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总统为维护其统治的有效性也少不了钱，下级贿赂上级。韩国报纸写道，“权力是需要金钱来管理的”，“权力所赚的钱为管理权力服务”。总统需要用钱收买部下的忠心，使其感恩戴德，俯首贴耳，或收买在野党议员，使国会开会时不出大乱子。在前两任总统执政，每逢节日，总统都要以自己的名义向下属发放5—6万个“下赐金”红包，一次的金额就达数百亿韩元。在全斗焕、卢泰愚下台时，还分别向自己的心腹和参谋班子送“饯别金”，数额从数千万韩元到数亿韩元不等。前国防部长官李钟九曾一次得到全斗焕赠送的7亿韩元“饯别金”，前总统外交安全首席秘书金宗辉也曾得到卢泰愚的数亿韩元“饯别金”。这些钱当然不是总统掏腰包，而是出自其掌握的秘密政治奖金。
韩国总统的秘密政治奖金还有一个必不可少的用途，就是为自己下台后作安排。全斗焕为了在下台后有个退路，早在其执政时就把大量政治资金秘密投入到自己做后台的“日海财团”。卢泰愚在多家银行用假名存放巨额秘密政治资金，其用意也不言自明。韩国报纸对此写道，“钱是维持权力的重要手段，而当手中无权时？前总统）依靠的就只有钱了”。
进入白宫的金钥匙
据英国《独立报》1996年1月28日约翰？卡林文章载，1月24日晚上，在华盛顿的晚宴上，共和党为今年的总统竞先活动募集了1600万美元。这次被共和党全国委员会说成是“通往白宫之路”的盛大活动，其定价为每道菜1000美元。
参加宴会的3200名宾客之所以平均每人捐赠5000美元，是因为该委员会向慷慨的捐赠者提供一些令人愉快的机会。莱单上，捐赠4000美元就可以与众议院议长纽特？金里奇合影留念。如果捐赠得更多，还可以与共和党要入进行更亲近的接触。比如，希望作为此次宴会“主席之一”而载入史册者要出资25万美元。这笔钱还能保证获得四张票，参加今夏在圣迭戈举行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以及与金里奇和鲍勃？多尔共进午餐，多尔是在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角逐中居于领先地位的参议员。
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并非不屑于进行类似的交易。但是，由于民主党人不如共和党人那样容易从富裕的美国人那里募集到捐赠，因此他们以比较低的价格提供较丰盛的伙食。
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去年夏天发出的一封信表示：捐赠10万美元者可分别与克林顿总统和戈尔副总统共同进餐两次，另外还要派该委员会的一名委员解决捐赠者的“特殊要求”；捐赠一万美元者可获得1996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优越地位”；捐赠1000美元者可获得邀请，参加希拉里？克林顿和蒂帕？戈尔主办的活动。
尽管这些诱惑俗不可耐，可是立法者与捐钱者之间的交易，说明了普遍存在的制度化赞助体制正在腐蚀制宪元勋们的美国民主观。赞助竞选必然有附带条件。国外对美国两大党的意识形态之相似感到困惑，对失业者劳动阶层在政府中代表名额不足感到困惑，对克林顿总统1月23日在国情咨文中愉快接受先前属于共和党右翼观点感到困惑的人，只要看到统计数字就足矣：竞选捐助70%来自大公司。
以克林顿为首的新民主党人还不如老民主党人关心美国底层劳动力所处的困境。来自芝加哥的著名工人律师和作家汤姆？盖根说，他们的境况比欧洲任何一个国家的底层劳动力的境况都差。盖根说：“像克林顿这样的人很难在筹集经费的晚宴上对听众说他希望看到工资有所提高，因为那笔钱要从他的捐款人腰包中出。”
吉米？卡特优先考虑的问题与克林顿优先考虑的问题的区别，可以从这个事实中得到衡量：去年下半年总统候选人募集的经费？6000万美元）比1979年——即卡特败给罗纳德？里根的竞选的前一年——上半年总统侯选人募集的经费高出5倍。
如果说依赖富裕的捐赠者——他们中很多人在同一竞选中既资助共和党人，又资助民主党人——使角逐总统的候选人对大公司的利益形成了基本的偏袒心理，那么政客个人与富有的捐赠者之间互惠互利的关系也有大量事实可以证明。沸沸扬扬的白水事件，因有人怀疑克林顿夫妇在克林顿担任阿肯色州州长时，利用职权与当地一位富有的银行家共同进行房地产投机活动而引起震动。查看竞选共和党总统提名人的主要角逐者的档案就会发现，他们也有“白水”问题。
