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生于中国上海
南造云子出生在一个侨居上海的日本家庭。父亲名叫南造次郎，是一个老牌间谍，参加过头山满的“黑龙会”，对“欲占领中国，必先征服东北”的理论深信不疑。在日俄战争时期，南造次郎入伍，在中国东北服役，负责探听俄军情报。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将中国列为彻底蚕食的目标，南造次郎响应此号召，以教师为名长期居留上海。南造次郎能讲一口流利的东北话和上海话，是个名副其实的中国通，公开的身份是正金日文补习学校的教师，实际的工作则负责搜集中国上海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情报。他经常利用假期旅游的机会，到淞沪一带广泛探听军情，描绘地图。地图的详细度，连某村内有多少口水井，可供多少人饮用，乡村间的岔道如何走向等，都一一标记在其中。
老间谍生出的孩子也很有间谍天赋。南造云子于1909年出生在上海，家住上海虹口横滨路，自幼在中国上学。她深受父亲南造次郎的思想熏陶，瞧不起中国人，总认为大和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小时候的南造云子就显露出了语言和表演天赋，这使其父亲更坚定了将南造云子培养成日本新一代王牌间谍的决心。1922年，南造云子被送回日本，师从日本二战头号间谍、日军在华特务总头子土肥原贤二，接受系统的间谍训练。在神户特工学校中，南造云子除了学习间谍的普通技巧和文化、外语等课程（汉语、英语）外，还学习射击、爆破、化装、投毒等专门技术。
1926年，年仅17岁的南造云子就被派到中国大连，开始从事对中国的间谍活动。1929年，南造云子又从大连调回到南京，化名廖雅权，以失学青年学生身份为掩护，打入国民党国防部的招待所——汤山镇温泉招待所做招待员，并以此身份为掩护，逐渐接近国民党高官要员，开始谋划建立自己的情报网络。
2.轻易猎取淞沪情报
汤山镇隶属江宁县，位于南京中山门外。汤山地形层峦起伏，温泉众多，是国民党要员的避暑疗养地。温泉招待所是当时国民党国防部出资建造的，国民党军事将领及高级官员常在这里举行秘密军事会议。日本特务机关早就盯上了汤山，派南造云子打入温泉招待所就是为了窃取军事情报。此时的“女学生廖雅权”长得娇俏动人，能歌善舞，很有交际手腕。她在进入招待所做招待员之后，即利用美色勾引国民党军官，这些刚在围剿苏区战斗中落魄而归的大员们纷纷拜倒在“廖雅权”的石榴裙下。不用太费劲，南造云子就建立了自己的情报收集网络。
在得到的头几份军事情报中，其中一份是吴淞口要塞司令部向国防部作的扩建炮台军事设施的报告，里面有炮台的位置、火炮门类、口径设置、炮台和弹药库、联络线、观测点的分布情况、秘密地道的部署、70余座明碉暗堡的分布情况等重要军事机密。而南造云子获得此情报的途径，竟然是以“我亲戚家在吴淞口有地产，想知道炮台扩建要征什么地”为名，从一个被她勾引的国民党军官手中套取的。
吴淞口是上海的北大门，也是长江口的第一个屏障。南造云子把这份重要文件弄走以后，日本军部如获至宝。在向上海进攻时，日本海军舰队集中火力轰击吴淞口要塞，由于获得了吴淞口的全部布防图，准确的炮火摧毁了要塞的数十门德国造远程要塞炮，连在建设中尚未完工的炮位，也被准确的炮击打成漏勺；而同时，国军专门搭建的作为假目标的伪装炮位，日军却熟视无睹。在日军陆上部队进攻时，日军舰艇也完全压制住了岸上守备部队的火力点，使固若金汤的江阴要塞轻易被日军攻占。
在淞沪会战中，南造云子与她的同伙还致力于收集华东地区国民党军队防务部署的各种情报，搞到了大量国军的调动情况。仅偷拍国军军事设施、军港、兵站、机场的照片就有千余张，这些情报都源源不断地送到了上海虹口的特务机关，为日本军部在侵华战争中提供了重要帮助。日军间谍卓著成效的工作，使淞沪会战成为一场情报单向透明的战役，中国军队虽然数量众多，但在日军的海空优势和情报优势下最终败下阵来。
3.窃取国军高级机密
在温泉招待所的谍报网布设完毕后，南造云子又回到上海活动了一段时间。1937年7月中旬，淞沪会战爆发前，南造云子化装成中国银行的职员，带了两名助手，混在沪宁列车的难民群中潜入南京，四处活动。她很快利用起旧日的关系，和国民党行政院主任秘书黄浚、外交部的副科长黄晟（黄浚之子）搭上了关系，引发了当时震惊全国的一起间谍案：封锁长江计划泄密案。
黄浚，字秋岳，福建省候官人，早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与日本南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是同班同学。黄浚从日本回国后，长期在北洋政府中任职，与北洋政府中的许多要人及前清遗老遗少多有交往。他写了《花随人圣庵遮忆》，记述了一些晚清和民国初年的人物史实与掌故，在当时的文学圈中有不少追捧者，颇受读者欢迎，黄浚也因此出了名。北洋政府垮台后，小资作家兼白领黄浚先生又到南京寻求发展。好在国民政府不计前嫌，向旧北洋政府官员敞开就业渠道。黄浚进入国府后，得到国民党政府主席林森的赏识，进入行政院担任要职。因他有点才华，又善于溜须拍马，进而又得到了蒋介石、汪精卫等人的赏识，不断得到提拔。东窗事发时，黄浚官至行政院机要秘书，为简任级，其地位相当于国府副秘书长。
