
因为夜里闲极无聊，他便靠一个个的盗版碟片消磨时光，这一看便被电影吸引了去，突然想起中学时未竟的一个做演员的理想，他一下子变得热血沸腾起来，打听到北京电影制片厂门口可以最近最快地触电，便毅然地丢了工作，和许多人一起，站到了群众演员的行列里去。
据李小良“吹嘘”说，他在好几个很红的电影电视剧里做过群众演员，有时候就站在某个大腕明星的身后，其中一次他的靓影还被远在甘肃农村的舅舅窥见了，几乎在家乡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这应该算是他到北京以来，所从事的最值得称道的一份职业，既圆了年少时的梦想，又给亲戚朋友们带来了荣耀，简直有做了明星的感觉呢。
但群众演员的工作照例是没有做长，因为李小良说这份工作让他觉得虚无缥缈，每天早起连早饭都顾不得吃，便跑去电影制片厂门口“站岗”，看到选演员的头出来，一群人饿虎扑食般飞跑过去，感觉里就像一个趾高气昂的人扔了块肉给街头的流浪狗，为了填饱肚皮，连点风度都不要了。
李小良当然是温度与风度都不愿丢的。他在被飞起的空弹壳炸得腿肚子生疼的拍摄现场，还想着如何能够做一株有遒劲枝干的法桐，任多少弹壳子溅上来，都岿然不动。别人领了钱之后都跑去饭馆，撮上一顿，而后剔着齿间残留的肉丝，继续踱到电影制片厂门口，开始新一轮的等待。而李小良则花一块钱坐公交绕着北京城转上一圈，一家家地看那些模样体面当街开着的店铺，遇到中意的，便微闭上眼睛，想象一番自己做了老板的阔气神态。
李小良的这个理想，在他到达北京的第三年，终于实现了。那时他在一个卖碟片的店里打工，认识了周围大学许多搞电影的老师或者学生，他人好学，很快便用半瓶子电影知识，笼络了一批研究生博士级别的客户，又因为心眼活络，不会跟人斤斤计较，所以还结交了一些活跃在北京电影学院的专业人士，平日里除了买卖合作，也会拉上他去喝杯小酒，资金周转不灵了还会向他慷慨解囊。
所以当李小良打工的店主打算关门不干的时候，李小良结识的朋友，无一例外地支持他将店盘过来，自己做老板，而资金，他们则会借他一些。李小良在他们的帮助下，就这样实现了做老板的梦想，尽管小店只有十几平米，又在不起眼的位置，还时常遭到各种部门的盘查，但李小良还是兴奋得几宿都没有睡觉。
朋友就是在这时，结识了李小良，并被他的奋斗故事打动，想要拍摄这个漂在北京城的小人物。李小良不怕自揭伤疤，坦诚展露自己的生活，让朋友随时随地跟他拍摄。他甚至还带朋友去了远在甘肃的老家，又自己设置了一个豪气冲天的镜头，并坚持让朋友用在纪录片的结尾。在那个镜头里，李小良骑一匹马在塞外的荒漠中，他的鞭子高高地扬起，而马蹄飞起处，则是漫天的沙尘。
李小良说这个结局一定很酷，像古装电影里的大漠英雄，一番征战之后，终于凯旋归来。说完了他便朝我们笑，而后摆出小马哥咬着牙签的姿势，让我给他拍照。
李小良还没有等到看这部纪录片在北京“芳草地”的公映，便出了事。是他有一天在饭馆吃饭，有个粗俗男人喝醉了酒，摇摇晃晃地冲一个漂亮女服务员走过去，胡言乱语之后又不老实地动手动脚。李小良个头矮小，却是看不惯这样的男人，在男人嬉皮笑脸地羞辱服务生时，一个箭步冲上去，将男人打倒在地。
男人当然不肯吃亏，爬起来抓起桌上一把水果刀，便扎在了李小良的胳膊上。李小良在站起来去医院之前，没有忘了用啤酒瓶子给那男人当头一棒，男人当场晕了过去，而李小良则从容不迫地站起来，用衣服将胳膊上的刀子一裹，便打车去了医院。
医生说算他命大，那刀子差一点就扎到了大动脉，如果那醉汉当场拔出来再补给他一刀，他铁定没了命。李小良于是觉得自己的确命大，所以很快便忘了这点疼痛和烦恼，出了手术室，道一声谢，便大摇大摆地走出医院。
可惜没走多远，便被警察给扣留了。按照法律，李小良是要蹲上一阵子的，但他昔日认识的一个大学老师给他帮了忙，请了一个好的律师，又托了熟人，所以最后李小良交了些钱便重新见了天日。
但这一休整，也大大伤了他的元气。差一点，李小良就交不上房租了。而且那一阵子查得严，李小良的盗版磁带只能送货上门，打游击战。李小良并没有因此着急上火，他说大不了他重新回鱼市剁鱼去，怎么着，在北京也能混口饭吃吧。
我知道李小良说这句话的时候，是有忧伤在的。在他自拍的DV里，有一段是他深夜辗转反侧的镜头。躺在床上的他，对着镜头，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他的眼睛里，有同龄人看不到的忧愁，那视线所抵达的地方，似乎很远，又似乎在虚无缥缈的地方。李小良在这段镜头里，没有说话，但却暴露了他心内的茫然与无助，他希望在这个城市里深深地扎下根去，可是却又被冰冷的现实，击打得找不到方向。
李小良说，他最大的理想，便是做一个知名的制片人。这样的梦想，很多个为了电影漂在北京住地下室的孩子都有，只是他们一步步走近电影，那电影，却始终像水中月镜中花一样，悬在飘渺的枝头，不可触摸。
当我在看那部与李小良有关的纪录片时，同时收到了李小良为了减少房租将店铺搬家的消息，李小良的短信有些无奈，可是看到片子最后李小良策马狂奔的勇猛背影，我还是给他群发过来的那条短信，回复了一句话。
我说，小良，你的面相让姐姐相信，你会在北京扎根，而且，一定是很深很深。
我相信有点小迷信的李小良，看了这样的话，一定会笑出一口耀眼的黒牙根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