看一眼为多尔提供捐赠的长长的公司名单可以发现：加洛酿酒公司捐款最多。该公司不在多尔的选区堪萨斯，而在加利福尼亚。美国出版的《收买总统》一书详细说明了多尔与加洛公司及其它公司的互利关系。
糖弹下的牺牲品
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说：“‘上粱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倒下来’。对腐败现象如不采取坚决措施加以克服，任其发展，就会葬送改革开放大业，最终也会危及党的执政地位。”
廉政风暴一浪高过一浪，贪官污吏终将落得可耻下场。据国家权威部门向社会已经公开的统计数字表明，截止1995年5月，受到撤职、惩处的司局以上领导干部就达500人之多，这还不包括那些正被指控、被调查的违法高官。其中，影响较大，被永远钉在耻辱柱上的违法高官有：
原江西省省长、中共江西省委副书记倪献策，因收受贿金，被判处两年徒刑。
原新疆自治区副主席托尔提？沙经尔，1989年因利用职权支持非法倒卖活动，并收受贿赂1.6万元，被撤职惩处。
原海南省省长梁湘因受贿等经济问题，1989年被罢免官职。
1990年，原铁道部副部长罗荣光以权谋私、收受贿赂，被指控撤职查办、开除党籍。此案涉及到郑州铁路局的局级官员5名、处级官员19人，犯罪金额达96万多元，均被停职查办。
1991年，原铁道部副部长张辛泰被提起公诉，缘由是张辛泰在担任罗云光专案工作组组长期间，竟收受一不法分子价值近3万元的家电、高档名酒等赃物，步了罗云光的后尘。
同年年底，原青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韩福才收受贿金3.8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的惩处。
1992年，洛阳市市长武振国因收受贿赂，为贪污、从事漏税等经济犯罪分子撑腰、包庇，给国家和集体造成经济损失而被革职，投入铁窗。对武振国一案的逮捕令，是1990年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思卿亲自批发的。由此可见其阻力重重、历经艰辛。
1993年，广东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工作局向社会公布了一个举国震惊的受贿案例：原深圳工程咨询公司副总经理曾利华利用职权，自1991年5月至1993年3月间，向外商、港商大肆索贿受贿，其总额达700余万人民币，创下建国以来的最大受贿额。最终，这700余万元人民币给她买下了一颗结束自己生命的子弹。
1993年6月，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在《关于加强党内廉政建设的通知》中披露了一个鲜为人知的案例：原矿工出身的全国劳动模范、河南省优秀共产党员、中共汝州市委书记、汝州市市长徐中和因与其同伙勾结，贪污受贿达100余万元，还有数十万元之巨额的财产来历不明，而锒铛人狱。
1993年夏，原中国银行长沙分行副行长李秀云等9人，因违章拆借资金与行贿受贿者联姻，共收受贿金100余万元，全部被提起公诉，送上审判席位。
1993年11月8日，江西省人民检察院经过一系列认真、细致的调查取证后，决定对鹰潭市副市长魏时中正式立案检查。检查结果，魏时中及其老婆侯水娥利用职权，先后共同收受罪犯贿金16万余元，违纪非法所得近10万元，双双被押上了人民的审判台。
1994年3月4日，原国家科委副主任李效时，因在京城巨骗沈太福的长城机电科技产业公司非法大规模集资活动中，给予了积极而坚定的支持，并从中收受贿金4万元及另有贪污行为，而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
原上海市卢湾区副区长祝文清，因收受贿赂10万余元，而被判刑。
原广东省惠州市公安局局长洪永林，因收受贿赂34.8万元人民币，港币91.4万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而被判处死刑。
原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一厅厅长李开甫，因利用职权收受贿赂，承诺将死刑犯改判死缓，而被逮捕。