按照古人的评价方式，黄浚此人“虽有文才，却少德行，生活淫糜，挥霍无度”。他在南京和上海都有公馆，经常往来二地，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在温泉招待所时，他与南造云子也认识，但未提供什么情报。黄浚的挥霍需要大量金钱，但此时号召“新生活运动”的南京政府官员薪水不甚丰厚。早在南造云子之前，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须麽弥吉郎就以金钱为诱惑，开始了逐步拉黄浚“下水”的工程。在南造云子的美色诱惑下，黄浚迅速投降，在重金和美色之下迅速堕落成一名日本间谍。黄浚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窃取了大量高级军政机密，提供给日本间谍机关，同时还把自己的儿子黄晟拉下了水。
黄晟又名黄纪良，当时刚从日本留学回国，在外交部担任副科长。黄浚又用重金收买了国民政府中一些失意的亲日派高级军政人员，其中包括参谋总部的高参、海军部的高级部员和军政处秘书等级别的人物，这样就组成了一个以黄浚为小头目的间谍集团。
作为国民政府的首都，蒋介石也在南京布设了军统组成的庞大的特务体系。在重重监视下，黄浚和潜伏在南京的日本特务主要有两种联系方法：一是黄浚装作去玄武湖公园散步，用巧克力糖纸将情报包好，藏在一棵偏僻的大树洞里，再由日本特务取走。二是黄浚定期到南京新街口闹市区一家外国人开办的“国际咖啡馆”里喝咖啡，将情报藏在自己的深灰色呢帽中，挂在一个固定的地方。这时就会有一名日本间谍来咖啡馆，用同样颜色的呢帽，把他的呢帽取走。日本方面有什么指示，也放在这顶呢帽中传给黄浚。日本间谍将情报取走后，先送到中山东路逸仙桥南一家“私人医院”，这是一处日本人的谍报机关，然后再送到南造云子手中进行分析整理。后来黄浚怕出事，不再亲自送情报，改派他的司机王某用同样的办法去送。
1937年7月28日，蒋介石召开最高国防会议，商讨封锁长江江面，一举围歼日本在长江内的舰船和陆战队的计划。此计划如能施行，一方面可以阻止日军沿长江进犯中上游，另一方面可将长江中上游九江、武汉、宜昌、重庆一带的70艘日军舰艇和6000多名海军陆战队员围而歼之。会议属高层机密，由侍从室秘书陈布雷和行政院主任秘书黄浚担任记录。黄浚在会上听了蒋介石的这一军事机密，犹如看到了大笔的日元又进到自己的腰包，一时两眼放光。会后，他立即将这个绝密军事情报密报南造云子。南造云子闻后惊出一身冷汗，看情势紧急，倘若经原定程序先与上级机关接头已来不及了，就索性火速将情报交给日本大使馆武官中村少将，由他直接用密电报告东京。
1937年8月6日的这一天，日军驻武汉总领事和在长江驻屯的日军海军将领正在武汉出席宴会，席间领事突然接到这份密报，阅后神色大变。在传阅电文后，所有日本海军军官匆忙退席，宴会主办方惊诧不已。日军军官返回后，随即下令所有军舰立即做好出航准备。此后数天内在长江中上游的日本军舰和商船，全部飞速顺水而下，逃跑似地冲过江阴撤往长江口，所有日本侨民也都随船撤离。事后人们发现，因撤退匆忙，许多日本海军军官和侨民把贵重物品都丢弃在家中，甚至有的人已经把饭菜摆好，来不及吃就撤离了。
与此同时，一份“计划泄密，封锁长江口方案失败”的报告被送到南京国民政府国防部，引起了蒋介石的勃然大怒。在两周前，蒋介石在南京中山陵孝庐主持最高国防会议，决定采用“以快制快”、“制胜机先”的对策，利用日本驻屯上海集团尚未做好开战准备、华北和华东行动尚未统一的机会，抢在日军大部队向长江流域发动大规模进攻之前，选定长江中下游江面最狭窄的江阴水域，在江中沉船堵塞航道，再利用海军舰艇和两岸炮火封锁江面，全歼在长江游弋的日军舰队。
这次秘密会议属高层机密，谁料到竟然会走漏风声，让瓮中之鳖轻易逃脱。在这次大逃亡中，日军共有70艘舰艇（其中包括旗舰八重山号装甲巡洋舰，共计驱逐舰以上的大型舰艇16艘）成功撤退到长江口，甚至日本籍民船也撤退一空。等到淞沪会战爆发，中国海军在长江扣押日本商船时，仅捕获到两艘因轮机故障未能出航的旧商船。
虽然长江中的日军舰艇只占日本联合舰队吨位的一个零头，但却集中了日本海军几乎所有适合江河内水作战的浅吃水舰艇，这对后续入侵中国的作战行动非常重要。情报上的泄密，使国军的围歼计划落空。
同时日本从本土增派军舰，到“8·13”淞沪事变爆发时，日军在长江口已集结包括31艘大型战舰在内的100余艘舰艇，从内地撤出的海军陆战队也参加了随后的上海战斗、杭州湾登陆等行动。
不过有得必有失。南造云子在事件中及时送出了情报，使日军抢占了战役的先机，但她启用紧急情报通道，引起了国军情报组织的注意；而长江计划的泄密，也使当局大为震怒，决心清查此事，一场除奸之战在南京城内悄然打响。但到此时为止，这个狂妄的日本女间谍不但毫不收敛，反而启动了更为大胆的行动计划。
4.刺杀蒋介石
抗战初期，日军为了彻底制服蒋介石与国民党政府，曾命令潜伏在华的日本间谍把暗杀的矛头指向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亲英美派官员。南造云子将刺杀蒋介石的任务下派到黄浚处，让他组织人员和情报，对蒋介石的活动进行监视，从中寻找下手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